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考上北航索款10万,大水冲了龙王庙砸了自家人
庞宏冰只是冰山一角.
这只角迟早要露出来,不露在北航也要露在别的学校.至少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是坚信这一点的.有理由相信,庞宏冰的暴露,与央视记者的“蓄谋等待”有关.央视还曾跟踪陈馅月饼,跟了1年.
庞先生不幸,撞上了李先生.李先生的孩子2004年高考考了750多分,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广西共招生69人,他孩子的分数排在40多位,估计被录取问题不大.果然,在7月10日录取工作开始后,李先生得知孩子已被北航提档.
7月下旬,李先生接到一个,对方称李先生的孩子如果想上北航,要交10万元,否则就退档.李先生心里有谱,没必要给这冤枉钱,就告诉对方“如果你能退就退吧”.
不料,李先生第二天通过熟人打听得知：自己孩子的档案真的被退出来了！来者果然能耐!此后几天里,李先生一家不断地接到,并间接认识了自称是北航赴南宁招生联络员的庞宏冰.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站上,庞宏冰是该校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在南宁政府的信息网上,庞宏冰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属天宏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无奈,李先生口头同意交10万元,其实心里另有算计.7月28日,李先生终于在招生中查到了自己孩子被录取的消息.
7月28日,李先生收到一个自称是北航天宏科技有限公司刘天平的人发来的一份已拟好的工程协议书,要求把10万元钱以工程款的名义打入天宏公司.李先生认为协议书中只提到北航天宏科技有限公司,没有涉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拿到录取通知书并无保证,遂提出疑问.刘天平表示：“教育部不允许点招学生,所以采用工程款工程款这种间接方式.”
至8月10日,李先生发现已有考生收到北航的录取通知书,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收到.这回真的没辙了,李先生向机关报案.8月11日,在南宁市区一所农业银行的营业厅里,刚收了李先生10万元钱、准备存入天宏账户的刘天平被警方抓获.当晚23时30分,庞宏冰也被警方传唤.
8月12日,警方冻结了天宏公司南宁分公司在农行的账户,发现从7月10日至8月11日,他们以北航天宏公司的名义,收取了8笔大额汇款,共计55万元.
《南方周末》记者检测冒求学送钱者与广西一招生相似度检测康某联系上,记者写到--
“这个你放心,”康某保证,“你肯定是知道了庞宏冰的事,但是我们跟他不一样.庞宏冰是因为太贪才被抓的嘛.”康某认为,庞宠冰和学生家长李先生肯定是事先没有谈好,事后起了纠纷又急着要钱,才以退档为要挟,“把人逼急了”.
康某也承认宠宏冰有自己不能相比的关系：首先庞原是北航的老师,和北航各方面熟；其次庞的公司负责开发了考试院的远程录取网络,庞和考试院方面交情深；最后庞是广西玉林人,又在教育界混迹多年,在广西地方关系很广.
另据了解,“李先生”本人就是广西玉林教育界人士,也有一定关系,才能越级和庞这样的大后台直接联系上.一般情况下,上下端各自付出代价,最后各取所需,利益在各环节中按规则分配,决不会出乱子.也只有当“急于贪财”的庞宏冰,碰上了本身具备不小活动能量的学生家长李先生,利益没搞掂,才会导致利益链条的断裂......
校长手下有50个企业,要钱的手到处都有
北航招生丑闻一出,舆论哗然.北航校长、中科院院士李未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要“诚恳地”向社会表示歉意,发生这种事件,给北航的声誉和全国高考录取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李校长希望《焦点访谈》所报道的事件是一个孤例.
从北航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和天宏科技并列的校办企业有50个之多,这些校办产业都归结在北航天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下.成立于1998年6月的北航天华公司是代表北航经营、管理学校的经营性实体,包括科技产业、文化产业、传统产业、怎么写作业及物业管理等.点击进入一家名为“大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的网页发现,这家以生产移动通信网络、传输、数据管理系统以及视频会议系统为主的企业,创始人便是现任北航校长李未.
10月18日,招生丑闻的处理下来了.宠宏冰被处留党察看2年,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其它几位当事人和主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也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没有人涉及司法程序,校长李未也无声无息.
