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2016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24-04-1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7282 浏览:79839

只要有足够多的“朗读者”,在互联网时代,盲人就能“看”到所有的书.

2012年12月的一天,气温骤降到零下9度.清冷的北京市鼓楼西大街上,一个普通小院的二楼里,30平方米的小屋被分割成4个三到五平米的录音间.或苍老或稚嫩,或平和或急促的朗读声,在每一个隔间里响起.

志愿者的录音棚

早上9点钟,一些录音间的门上已经挂上“正在录音”的牌子.拉上厚厚的隔音窗帘,面对录音的电脑,手边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汉语词典,脚畔卧着个小型取暖器,戴上耳机,翻开提前准备好的一本书,“朗读者”刘孟春开始“读书”.

其实,刘孟春也是一个视力障碍者.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她的视力只有0.1,而且由于畏光,她不能戴眼镜.

刘孟春是“红丹丹心目图书馆”的全职志愿者,这个机构致力于为盲人录制、分享图书.工作之余,刘孟春也会充当朗读者的角色,用微弱的视力,把文字变成声音,为盲人怎么写作.

这段日子,她读的是本意大利童话《里的作品》,她把脸紧紧地贴在书上,才能看清那一个个小字.

录音间外,一个狭小的过道,连着一扇通向外面的毛玻璃门.门外,青灰的石瓦屋檐和冬天枯瘦的树枝定格成一幅水墨画,毛玻璃上写着这样的话:留下你永不消失的声音——

当你在欣赏一本好的书,用眼睛走近知识的海洋、欣赏无尽的美景的时候,当你在视觉的伴随下享受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还有那么一群人要依赖听觉和触摸来了解世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声音能够永远留存,并且展现永久的画面等

楼下,挂着“心目图书馆”门牌的小阅览室里,盲人肖焕义坐在窗前,双手扶着桌前一个固定大小的“听书机”,歪着头、凝神接收里面传出的声音.这天,他听的是《北京不向北》,“一本商战小说,名字倒真怪.”阅览室隔壁的小制作间内,几个中学生正戴着耳机听音频,校对录好的有声图书.

时不时,会有人推开阅览室的门进来瞧瞧.肖焕义听着声音就知道是谁,“可可,帮我倒杯水来”,一口京腔.

可可也是“红丹丹心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负责招募朗读者和校对.

朗读者们并不是专业播音员,难免有有丢字落字、读音有误、或读错了句子串了行重读几遍的.一本书几百页,朗读者每次读上二三十页,形成一个音频,再由校对志愿者听一遍,标出错误.下回,朗读者录新的章节前,要先对需要校对的部分进行补录,再由其他志愿者进行编辑.

一年前,红丹丹心目图书馆正式挂牌并对外招募志愿者.一年多来,有声图书馆对几千位志愿者进行过培训,沉淀下来近百位稳定的志愿者,已经录制、编校和制作完成130多部Daisy格式有声图书光盘,这种特殊的格式可以使用配套的听书机翻页、点播和加书签.录制的图书中,其中既有《活着》、《京华烟云》、《金陵十三钗》等经典小说,也有《不抱怨的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山植树之恋》等畅销新书,还有播音、法律类的专业教材.

这些全部是由志愿者们抽空完成的有声图书资源.有的志愿者会定期到红丹丹的录音间来录书,还有人在家里完成录制.

读录完一本书,平均需要两到三个月,而对其进行校对和编辑制作,又需要两三个月.

志愿者们被要求,封面、插图、索引、出版信恩、页码,明眼人能看到的信息,都要朗读或描述出来.

“我们没有权利决定盲人需要什么,而是应该把我们能提供的都提供出来让他去选择.给盲人主动选择的权利,才是给他们真正的尊严,才能让他们和我们平等分享社会文化产品.”红丹丹创办人郑晓洁说出了心目图书馆存在的初衷.

解渴

肖焕义五十多岁,你不出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压根不知道你的存在.但只要你一搭腔说话,肖焕义能立马神采飞扬地和你聊上.手扶盲杖,撑地,稳稳坐在凳前,他说话的时候抑扬顿挫,甚至摇头晃脑,活像一个说书人.“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听广播,听评书.特别喜欢历史题材.”

“我从阜成门过来,顺当的时候50分钟,坐107到鼓楼,再倒58路.一般周四周五听书,周六听电影.”

