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下党的失误观的新境界

摘 要：《中国历史》第二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分析了党29年前进中的失误曲折及发展过程,形成了党的失误观.它主要论述了这些失误形成的国际国内客观原因、党的主体原因、深层次的本质原因,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党的失误曲折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纠正自身发展中的失误并理智地把教训变为财富、开辟新的未来等重大问题,对于人们客观科学地认识这些失误与曲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中国历史》第二卷；哲学视野；党的失误观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44-05

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分析了党前进中的失误和曲折,科学总结了29年党的发展历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哲学视野下党的失误观,使人们的认识进入一种全新境界,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根据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全面阐发29年党的历史发展主线和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记载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

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物质第一性的观点,也是无私无畏的观点.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对认识对象本来面目的全面反映,“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1]527,“必须从顽强的事实出发”[2].用人们熟知的语言表达,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因错误而否定成就,也不能因成就掩饰失误与曲折.

《党史》第二卷根据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揭示：29年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这是这段历史发展的主线,它全面概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辉煌成就,明确阐释成就与失误曲折相比,成就是主要的观点.该书在此基础上以无畏的精神和对历史、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而且真实客观地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一）经济建设速度上的急躁冒进.综括《党史》第二卷的观点,主要讲两次“跃进”.第一次指1958年前后的“大跃进”.1957年底提出15年赶超英国、20年赶上美国的目标,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面展开了“大跃进”.一些地方提出“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小雪是好天,汽灯底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的豪言壮语.但后来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的急躁冒进问题,在农业上的主要特征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工业上的主要特征是,“以钢为纲”,钢产量指标盲目提高；在文化工作上的主要特征是,不少地方不切实际地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要求.第二次是指1976年-1978年两年徘徊时期的“新跃进”.期间又出现了急于求成倾向问题.1976年底提出“普及大寨县”,并要求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1977年4月没有得到地质部门论证的情况下提出必须在2000年以前“搞十来个大庆”.

（二）所有制问题上的“一大二公”.《党史》第二卷指出：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规模大,一乡一社,数乡一社,甚至一县一社；所谓“公”,即公有化程度高,主要特征是不切实际地实行供给制、工资制、刮“共产风”.有些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甚至“十五包”、“十六包”,即包下社员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费用.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59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了消灭私有制,徐水县等地将农民的家具等财产收归公有,农民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三）偏离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就是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偏离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新认识,未能很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阶级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史》第二卷认为,这主要表现在：1957年开始的反斗争,到1958年共划分子55万多人,造成反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竟达390万人.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极端.

二、根据人的认识和行为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原理,始终把党的失误曲折放在一定的国际、国内时空条件下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影响制约着人的行为,即使错误的认识和行为都能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找到它的认识论根源.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3].

对党的失误和曲折的分析,《党史》第二卷根据这一哲学原理始终将其置于一定的国际、国内时空背景之下,令人信服地分析这些失误、曲折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外交方针,曾提出“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一边”.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这里讲的“照抄”主要指照抄苏联的经验.受苏联的影响,包括向苏联学习,也包括苏共对中国的指导、干预,而苏联的经验,左的一套、教条主义比较多.《党史》第二卷披露以下史实：在学术界,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影响,生物界把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李森科学说说成是“社会主义”,把西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说成是“资本主义”,医药卫生界批评“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1957年11月2日率团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时间,在工农业最主要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也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曾总结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两次王明路线,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后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及“和平演变”的威胁.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原因,29年中这方面的问题的确存在,一段时期甚至严重存在.但是,我们党把这种威胁一度估计得过于严重.1965年3月19日,在一次与外宾谈话时说：如果美苏合作,再加上印度、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一起来,我们也是做了准备的.60年代以后,就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人党变成修正主义了,中国也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党史》第二卷分析,党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导致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一穷二白”；我国社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现实中的确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从《党史》第二卷论述中可知,这些也是产生急躁冒进等“左”的或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国际国内客观原因.

三、根据人的认识受主体诸方面因素影响的原理,分析了失误曲折发生的主体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往往受主体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恩格斯深刻指明：“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1]76.

《党史》第二卷在历史地讲述党的失误曲折过程中,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党的主体原因的分析,择其要者,大体有三.

（一）党的领袖个人感情、想象、主观意志的因素.是伟大领袖,但众所周知有过失误.“赶英超美”目标的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推动,有作为党的伟大领袖个人热情的成分；1966年关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事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是帝王将相部”等错误观点的推出,有领袖主观想象的成分；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进行,皆有领袖主观意志的成分.列宁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4].

（二）领导集体的成员缺乏独立思考、盲从的因素.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党的领袖个人的看法、意见和观点,往往不能很好地研究分析,过多地表现为“同意”、“通过”或论证、发挥.如提出15年赶超英国,刘少奇很快就代表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李富春也在大会报告中进行论证；1963年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抓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也提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也讲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他也举过手.这也是党的失误曲折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两个反革命集团乘机作乱的因素.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接班”、“抢班”,抛制的“天才论”、“空头政治论”,反革命集团为了“组阁”,抛制的“世界已进入思想的新时代”和所谓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唯生产力论”、反“经验主义”等,以及两个反革命集团歪曲事实真相、肆意制造冤检测错案,都对党的失误曲折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四、根据事物有多级本质的原理,从更宽广视域揭示出失误曲折形成的多个深层根源

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表层或表层本质.列宁说：事物的本质有初级的本质,还有二级的本质或更深刻的本质[5].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人的认识就是不断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过程.《党史》第二卷在分析失误曲折产生的主体因素之后,又不同程度揭示了三个层次的更深刻的认识根源.