以一校之长和中科院院士之尊,李未未必愿管那50个校办企业,也未必管得住那成百上千的庞宏冰.李未所希望的北航招生丑闻“是一个孤例”,有理由相信,他在说这话时,自己也未必相信.因为,在此前后,高校涉钱丑闻不断.
4月2日,作为主犯之一,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尚荣多因3年前在四川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招生时,“涉嫌贪污公款5万元,共同贪污公款2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另一起丑闻--
西安老宋的孩子第二志愿报考了西安财经学院,高考成绩超过了该学院的第一志愿录取分数线.7月23日下午,老宋接到了自称是西安财经学院招生办的：我们学校第一志愿的考生很多,原则上不招第二志愿的考生.中女教师接着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愿意交钱,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办公室.
“到银行我找谁呢”老宋问.女老师答,你只要去,有人接待.
接下来的情形很像地下工作,或者黑社会.老宋一行数人连忙打车赶到了那家农业银行.他问办公室在哪里,一个瘦瘦的男子不说话,只是招手让他过去.确认老宋把钱带来了,他让老宋一个人进了办公室,其他人都被拦在外面.老宋刚进去,厚重的铁门“哐”一声就关上了.屋里有七八个人,桌上有两部验钞机,旁边是一个本子,本子上面依次是编号、数目(都是3万元)和家长签字.老宋说自己已被排在第几十号.
无名者把钱收了,但没有或收据,连一张纸条也没有.老宋问“有没有?”对方反问：谁叫你来交钱的既然是招生办的人要你来交钱,有啥不放心呢老宋又问,录取的情况能在网上查到吗对方说不可能,第二志愿的反倒被录了,人家第一志愿没被录取的要是知道了,岂不是得来反映！
另一起被的是西安音乐学院,被录取的学生每人至少也要交3万元.
7月24日,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胡致本到西安音乐学院,传达了教育部部长周济的指示：对此次收费定性要准,把与招生挂钩的所有收费全部退回,不符合音乐艺术标准的学生要退回,做好善后工作.
领导的话管不管用《了望东方周刊》报道：西安一位姓张的先生看到媒体报道后,7月27日到学校招生办问退款的事,被告知,“要退可以,写个申请,连钱带人一块退.要想上学,就别参与这事.”记者还见到学校招生办一位男士对家长说,“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央视也放了,谁想退就把、准考证、通知书都拿来,我们都退,退钱退人.”
教育部反对教育产业化,2000亿乱收费真检测存疑
虽然下属不给领导面子,但领导仍然爱护着下属.
10月,教育部部长周济批驳了“教育乱收费达2000亿元”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断,建议不要把个别学校的问题通过乘法变成整个教育界的问题.
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他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学校不是市场,本科生有钱也不准住单间.他同时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在教育界,学者杨东平素以直言著称,他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给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换言之,他是赞同教育产业化的探索的.
然而,一些高校在获得有限的自主权后,就出现了腐败现象,杨东平用“钱学交易”称之.他举例,办校办企业获利并不容易,但如果学校多收100个学生,每个学生3万元的费用,就是300万元的收益！
于是,杨东平有了别的想法：在现行条件下,监督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查究问责制度都不够健全.“衡量一个制度,还要看实践的后果.如果这个制度只滋生10%的腐败,还可以保留.若是腐败达到90%,那就要停止.”于是,杨与教育部官员想到一块去了,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当然,官员们会说哪有那么大腐败5%都没有！《京华时报》评论说：就教育乱收费问题而言,公众和行业主管部门在信息上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不是让它成为一笔糊涂账.
教育产业化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如果教育是公众产品,那么就应该完全由政府埋单,如果它是私人产品,那就应该由受教育者自己掏腰包.时下的主流意见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又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前者形成社会收益,后者形成个人收益.
有评论说,为什么教育产业化会为千夫所指原因在于,现行教育产业化呈一种畸形扭曲之态,并发生在体制内,实质是各公办高校在完全垄断条件下打着产业化的名义搞高收费和乱收费,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并不可怕,像新东方等民办教育的产业化不是搞得很好吗真正意义的教育产业化不会毁掉教育事业,但确实冲击了垄断教育.
