本站原创摘 要：卞崇道先生是中国日本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日本问题研究》杂志的特约编委,在《日本问题研究》面临转型与突破的那段岁月,一直鼎力相助、施以援手,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杂志的事情.在卞先生去世近一周年之际,我们相约几位日本哲学与思想界的专家、也是卞崇道先生生前的后学和朋友,推出一组文章以此纪念先生.文章从《日本问题研究》与卞先生的交往历程,缅怀卞先生为人、为学的崇高风范,并告慰他对《日本问题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关 键 词 ：卞崇道；《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学术刊物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07-04
就在去年的最后一天（2012年12月31日）,中国日本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卞崇道教授因病与世长辞.当卞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问题研究》杂志社后,编辑部上下顿时陷入悲痛之中.卞先生是《日本问题研究》的特约编委,在刊物面临困境与突破的那段岁月,一直鼎力相助、施以援手,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叮嘱我们将杂志办好,并交代了专栏后续事宜,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日.在卞先生去世近一周年之际,我们相约几位日本哲学与思想界的专家、也是卞崇道教授生前的后学和朋友,推出一组文章以此纪念先生.作为笔者,想从《日本问题研究》与卞先生的交往历程,缅怀卞先生为人、为学的崇高风范,并告慰他对本刊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危机下的相识
平心而论,《日本问题研究》创刊至今,走过了崎岖而不平凡的道路.早在上世纪6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河北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所,同时《日本问题研究》创刊,由当时国内日本经济专家、河北大学教授孙执中先生担任主编,主要刊发日本经济、金融类的文章.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日本问题研究》登载了诸多富有时代特色和重要学术价值的好文章,其中,许多论文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日决策的参考资料,在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现实的客观问题,这些年,《日本问题研究》质量不尽如人意,2008年,学校决定将《日本问题研究》杂志并入刚刚成立的期刊社,由本人任负责人并任该刊常务副主编.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本印装简陋的“小册子”.翻看杂志,作者大都为在校本科生,刊物的稿源、内容、质量都处于较低水平.
面对这样一种窘迫的局面,笔者不禁自问：出路在哪里?如果说编辑队伍、编辑水平是办好一家刊物的关键,那么毫无疑问作者队伍、稿源质量则是一家刊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突破口就在作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张在全国寻找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的大网随即张开.编辑们夜以继日查阅全国各地日本问题研究的作者地址,半年时间里,给全国的专家发电子邮件一千多封,、短信不计其数,足迹也走遍全国各地.就在此时,我们和卞先生相识了.
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卞崇道先生大器非凡.他感动于我们办杂志的执著,倾全力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杂志和编辑,他先是将国内有潜质的学者的文章推荐给我们,很快还把他自己的两篇得意之作给了《日本问题研究》!我不懂佛学,但我相信世间一切皆由因缘贯穿连结,很多事总要事先有因有缘,才会结缘结果.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和卞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人清楚地记得2011年的7月4日,我们第一次到家中拜访卞先生的情景.当时我们虽已和卞先生有过多次邮件和联系,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对于我们的造访,卞先生非常高兴.七月的北京,酷热难耐,我们赶到卞先生北京家中时,他已给我们打开了空调,备好了西瓜.没有初次见面的生分,也没有过多的主宾间的俗礼,大家都如同相识已久的朋友畅所欲言.卞先生先是将他已经出版的几本著作赠送给我们,包括《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日本哲学与现代化》、《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东亚哲学与教育》.接着他又对当前日本哲学界的具体情况给我们作了介绍,在谈到我们的刊物时,卞先生尤其感慨良多,主要是国内专门的对日研究的学术期刊太少,加上我们不过三四家杂志.对于我们近期的一些举措,卞先生深表支持,也建议我们能给更多的国内日本研究的作者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
更令我们感动的是,卞先生精心做了谋划,他专门打印出一张纸质版的“日本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专栏企划提案,在这个提案中他先是给出两个方案：一是以时代区分,登载包括前近代日本哲学和现代日本哲学（侧重于西田哲学以后）的文章,共六期,分别为第1期“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第2期“德川思想的哲学探究1”；第3期“德川思想的哲学探究2”；第4期“神道思想的哲学性”；第5期“日本的佛教哲学”；第6期“近代日本哲学的成立”.这也是我们以后非常成型的很有名的栏目“日本哲学研究”.二是以问题设计,分为第1期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第2期德川思想的现代性,第3期西田哲学研究的热点,第4期日本文化研究,第5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业绩,第6期战后主义哲学等.当然以上的筹划看似简约、抽象,但事实上卞先生已经为专栏的具体实施做了准备,包括从文章的多个角度的开展、规模、字数,甚至有的还和日本哲学、文化界的学者取得了联络,征求了作者们的同意和意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直到这次拜访的当日我才知道卞先生已经身患重疾两年多了,好在治疗及时,在当时我们看来,卞先生不像是得了重病之人,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就算是真的有病在身,卞先生也会吉人自有天相,况且现在医疗技术发达,治愈或控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谁能料到,厄运还是在不久之后就降临到我们尊重的卞先生的身上.这种感慨已是后话.
