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是观念的问题吗
我国大学毕业生近年来的就业困境已不是新闻,2005年作为高校扩招后的第二年,大学生的就业率仍不乐观.
有人认为,高校扩招使大学生供给过多,导致了就业困难.其实,无论从总量和相对比率上看,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那么,是大学生供给结构出了问题吗
从理论上讲,高校各专业的规模及其变动应以社会对各类人才的中长期需求为依据.然而,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很难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作出预测.高等教育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根据现有的培养能力决定人才供给结构和规模的问题,这导致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不相协调.为了避免这一问题,高等教育已经开始重视基础、淡化专业,对学生实施宽口径教育.
而根据地区、行业供求结构分析,应该看到广大农村、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一些工作条件艰苦的行业的确急需人才!但却很难吸引大学生前去就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却又人才相对拥挤.于是有人责怪大学生抱有不正确的就业观念：追求高工资待遇、怕吃苦等
对此,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些地区和行业对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首要原因是这些地区通常市场化程度很低,民营经济发展薄弱,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人力资本市场,因而也就没有人力资本的市场.检测如大学生一腔热血,要到这些地区建功立业,那么他们把自己的人力资本出售给谁呢无人购写也就不能出卖.只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但这些非市场化部门机构臃肿,冗员充斥,面临着改革的任务,所能提供的岗位很少.
再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区,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悬殊的收入差距.作为大学生,家庭和个人支付了同样的培养成本,经历了同样艰辛的学习,在发达地区和垄断性行业收取较高的收益,而在落后地区和一般竞争性行业只能收取较低的收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选择前者无可厚非.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大学生地区、行业分布不平衡归咎于学生就业观念不正确.
是规则的问题吗
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社会继替规则造成的大学毕业生的有效需求不足.按照社会学原理,社会继替规则是指在分层体系不变的条件下,社会位置的出缺和填补的原则和规范.我国现行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轨制”的社会继替规则造成了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不足.
在市场化部门,不论任何人只要通过后天努力,都可以步入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位置.一些原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不同层次的经济地位,并由此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民营企业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作为大学生,通过个人创业寻求相应的社会地位相当困难,他们缺少创业资本和经验.
由于存在着市场的硬约束,市场化部门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对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有效需求是一致的.职业继替的规则是唯才是举,只有那些真正具备相应才能并且是企业实际需要的人才会被聘用.
市场化部门中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从1978年以后才开始发展的,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经济一般都是竞争性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多为传统产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知识含量也低,它们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一般人都能从事,并不一定需要大学文化.因此,市场化部门能够形成对大学生就业有效需求的只限于“三资企业”和上规模的私企,兼之少量的民间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等.由于就业空间狭小,它所能提供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也较少.
而体制内部门落后的社会继替规则减少了大学生就业的有效需求.这些非市场化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内的这些部门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实际需要,但由于仍然执行着一套落后的社会继替规则,只能形成很小的有效需求.
体制内职业继替规则对大学生不能形成有效的吸纳机制.在职业继替中,只有形成出缺才能填补,没有出缺就不能填补.体制内职业继替规则导致严重的占位现象,使得出缺难以形成,低学历、检测学历占位现象严重.
低学历、检测学历占位
据统计,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机关干部653．7万人,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529万人,专业技术人员2774．5万人(不含非公有制单位),共计约4000万人.2／3的岗位被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据着.
现阶段,体制内部门形成出缺的途径只有三条：一是工作人员病和老(退休)形成的自然出缺；二是在政府机构精简中以赎写的方式换取少数人离岗；三是少数严重违法乱纪者被清除和辞退.此外,无法使这些低学历占位者离开现有岗位.这三种方式形成的出缺本来就很少,出缺的编制又不能百分之百地以大学生填补,因此低学历占位者的大量存在减少了大学生就业的有效需求.