尽管教育部官员一再声明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但“名校办民校”这一大手笔,实实在在助推了产业化一把.然而,谁的产业化?是社会的?还是教育部的?
1998到1999年间,外贸不力内需不振,这被认为是倡导“教育产业化”外在因素.
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教育收费是逼使国民消费的好办法,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当时最经典的测算是这样的：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三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个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这240亿可拉动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一位学者说：“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政府没钱或都者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国民身上.”
2003年9月9日,联合国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她指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家长或其它来源来补上.”
有人研究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的做法,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
集权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养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211工程”.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
教育出版为平均利润的520%,海南党校狂
围绕教育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入学,课本,教辅材料,课外辅导,各级考试,所有这些形成一个利益链条,这已是公开的潜规则.
中小学教育被称为全民消费,而教材以庞大的发行量和令人难以想像的巨额利润成为各出版发行商的最爱.码洋及利润最高的出版社,不是玩高雅,也不是搞畅销,而是宰学生.老板放话：“给你(学校)30%的回扣,我还有50%的利润.”
中小学教材由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发行,垄断使其多年居高不下.据广州教育部门统计,20年前,中小学生每学期的课本费不超过10元,而现在普遍达到了200到300元,上涨了二三十倍.广东省出版集团的调查显示,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教材,多数乡镇书店更是达到了90%.而从终端销售的情况来比较,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总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80%的市场份额,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平均利润的520%.
文凭是教育利益的封喉之剑,无数有追求的人士扛着大包的钞票涌向文凭,甚至严肃正统的党校也卖起了文凭,比如海南省党校.
1999年6月18日,海南省党校拿到了可以颁发研究生毕业文凭的批文.关于这个批文的说法是：考虑到海南省青年后备干部培养的实际需求,要与某名牌大学联合举办研究生班,争取由主办大学发书,如果主办大学不能发,则由省党校发书.
与名校办民校相对照,这次是名校办党校,党校也要分一杯羹.
海南省党校首次招生就突破了40人的限额,实招160人.只要交钱,招生的条件一次次被放宽.2001年党校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所一次就招了110人,海南某县的学员名册上,包括税务局局长、土地管理局局长、局副局长、供电公司经理、烟草公司经理、乡长、镇长......一个县近40个乡镇和科局的领导几乎被一网打尽.根据相关规定,这些人中只有3人符合国家研究生班的报名条件.
本科学历班比研究生学历班更能捞钱.从2001年初到2003年3月被叫停的两年多时间里,据统计,至少有1700万元落入办学者私人腰包.
党校是财政拨款,上学的党员干部们的学费大多也走了财政,大家联手骗国家.学校腰包鼓了,学员有了文凭,为将来的升官晋级树起了招牌,大家都快乐.不快乐的只有国家.如果司法系统不好查,请审计署李金华来,能者多劳--不是我们无能,是教育利益集团太厉害太霸道了.
对于那些认为高校霸道的师生们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和教育部正在内部磋商的一个司法解释也许可以使他们看到希望,但高校利益集团却力图将司法解释扼杀在摇篮里.
8月11日《法制日报》披露,这一司法解释拟将有关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处理和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在此之前,中国法院对大学生对高校的诉讼大多不受理.这项司法解释如果能最终出台,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与师生之间的纠纷不再只是教育机构的内部矛盾,而成为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的社会行为.
如此一说方知,中国竟还有这样一块法外之地.过去租界就是这样的.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权威人士向《了望东方周刊》证实,该院行政庭正在讨论的这个司法解释至今尚未定型,甚至连最终是否可以出台还不好说.
堂堂最高法院人士尚无信心,可见阻力有多大.
提到大学生状告高校,人们会想起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刘因为对学校不颁发学位证和不服而起诉.尽管法院一审判决刘胜诉,但在二审中,据报道遇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刘的诉讼请求最后被北京海淀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家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刘燕文一审胜诉的消息让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高校深感不安,有的高校通过教育部甚至一些担任人大代表的本校学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不要受理类似案件,照这样的判法搞下去,高校将面临如潮的官司.
可见,高校利益集团的强大,重要原因在于其背后有“不正常”的靠山.