“第一次到红丹丹来是2006年9月份,当时有志愿者带,后来我就能自己过来了.”在红丹丹对面的一家小饭馆,肖焕义把碗端得高高的吃宫保鸡丁盖饭,偶尔还循声和墙角另外两个盲人聊天.这家饭馆显然已经很熟悉这些盲人,他们用碗盛盖浇饭,而不是用盘子,这样更方便他们端着吃.吃饭的时候,肖焕义还喜欢喝上二两小酒.

“那时候是听电影,听过《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的父亲母亲》、《小兵张嘎》、《宝贝计划》等2006年底我做按摩工作到别的地方去,离得远,就没来了.”

“2011年3月我再来的时候,知道有了有声图书馆.嘿,开始那叫新鲜哪,摸着听书机,熟悉操作.以前我只听过广播小说,人播什么你听什么,听到关键处还得等下回,慢呐.一本小说,广播里也不全读,有删减,走马观花不过瘾.国家电台的广播,题材也比较偏政治,不轻松等”

2011年6月份,肖焕义“看”完了他的第一本有声图书,《乔冠华与龚澎》,这是他喜欢的近现代历史题材,“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写的,乔冠华后来又娶了章含之嘛等”虽然看不见,多年来肚子里存了不少“谈资”,肖焕义喜欢和人聊天.

“我20多年前从北京盲校毕业的,那时候也读了不少盲文书,医、科、文学、艺术等”虽然作为盲人只能学按摩做按摩,肖焕义读书的兴趣很广泛,是个胃口很大的知识“杂家”.

“我叫肖焕义,小月肖,焕然一新的焕,义气的义.我们盲人读的盲文,只表音,不知道是什么字.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能够达到和明眼人一样的认知,是肖焕义得意的事情.

自从可以“看”有声图书,肖焕义读过《乔冠华与龚澎》、《黄河殇》、《解密上甘岭》、《尘埃落定》、《副县长》、《北京不向北》、《金陵十三钗》、《旗舰》等近十本书,是来这儿最勤快的读者,因此得名“粉丝”.每次一坐在听书机前,他能静静地聆听几个小时. 朗读者

听书时间长了,盲人读者会熟悉一些朗读者的声音.

“《解密上甘岭》、《黄河殇》都是石木兰阿姨读的,她虽然有些南方口音,但我能接受.跟年轻人读的不一样,她读得感情很投入,厚重,像老年人讲故事,娓娓道来.”肖焕义说.


石木兰是有声图书馆稳定志愿者里最年长的一位“朗读者”.近八十岁的她仍被一家肿瘤医院返聘为老专家.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九点,石木兰在录音间准时出现,大衣,提包和环保袋挂在椅背上,穿上件背心,打开录音软件,翻开书,接着上次的进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下午一点钟,她存好今天录完的音频,拿出准备好的盒饭或面包,就着保温杯里的茶水吃午饭.吃完正好一点半,她会到楼下办公室登记下今天的进展,和工作人员聊上两句,然后匆匆打车去医院上班.从2011年上半年起至今,除了出差或者有急事,从未间断.

一年多时间,她已经读完了《旗舰》、《京华烟云》、《黄河殇》等好几部大部头小说,一部五六百页的小说,每次能读三十来页,读完一本差不多要两三个月时间.因为是广东人,虽然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石木兰说话仍然有些口音,有些字的发音吃不准.在她读过的书上,全部是用铅笔做过的标记,在哪断句,一些重点字词的发音,都注出来.“你得提前准备好,预读一下.”

石木兰也偏爱历史、传记题材,很对“粉丝”肖焕义的胃口.偶然碰到,他俩会聊上几句.

“我读的有口音,你听不听得惯?”

“我就喜欢南腔北调等马一凡(《旗舰》里的人物)说话结巴,您学得可真像.那时候的人都不会拍马逢迎等”

“我正在读的《中国远征军》,你也可以听一听,应该会喜欢.”

石木兰虽然年长,但身体健朗,说话干脆利落,读书的时候,不疾不徐中不乏铿锵有力.2011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红丹丹募集读书志愿者的新闻,先在网上填报了志愿者报名表,几天后又打印出来邮寄了一份过来.在接受了培训后,石木兰有了信心,虽然普通话不是那么字正腔圆,但只要读得清晰流畅,像说话一样自然,听着舒服就行.