二、重逢与告别
就在和卞先生初次见面的两个月后,我们又在南开大学再次相聚.2011年的9月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举办的“全球化过程中东亚文化的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对当下东亚历史、哲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作了探讨和交流,卞先生在大会的开始阶段作了主题发言.对于我们杂志来说,参会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近年来东亚,特别是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动态,并借此机会与学者们建立联系,广结善缘.可以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全景式的了解了国内日本问题研究的最强阵容,而这又是得益于卞先生的从中牵线搭桥.会下,卞先生不顾自己有病的身体,大力宣传《日本问题研究》近年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将我们携带的杂志传阅给参会的新老朋友.在各种场合,卞先生始终让我们的编辑挨着他坐在一桌,不断地介绍这是谁谁,在哪个单位,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等等,甚至有种倾全力在极短的会议期间让我们认识日本研究圈子的全部知名学者.葛兆光、杨栋梁、李卓、刘金才、牛建科、赵德宇、刘岳兵、宋志勇、沈海涛、崔世广、潘畅和、徐水生等一大批新老朋友共聚一堂,认识的、不认识的、听说的、没听说的,都在卞先生的穿梭往来中一一交换了名片,朋友们也多次提到《日本问题研究》在近两年里各个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都爽快地答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奉献给我们杂志.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个对卞先生来说重大的决定,那就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决定不再担任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的职务,并通过会议协商、选举由北京外国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任新一届会长.在卸任感言中,卞先生语重心长地谈到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历史和现状,他将学会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归功于大家,将存在的不足都归结于自己,用他的话说,“总而言之,是我这个会长做的不够好.”这种虚怀若谷、勇担责任的精神感染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卞先生以名誉会长的身份将我们编辑部的青年编辑推荐为中华日本哲学会的会员,力使学会的活动和产生的学术成果能让《日本问题研究》在最快的时间内得以知晓,这种良苦用心不用我在此多言,相信大家也能深切感知.
时间过得真快,当我们信心满满地投身在一系列新的办刊计划中时,却收到了卞先生发来的一封邮件,原文如下：《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的朋友们：你们好.由于身体状况不容许我再继续工作,所以,贵刊专栏我无力为继,爱莫能助.如果你们想继续的话,吴光辉教授是个极好人选,他热心于日本哲学研究,日本学界人脉广,做事又认真,踏实.我已给他去信说明了.非常遗憾.但我坚信你们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卞崇道
落款的时间是2012年2月17日.这封邮件虽不是最后离别的告白,但对我们而言却有种预感.世界上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2012年9月15日,当我们再见到卞先生的时候,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涵义.那是我们被邀参加由中华日本哲学会与藤田正胜教授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东亚哲学的形成与思想间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卞先生带病从医院赶来并在开幕式上致词,与会的朋友肯定和我们是同样的震惊,原来一向儒雅、端庄的卞先生几个月不见,眼前的他身体枯瘦、面容发黑,北京的九月还算炎热,卞先生却穿着厚衣、戴着帽子,虽然被人搀着走近会场,但手里始终拄着拐杖,当时给我的感受是“病来如山倒”,这绝非虚言.卞先生的发言声音很小,气若游丝,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卞先生又来了,来和他平日熟识的朋友、知己、学生做难忘的促膝交谈.他的发言一毕,全场为他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崇敬、是赞许,是一种深深的爱戴!
会议间隙,我们将2012年第1期由卞先生牵头,与林美茂、藤田正胜、渡边二郎等学者在我刊发表的一组文章①（这组文章后来全部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