取消会考拍案而起,张维迎能走多远
也许有教师早已看透眼下的应试教育既摧残学生也折磨自己,期望以正常的心态正常的逻辑正常的方法教育学生,但是,他们自己也被绑在考试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已.在小学低年级时也许还尚有可为,但到了考初中、考大学,那只有玉石俱焚,被迫裹着学生为国捐躯了.
甭说高考了,就是想动高中毕业的会考一根指头,那也是要命的事.
10月,长春市12名人大代表联名呼吁取消高中会考.会考是属于省级组织而国家承认的高级别考试,其正规性和严肃性无疑.但代表称,在会考组织过程中,从实施方案到复习材料及习题的配备,基本上属于强写强卖,否则考生拿到高中就会有困难,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孩子3年要参加9次会考,这些费用让这些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提起取消会考,吉林省普通中学考试工作办公室主任戴隆四几乎是拍案而起：“那些反对会考的人,到底懂不懂教育会考制度非但不能取消,而且应该加强！如今为了高考文理分科,导致文不知理理不知文,如果取消会考,高考就成了指导和评价高中教育教学的惟一指挥棒,这对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过去说“分分是学生的命根,考考是老师的法宝”,如今考试也是老师的利益命根.不管何种理由,戴主任说了一句真理--指挥棒.官员的指挥棒是GDP,商人的指挥棒是项目,电视人的指挥棒是收视率,男人的指挥棒是女人,老师的指挥棒就是考试.丢了指挥棒,就丢了金钱.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没想绝利益集团的根,只想改良,让大学真正大起来,但他马上见了颜色.
2月,《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定稿发到各院系.据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透露,定稿与前两稿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只是对一些敏感字眼进行了更改,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第15条是“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岗位二分之一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能用于内部晋升”,定稿删去了对教师流动比例的限制,删除了“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的条文,“分级淘汰”,“末位淘汰”这样的术语也删了.在第一稿中明定遭淘汰者“讲师在三分之一以上,教授为四分之一以上”也在定稿中修改.
定稿下发了,但操刀人张维迎却绿了,2003年底举行的北大党委常委选举中,张维迎未能当选.
张维迎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他研究企业理论,他深知：一家国企的产权性质和上级对它的管理体制不变,它的市场化改革又能走多远?北大不也是这样吗?
事先,张维迎一定已料到这个后果,但依然前行.就像北航校长李未一样,肯定想到校办公司会找麻烦.
愁学费父亲谢罪横比树比学费就是高
家里穷孩子上不起学,父亲“谢罪”的事每年都有.
《刚刚过去的历史》写了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2004年同类事又发生在皇城北京.
8月3日,北京顺义杨镇二街村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录取通知书,王俊华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技校,学费共约8000元.王俊华的工作是清理村里的垃圾,年工资7900元,这是全家的生活来源.当天王俊华去讨要上半年的工资,未果.之后又去找邻居借钱,未果.8月4日晚,王俊华在小酒馆喝酒后回家,晚10点多,王俊华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一个人勇于,当然是遇到了天大的坎儿,如今学费就是天大的坎儿.一个人读完大学,要花查重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8月3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高校收费政策尽管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培养一个本科生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么多,一万多块钱就够了,要讲完整意义的培养成本,大概一个学生一年至少要四五万块钱.
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细账,其中,国家拨款比例占多少,个人支付多少,这笔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完整意义的培养成本”都包含哪些项目
与国外相比,依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高等教育财政与接近性课题组收集的9个国家1997年-1998年度学生和家庭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额显示：在公立学校里,从绝对值看,美国4000美元,马来西亚3515美元,加拿大2668美元,英国1000美元,纳米比亚884美元,墨西哥16美元,德国190美元,肯尼亚316美元.
如果按购写力平价1美元等于1元人民币计算,中国高校的学费已是世界第一.高校收费占国民GDP的比重,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这一数据都不超过10%,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5000元人民币的学费便占到60%以上.别说人均年收入2200元的农民支付不起,就是多数城里人也累.
