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智慧、中西政治哲学比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等几个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启迪与借鉴价值.
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
自孔子提出“仁以复礼”和“正名”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来,儒学在其20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社会政治理论.与会专家从政治学、学、文化心理学、文化行为发生学、社会控制论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讨.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作为东亚社会政治治理的主要指导思想,有其自身整体的特点.韩国延世大学李光虎教授认为,作为数千年来东亚文化主轴的儒学思想,其整个体系充满了德治论.儒学的德治论贯通于儒学的自然哲学、人文哲学、教育哲学与社会哲学中.日本爱嫒大学邢东风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有以政治为本位的特点.从儒、道、佛三种思想体系描绘的理想世界类型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中人们对社会所抱有的基本期待.
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与东亚特有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从文化心理学角度指出,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在思维方式具有关系性、处境性和相互依赖性等特点,这是《周易》宇宙观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日本桃山学院大学串田久治教授认为,《周易》的阴阳思想生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即不偏重于一种价值观,理性平衡地接受正反两方价值观,并重视它们之间的调和；这产生了传统中的平衡历史观.
《周易》深刻地影响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认为,易学奠定了汉唐经学的基调及其所营造的儒家哲学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方向,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由此得以基本定型.吉林师范大学薛柏成教授认为,《易传》反映的是孔子与原始儒家的思想,其所提出的立人之道即仁与义也就是原始儒家全部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
近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因误解而受到批判,因此重新正确解读儒家的政治思想很有必要.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认为,清华简《保训》篇中的“中”字,应当训为“和”.周文王临终嘱托给周武王的“中”道,实质就是和谐政治之道.南通大学余卫国教授认为,孔子在充分肯定“三代”治理之“道”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情况下,建构了一个集“道”、“德”、“礼”、“仁”、“孝”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这是儒学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根据与深层原因.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认为,康有为立孔子为孔教教主,是因为孔子的一切思想是围绕其救世情怀而展开；沿着这条思路,康有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孔子之道的内容,奠定了孔子成为教主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儒家外王治世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韩国江原大学高在旭教授认为,孟子以性善说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最终是为建立理想社会确立理论基础,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依靠王道政治实现一个男女老少一起共享的福利社会.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朱光镐教授认为,孟子所谓“何必曰利”,并不是说孟子反对利,而是主张“与民同利”；就君主而言,即是要以道德为利.日本广岛大学乔本敬司教授认为,荀子思想由“分―兼”的思维方式贯穿着.荀子主张“群”,是为了把人们存在的场所由家转向国家,其提倡君主应“尊贤使能”,也是为了把构成群的士民由家的存在转向国家的存在.荀子根据“分―兼”的思维方式,主张君主与宰相分工,共同治理国家的君主论.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的得失与经验教训值得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认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最核心的问题,是“正君心”的社会实践问题.正君心本来与重民心相联系,但历史的发展,治国的重心向正君心一方偏移.汉儒与宋儒在治国理念上有差别,但是正君心而一天下是他们共同认可和坚守的理想.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对华夏传统政治精神,即五帝三王以来道统思想及其统治地位的重新恢复与确认.汉代儒学虽获得独尊地位,但其过分关注现实政治并依附于政治的局限性,不仅影响了两汉政治的提升与进步,而且影响了汉代儒学的提升与进步.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其社会治理思想值得特别关注.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认为,宋明理学提出了天理论与道统论,引出理学两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一是天理治国论,二是由道统转化为政统,这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西政治哲学比较
对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与西文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儒家的政治哲学的长处与不足.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指出,中西古典的政治理念存在着不同的思维路向：古希腊古典政治哲学遵循的是以制度为中心来解决城邦政治出路的思维路向,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主张圣王政治,是以主体为中心来寻求解决政治出路问题的思维路向.民族大学刘振博士认为,中国的政教关系既不能单纯从政教二元中加以考察,也不能脱离“礼”的束缚来讨论.在礼教的传统中,政治、宗教各有其名分,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通过礼制相互作用.中国的政教关系是“国在礼中,礼贯于政,礼主教从”.来自巴西的凯文德拉图尔博士与西蒙娜德拉图尔博士指出：各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最终通过沟通、研究和相互理解之后被缩小甚至达到一个共性,这一共性可以被认为是“普世性种族”.他们主张以“普世性种族”作为所有跨文化间交往的方式.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宋在伦教授提出,在北宋庆历新政的改革中,北宋的政治家们通过对儒家经典重新诠释,变革周礼,运用“乡约”的方法来治世,限制了政府权力的膨胀,这些主张自治、扩大分权思想的出现,表明宋朝宪政主义思潮的上升.