（一）经验不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经验和思想准备.《党史》第二卷列举了下列事例：1959年6月,对高指标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感慨地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个好经验,吃了亏嘛”.现在抓工业也没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看法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

（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存在问题.《党史》第二卷说明：在胜利面前,在赞扬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现象滋长起来；党的高中级干部盲目个人崇拜,缺乏意识；实事上存在领导终身制；1965年12月8日-16日,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连委员也不是的叶群竟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正如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6]747

（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李瑞环同志说过：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可以延续,现实有历史的“基因”和痕记.针对党的失误曲折产生的重要根源――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党史》第二卷指出,有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的影响,也有国际共运中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五、根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原理,充分论述人民群众在党的失误曲折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英雄史观,坚持群众史观,始终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在描述29年纷繁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党史》第二卷遵循这个原理,把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阐释在人民群众的作用下,即使在党的失误曲折中,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也能克服重重干扰,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推动历史不断前进.这里略举几例.

（一）人民群众对所有制问题上“一大二公”、“左”的错误的抵制和实践的伟大创造.《党史》第二卷指出：合作化以来的20多年中,农民群众针对“一大二公”问题,创造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些经营形式曾几起几伏.集中的有三次,都被后来的政治运动压了下去.但这种经营形式总是反复出现,具有顽强生命力,特别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突破“左”的农村政策在全国率先搞起包干到户,以后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情况,不仅充分说明了这些经营形式是适合现阶段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而且也进一步揭示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

（二）针对党内“左”倾错误和反对“”及以天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活动,《党史》第二卷秉笔直书,记述了1976年3月底到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支持的被称为“天件”的事件,以及全国性活动.还记录了粉碎“”之后,人民群众要求为天件平反的舆论支持,乃至1978年11月党关于天件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一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和平反过程,在党的历史上对纠正“左”倾错误、粉碎“”和结束“文化大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历史贡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十年中,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些重要领域仍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党史》第二卷以广大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民、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例,记载广大人民群众抵制频繁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作出的重大贡献,郑重表明：我们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分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实现了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重大战略调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这又一次把人民群众彪炳史册的作用书写在党的历史上.

六、根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理,说明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不断认识、纠正自身发展中的失误曲折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坚持真理”是因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具有绝对性；“修正错误”是因为错误能够向真理转化,可以修正.指出：“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7].

在论述党的失误曲折中,《党史》第二卷依据这个原理,直接引证关于“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8]377-378的观点,说明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党的错误,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地觉醒、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进一步说明这是我们党的优势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样的论述,《党史》第二卷中俯拾可见.

（一）针对1958年的高指标、浮夸风问题,1958年11月,曾指出：这一次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针对平调风,在1958年年底的一次讲话中,以历史上秦始皇、隋炀帝全国调劳动力导致垮台的事例告诫全党.针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958年末自我反省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个冒失鬼.于是,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二）对于文艺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1961年1月9日,周恩来指出：文艺界“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总结说：“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对于“反右倾”出现的问题,《党史》第二卷指出,庐山会议半年多一点,党的领导人就开始对一些问题产生警觉,并建议把缺点和错误纠正过来.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早有察觉,指出：“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对,1974年就告诫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也正是这样,我们党最终阻止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七、根据谬误、失败也可以转化为财富的原理,阐释党在总结失误曲折中理智地把教训变为财富,不断开辟新的未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谬误不仅可以转化为真理,更重要的还可以使人们汲取教训,另辟蹊径,使其转化为发展的新财富,以达“病树前头万木春”.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6]982.

《党史》第二卷在分析党的失误曲折中,和以往论述很大的不同点是,指出党能够把失误曲折的教训变为进一步发展的精神财富,开辟未来.通观全书,在29年历史中,历史地排列着如下一些总结教训、开辟未来的重大事件.

（一）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发表的这篇著作,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包括苏联的经验教训、开辟未来的光辉著作.《党史》第二卷援引了对这篇著作的总结和的评价.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也曾对这篇著作作出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8]383.

（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的意见,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提出代表发言“对工作要有批评”.这次大会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有了新认识,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重要决策,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党史》第二卷指出,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有创造精神的.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1957年发表的这篇著作是“在心里积累了很久”[8]428、一直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篇著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矛盾及其处理这些矛盾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作出重要贡献,《党史》第二卷说明,这是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面对中国的实际,总结自己的经验,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8]428 .

（四）七千人大会与全面调整的决策.1962年党在北京召开的这次通称为七千人大会的扩大工作会议,按照《党史》第二卷的观点,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总结,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后,各项领域的全面调整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对开辟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五）特别是1978年底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更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讲话.对于这篇纲领性的讲话,《党史》第二卷指出,“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6]106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成果,才实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辉煌未来的伟大转折.

ZHANG Jian

(Party School of Yunche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xi 044000)

Abstract :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ume Two analyzes CPC’s mistakes made in its 29 years of development via Marxi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nd formed CPC’s outlook of mistakes. The book ments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uses of those mistakes, causes of the party, in-depth essence of the causes and illustrates clearly the great roles of the mon Chinese people who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in twists and turns. This book also tells us how the CPC itself rectified mistakes gradually and put these lessons into the wealth to create a more promising future. This book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helping people to well understand those mistake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ume Tw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 the outlook of mistakes of the C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