横比已惊人,再来个竖比.1930年代,那时中国大学有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类,学费最便宜的是国立大学,如清华、北大等.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第14条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元20元,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元1元,合计每年交费共22块银元,宿费全免.清华、北平医学院等与北大基本相同.个别的高一些,如铁道部所属交通大学每年40银元.1块银元可以写6斤好猪肉,22块银元可写132年好猪肉.今日以人民币10元一斤计,则132斤好猪肉需1320元.换句话说,那时132斤好猪肉可以读北大,今天则只够不到三分之一的学费.
依照张保庆的说法,学校收费按学校日常运行成本的25%掌握,日常运行成本“就是教职工工资、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费等”.问题是,谁来核算运行成本
按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难有一个真正合理的成本标准.属公益领域的,衡量成本的标准看是否合法,比如义务教育,合法就合理,跟费用高低无关.属竞争领域的,只有市场竞争才能产生出真正合理的成本.而现在的大学既不属于公益领域,又不属于竞争领域,其成本的产生机制混乱,又怎么谈得上合理不合理
这就像铁路票价听证会,大家争来争去都是瞎争,连最本的成本形成机制都不具备,谈何合理
688亿义务教育全免费,推行教育券万般难
农民最难过高学费的坎儿.
2004年1月,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要想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每个县须增加投入的教育经费底限为每年4300万,如果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县要由和省级财政来支付,政府从一开始就要增加的财政投入为688亿元左右.
688亿元听上去似乎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与每年2万亿的财政收入比起来,似乎又不大.关键还是在于重视程度,一个国防,一个治安,一个社会保障,一个义务教育,还有比这四项更重的政府工作吗
浙江正在推行教育券试点,“先锋教育券”可以减免贫困学生500元的学杂费.
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0年代提出,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把教育券发给学生,学生可以选择学校就读,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支付办学费用.
教育券的中国之旅始于浙江省长兴县.长兴县教育局李荣华说：“过去,扶贫助学经费一到一些学生家长手中,转眼就被拿去写化肥、农药甚至赌钱,教育券能保证专款专用.”
教育券的本质是改变公共教育资源的传统配置路径,通过引入基于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利的非竞争性配置环节,使学校由原来从政府手中对公共教育资源进行直接竞争转变为通过吸引学生实现的间接竞争.
教育券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据长兴县教育局统计,民办学校生源明显增加,全县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也从2000年的1403人猛增到2002年的3306人.推行教育券的教育局原局长熊全龙已升任长兴县副县长.熊说发展教育券的初衷就是“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而在浙江其他地方,教育券已经开始向义务教育及其他领域拓展.
然而除了长兴县,其他省份教育券并非一帆风顺.香港学者张五常也曾研究过学券制.他指出,“学券制不容易通过,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公立制度中的既得利益团体,如铁饭碗的老师、教育署的官员、考试局等都会反对,而另一方面,市民往往是一盘散沙,不敢轻易相信学券制之效果.”
依张五常的分析,在中国,谁是“公立制度中的利益集团”?
民办学校哀鸿遍野,任靖玺绝泪退出
教育券还没有给民办学校带来欢乐,《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就把老板们杀了个落花流水.
任靖玺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老大,他说,我不干了!
1994年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破土动工.为赶在9月1日开学,任靖玺吃住在工地拼命干,5个多月就平地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至今这仍是当地最漂亮的学校.这是任的第一所学校.
任10余岁便开始养家,做过小商贩,干过黑包工,当过生产大队的副业头头,采购员,汽车司机,厂长,经理,后来上大学,当记者,还混过一家小报社的社长,然后下海经商.对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在于挣查重了.
任靖玺说,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为山西督军的辉煌,而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我经历了官场和商场,对社会人生有些体悟,此生幸甚,善莫大焉!――办教育.
经过10多年的挣扎,到2003年底,南洋教育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基础教育学校（15年一贯制,每所学校含高中、初中、小学）和2所高等学校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学校面积1800亩,校舍建筑面积56万平米,资产评估价值13亿元,2001年南洋学生数达到了1.8万名,教职员工2600多名.
但此时,情形开始黯然,任萌生退意.
2003年12月25日,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教育集团,控股70%,任只保留了18%的股份.2004年7月15日,任将这18%的股份处理给了南洋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彻底退出了南洋.
任靖玺说,10年创办南洋的辛酸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中国民办教育之艰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我只能说：炼狱10年,身累,心苦,意冷！
民办教育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不就是招生吗?哪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而苦恼?