再看上述人员中持有大专以上文凭的1／3部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他们的文凭并不都是真的.自高考恢复以来,我国在正规高等教育之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成人教育.这些成人教育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政府部门、党校、电大、自学考试、职工大学,还有高校的成人教育等.他们有的具备办学资格和条件,有的则没有,在“创收”利益驱动下,竞相降低入学门槛,生产出大量大专以上的“真的检测文凭”.
从文凭的持有者并没有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来看,它和检测文凭的区别只不过并非来自于不法的检测证贩子之手,而是来自于合法的办学单位.一些人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通过这些单位的“教育”,不费力气地成为“大专以上人才”.这些形式上具备了大专以上文化的人,其中部分人并不胜任现任岗位的工作,只是因为岗位责任的软约束,使得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笔者曾调查过安徽某县,县机关干部中竟然80％以上都是这类“大学生”.该县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考上大学,而2003年仅有1名回县,并且还专业不对口,其余的毕业生因为“没有岗位”而无法回县工作.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当上级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时,便由单位出资将一些只具备初中、小学文化、并且年纪很大的人,通过和某些成人教育单位的“联合办学”,成建制地培养成“大学生”.
对大学生来说,占位现象的直接危害是使他们或是难以就业,或是不得不接受低知识含量、低工资待遇、专业不对口的工作；间接危害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威胁公共安全.在家庭投入了巨额的教育费用,放弃了可能获得的机会收入,饱受学习的艰辛之后,如果很多人不能就业,或委曲求全为微薄的工资而卖命,而占位者由公款支付学习费用,工资待遇一样不少,轻轻松松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再凭借这样的文凭占据优越的工作岗位,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会使年轻的大学生对社会产生负面情绪.
潜规则与显规则
现行体制内职位继替规则有潜规则和显规则之分.潜规则实际决定职位变动,它由职位变动者和握有干部任免权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决定.
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职位变动者必须调动一切关系资源,通过请客、送礼、行贿、降低自己的人格等手段,以取悦职位变动的决定者,以图职位升迁的实现.只要符合潜规则的要求,职位升迁就有了相当大的把握.
显规则一般包括年龄、任职年限、大专以上学历等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需要的.在前述各类成人教育、在职教育和检测证贩子的帮助下,获得相应的明并不困难.
同样,由于职位继替的潜规则,单位负责人的升迁不取决于工作的好坏,因此,他无需考虑低素质的员工对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影响,又由于缺少监督和约束,且无科学的评价体系,使得许多工作变得什么人都能干,干好干坏一个样,这就使大专以上的教育变得可有可无,低学历占位就几乎成为必然.
体制内职位变动的潜规则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它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有的职位继替规则,反对旨在对现行规则的改革.占据领导职位的低学历和检测学历的持有者会在帕金森定律的支配下,排斥高素质人才的任用,层层复制出与他们类似的人.
规则的改变
扩大大学生就业的有效需求,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扩大市场化社会继替规则作用的范围.
在国企改革中,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仍未受到触动,在供电供水、邮电通讯、石油化工、民航、铁路、金融保险等部门,体制内社会继替规则仍然在发挥作用.要在这些部门实行合理的社会继替,只有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革.只要国有企事业单位真正走向市场,获取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会对他们形成硬约束,迫使他们清除不适用的占位者.
冗员占位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领导干部的责任管理.我国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可以通过改变“人大代表”产生规则,由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选举政府官员,选举出德才兼备的政府官员,并对其进行监督.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通过公务员竞争上岗、事业单位聘任制改革等形成科学的职业继替,而不致让这些措施沦为个别领导干部排斥异己、从中渔利的手段.
在人才的任用上唯学历是错误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历是系统知识、专门训练最简捷的证明,但前提是它必须是真实的.如果岗位要求必须要有大专以上学历,非正规学历的持有者应需通过规范、严格的考试,考试未通过者必须下岗,其空缺的岗位由大学生填补.
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将那些不具备办学资格、越位办学者清理出去,各类学历教育机构应实行教学和考试的分离,教学单位只负责教学,由外在于办学单位的权威机构主持考试,迫使办学单位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名副其实的人才铲除检测学历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