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认为,作为现实依据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当这种价值观被主体所接受时,主体的善良意志,或者说诚意与德性就随之而产生,这标志着永恒、普遍、无限的绝对者的形成,相对走向绝对,普遍价值因此得以可能.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副教授指出,郝大维与安乐哲提出的“儒家”的观念,说明中国能够摆脱纯粹西方意识形态式的话语,立足自身深厚的社群传统,提供中国话语的思想资源.传统儒家中关于“人”与“民”的思想与制度及独立发展健全“人”的思想,使儒家与观念沟通与融合是可能的.上海财经大学吴雅思博士比较了颜李学派与亚当斯密义利观的异同,认为二者有着极大的理论背景与理论内容的相似性,但由于制度、文化传统、个人境遇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它们的历史命运迥异,给中国和英国的国家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儒家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智慧
儒家的政治哲学中特有的政治智慧有待我们的诠释与发掘.华东师范大学陈教授认为,春秋以来,以“正”解“政”观念的出现,终结了此前政治不分的现象,将政道与治道区分开来.这导致了对政治观念的新理解：治道的主体是基于治人与治于人之分而产生的治人者,而政道的主体是每一个人.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认为,孔子的“正名”思想,指向“兴礼乐”的人伦价值系统重建,是一种以德性的回复为进路的价值重建.孔子正名,是对社会德性及其表征的德目系统的正本清源,是对易混淆的德性及名目的厘清,其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具有方法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指出,“和”与“礼”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儒家的“和”,凡是指称社会和谐的,都与“礼”直接相关.“和”与“礼”的关系,体现了儒家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思想.
德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各具有功能优势.陕西师范大学韩星教授认为,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儒家教化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我们应重视开发利用儒家寓治于教的思想传统.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纬毅博士认为,对于施行法治、统一六国的秦国,儒家思想是弥补法治不足的一个最佳抉择,然而秦始皇却因各种原因错失了这一政治抉择.安庆师范学院罗本琦教授与人民出版社方国根编审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功能互补,两者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最优化结构.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成德也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学以修身的美德学为起点和重点,然而它与治平,及人际间的规范、交往也是密不可分,传统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美德学形态,生活与教化也是处于一种“既合又分”的关系中.香港大学邓小虎博士认为,荀子之“礼”的概念,是一套安放和人生的规范,其内含的人伦规范,既能够使人有效地满足,更能使人享受到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价值；其不仅具有规范的意义,还具有在社群中“成人”的意义.韩国圆光大学金学权教授认为,《周易》揭示了贯通上下两个方向的圆融无碍的修养方式：一个是通过理性的省察觉悟天道而进行向下的“成性存存”的修养方式,一个是通过日常经验扩大知识面后觉悟天道而进行向上的“穷理尽性”的方式.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人性与天道的合一.
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政治哲学因能够有效地应对当代社会国际与国内的各种问题,而凸显了其重要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认为,儒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当前新时代、新形势、新危机、新冲突面前,儒学要“与时偕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来建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儒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这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责任.和合学就是试图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新观点的核心话题和新的诠释文本,尝试开出新儒学的生命智慧.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关于正义观念的思想理论传统,即思考正义问题的“中国正义论”.然而在“西学东渐”以后,这一传统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鉴于当代国际国内的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迫切的实践要求与建构一种真正普适的一般正义论的严谨的理论要求,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
儒家的道德思想对当下树立道德新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深入考察了儒家“诚信”观念的历史生成,指出“诚”主要涉及人内在的心理态度与心理状态,“信”主要指人的言与行之间的相合与一致；“诚”与“信”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诚信”观念在当代应成为端正人心,扶植正气的一个起点.《孔子研究》梁国典主编、彭华编审认为,孔子及先秦儒家以培养造就“君子”为目标,君子是具有仁、义、礼、智、忠、信、勇等十项品德的理想人格.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是培育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认为,儒家的生态哲学把动物、植物、大地、山脉、河流都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一员,重视它们的内在价值,要求用道德的态度对待它们.儒家的生态文化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中国传媒大学杜寒风教授认为,孟子尊老敬长的孝治思想更强调孝的实践性、针对性,更看重孝的实际功效.这一思想对日益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吸收儒学的智慧对当代学术发展及公民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认为,熊十力在《群经示要》概括出“群经治道九义”,以儒家经学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外王学体系,这一现代形态的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确立,对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施炎平教授认为,通过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资源的梳理选择和合理吸收,有助于在“道与智慧”的层面上重建中国现代管理学.
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也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复旦大学邢丽菊博士指出,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相比中国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韩国道学思想则是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延边大学金哲洙教授认为,李珥主张人君应具有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以渐近的变通和改革实现“救民”、“利民”、“安民”目标的思想,对当下这一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有重要的启迪.日本家庭教育振兴会会长永池荣吉博士认为,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成功的社会治理,其中贯通着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