但是,这并不是任靖玺内心最痛苦的.任说：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应试教育控制下的中国民办教育存在的价值,我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近年来教育部门把夹缝中民办学校那点可怜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铁牢中,我的教育梦开始破碎,我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当时大家很乐了一阵,以为熬出头了.但是,《民办教育法》出台后,教育行政部门不经立法听证,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巩固教育部门的权力,做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顷刻,《实施条例》几使《促进法》变成一纸空文.
2003年又连续出台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源,教育部门规定自2005年起,所有民办学校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而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那些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学校可能有8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任靖玺说.
8月,任靖玺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民办学校万户萧条,惨不忍睹”.商丘立博学校,学生最多时2000多名,2001年倒闭.商丘南开附中,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2003年8月倒闭.洛阳凯通外国语学校,学生最多时1200名,2003年2月倒闭.洛阳市光华学校,最多学生数约2600名,现在只有学生约300.济南致远学校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2004年春倒闭.老牌名校齐鲁私立学校因生源锐减于2003年秋被兼并等
不仅是任靖玺一人感到悲哀,8月,浙江职业专修学院、浙江长征财经进修学院等32所民办高校联名写信,质疑教育部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学历文凭考试的做法.
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专修学院分会秘书长朱椿龄赶紧打询问省教育厅领导,当时领导还劝他：“网上有的东西是检测的,不要都信.”
7月11日,专修学院分会32个会员学校开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三方面质疑：
一、教育部取消文考的根据是国务院文件中关于“取消对实施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省份的资格审批”和“取消省级对实施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的资格审批”的决定.大家认为,“取消资格审批”可以理解为“简化程序”或“权力下放”,并不等于一刀砍掉学历文凭考试.
二、教育部取消文考的另一依据是“结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一个中性词,文考从1993年在部分省市试点.从浙江的情况看,试点取得了很大成功.
三、取消文考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几年来形成的相当规模的民办教育资源如何保留,都成为现实问题.
实际上,不仅仅是浙江,全国很多省市都面临尴尬；今年5月,省教育主管部门刚刚批准的文考试点学校,两个月后教育部却宣布取消.教育决策的巨大变化增加了教育投资者的风险.
部门建立法规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商务部主持的《直销法》正在紧张制订,反复推敲.有公司性急,追问,商务部官员反问,我们总得想清楚,这法对你们企业的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设置了障碍?
民工子弟学校城市流浪,2块钱让乡下娃寻死
民办教育进了民工家,就有了另一番苦楚.
2003年3月10日,对于北京市丰台区打工子女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丰台区最终决定取缔辖区内约50所打工子弟学校.
丰台区政府秘书处韩平说,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是为了让外来打工人员的女子能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被取缔的学校都是些房屋简陋,师资力量差,不能正规化教育的简易学校.
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在丰台区曾有一个分校叫师陶学校,取自以陶行知为师之义,也在被取消之列.易本耀说：“孩子们公立学校进不去,住在丰台的孩子们只好到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
打工子弟学校确有问题,这是一种私力救济、自行解决的无奈.但如果一下子取缔,很多学生会立即失学.把农民拴在土地上是不可能的,在今后的社会中,人口流动是个常态,流动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今天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是不可能回去的,将来要和城里人一住在一起.谁愿意城市里生出一个和纽约黑人区一样的暴力社区
韩嘉陵博士对北京市3.1万户流动家庭的调查显示,这些家庭以装修、家政怎么写作、卖蔬菜水果、清洁、废品收购、种菜等职业为主.他们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孩子如果去公立学校读书,要交每学期600元的学费,另交1000元的择校费以及1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赞助费.民工家庭自然选择收费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上公立学校还有个心理失衡问题.
1990年初,23岁的甄长枝带着妻子从安徽霍邱县农村来到某城市市郊诸翟镇承包了60亩农田.甄长枝把甄峰送进了城市的学校,但这并没有给孩子带来快乐.
2003年5月12日上午8时,在城市生活的安徽人甄长枝接到女儿甄峰所在学校班主任的,得知甄峰未到学校上课.女儿早晨6时55分离开家,学校离家不过500米.上午10时,在距离学校约300米的一小河边,甄长枝发现了女儿的书包.下午16时,甄峰的尸体从河里被打捞出来.
书包里有甄峰的一本日记,她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的阳光很好,可我的心里总是很害怕,害怕老师骂我.在学校里,我的心没有一次得到过安宁.到了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不敢因家,因为老师告诉我,她已经给我爸爸打过了.我走在路上曾想到过跳河,可是没敢跳.后来我又想撞死,可是刚走到一半妈妈来了.”
4月28日下午,甄长枝接到女儿班主任：“你女儿有一门作业经常不交,学习成绩时好时差.同学们反映你家孩子身上有股怪怪的味,希望你能够重视,否则,明年将甄峰送到外地民工学生班去.”
晚上,在甄长枝的追问下,甄峰突然放声大哭：“爸爸,我每次作业都交了......去年,我不小心弄坏了城市同学张洁(化名)一支铅笔,价值两元钱.她让我翻倍赔她,我不敢告诉你和妈妈,便从每天两元早餐中省下5角钱还给张洁,现在已经还了十六七元钱,可张洁说按照计算,我还欠她三十多元钱......
这实在不是孩子们的吵闹,而是成人的失算.
算来算去,易本耀和自己的管理者终于算明了一些事.
新华社2004年10月18日电称：创办3年3次因办学条件不达标被取缔,全校师生5次搬迁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现在终于摘掉了“非法办学”的帽子.12日,在政府扶持管理下达标的行知学校盼来了北京市大兴区教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目前已有28.8万适龄农民工子女在北京中小学就读,其中70%就读在北京市公立中小学.北京市前不久决定财政拨出专款6800万元,支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财政相对困难的区(县)的工作.
农村初二辍学40%,代课教师月入150元
“农村教育只能用危机二字来形容.”
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学校,教师工资拖欠严,、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认为是农村教育面临的三重危机.
小学阶段辍学率几乎为零.辍学主要发生在初中阶段,初二年级流失最为严重,为40%.这个时期,能不能跟得上,能不能考上高中,已见眉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袁桂林在调查中发现了一种可怕的现象：有学校把几麻袋的书堆在仓库里,没有学生去领.
在名列2003年全国百强县的江苏省铜山县所辖的20多个乡镇中,只有一个镇发全了教师工资.在江苏省,只要发放了国家标准工资,就不算拖欠,至于地方补贴这一块,“没有条件的县,可以不发.”而据计算,地方补贴占到了教师工资的30%-50%,这意味着3个月甚至6个月的工资.在徐州市,大部分代课教师一个月只能领到150元的工资,低于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乡村,维持一个乡间知识分子的尊严至关重要.
尚立富2003年大学毕业后分在银行,但他过不了那里的“高级”生活,“有时候一桌饭就能吃掉几十个孩子的学费”.他像流浪汉一样走在西部,考察教育.
“在陕西延川,有个叫冯家坪乡寺村的小学.我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师,她教了17年书,工资从几十元到现在的100多元,每当公办老师发工资时,她只能拿着铅笔在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记账,这么多年来她的工资总共被欠了1.7万多元,就这样她还是在教.”尚立富说.
公办教师的指标是有价值的.在吉林省某市一个区教育局,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来自学校.一些领导干部为给子女安排工作,就占用学校指标,却把子女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根本不去学校报到.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儿童--95%以上为农民子女,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无缘高考.
据统计,在每万人录取人数中,城镇青年的机会是农村青年的3倍多.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在重点院校中表现非常明显.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卫宏提供了数据：清华大学在1998年-2000年3年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从1998年的20.8%下降到2000年的17.6%；在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也从1998年的30.9%下降到2002年的22.3%；从1999年北京市高考录取情况来看,军事院校和部属院校的城镇生源比例接近90%,而艺术院校城镇生源比例更是高达99.01%.
现今的教育存在这样一个怪现象：越是贫穷地区的人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考出去”,一旦出了就不再回来,结果优秀人才被输送到城市,贫困地区变得更加贫困,扶贫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贫困地区教育的“血”正被城市抽吸,就像发达国家大量抽吸中国人才一样.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农村教育变成一片片茬地、一个个空壳.
几十年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路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豪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今天,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