心目图书馆征集志愿者意见的时候,她专门写了一张A4纸大小的意见和建议:受众对藏书的感受如何?他们希望听些什么书?他们的年龄组是什么?文化程度如何?志愿者不知道,就怕读了没有听众等

49岁的盲人周玲是一个固定的听众,她家里也有部从红丹丹借来的听书机.除了不能“看”书,出门写菜、洗衣服做饭,“明眼人能做的事儿我都能做.”她在积水潭医院有份“咨询”的工作.每天上班负责接听.下午四点半下班后回到家里,烧好开水,做上饭,她一边听书一边等家人回来.吃完晚饭,和儿子老公聊聊天.她会在晚上睡觉前再静静地听会书.

第一次是听小说《活着》,福贵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周玲泪流满面,她听了整整一晚上.

周玲是23岁时看不见的,那时,她刚当上护士,一天晚上下班后,她突然只听得见自行车响却看不见自行车在哪.医院的老医生检查后告诉她,她要盲了.她先是天天哭,然后趁着最后一点光明夜夜出去跳舞狂欢.

她和朋友们去大连的海边玩,有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了,周玲来到海边,上了甲板,想要跳海,一死了之.“哎呦我的妈呀,大海怎么那么黑,海边怎么那么冷?”说到这儿,周玲忍不住大笑起来.从那以后,周玲决定与其哭着活,不如快乐地活下去.

融合

学盲文、学游泳、学电脑,每一年,周玲会让自己学一样新东西,这些让她感觉到自己活着.

但她最怀念的还是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晚上睡前,在台灯下读一本书,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听完小说《活着》之后,周玲激动地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感受,丈夫告诉她,这是一本不错的书,拍成的电影还被禁过.而这些话题,原本离她很远.

眼睛看不见后,周玲对外界信息的渴望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反而越发强烈.她一直在听广播,听评书,但每天只有半小时,你得等着.她用一年时间学会了盲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摸,还是慢.最近,周玲刚学会使用电脑,一种针对盲人的电脑读屏软件会进行语音提示,这样,她也可以上网查资料,聊了.她喜欢听电子书.一种读书软件可以识别和读出TXT格式的文章,但毕竟是机器的发声,频率快,没有感情,没有标点符号,还经常出现停顿错误.机械的信息进入自己的大脑后,还要经过一番理解和想象处理,才能转化成内容和画面.周玲喜欢追新书,但是网上的新书电子版一般只有一半内容,“听到最关键的地方就没有下文了.”这些都让她觉得不过瘾.能一口气听完自己喜欢的小说,周玲感到很“解渴”.

周玲不止听心目图书馆提供的小说,最近,她反复听的是志愿者专门为她录制的《思想道德法律基础》和相关的习题册内容.这是她考心理学自考的第一门.

“考自考,主要是想圆自己一个梦,拿不拿学位不重要,得让自己的脑子动一动.”周玲说.

平时的生活里,周玲是家人和朋友的“心理医生”,她经历得多,乐观开朗,总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周玲希望能当个心理咨询师,可以接触社会,帮助别人,这是她最大的渴望.

在北京,盲人能参加自考也与红丹丹有一定关系.在红丹丹的帮助和社会的呼吁下,2012年,盲人女孩董丽娜参加了自考公共课第一门笔试,北京市自考办自此打开了“盲人自考”的大门.

“中国目前已经有1700万盲人,只有三个大学可以选择,还都是按摩,针推,民乐,调律这几个专业.限制性太强.现在经过努力,自考办开通了机会,盲人可以平等参与了,这是关键的第一步.”红丹丹负责郑晓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今年1月,周玲可能会迎来自己二十多年后的第一门考试.

细流

周玲准备自考的同时,志愿者们需要抓紧时间为她读录相应的有声教材和练习册.专业的教材,由大学生或律师事务所的志愿者在周末时间集体合作完成.

北京有近十万盲人,全国有一千多万盲人,不是谁都有幸能享受到这样的“点对点”怎么写作. 目前,红丹丹心目图书馆已经完成的图书只有一百多本,离真正的“图书馆”还有很大距离.而只有当有声图书馆的藏书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效应,怎么写作更多盲人.

肖焕义不会上网,他喜欢直接到红丹丹来听书,有时候一听就是一整天,很快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十来本新书听完了.其他盲人如果有需要,红丹丹可以将有声图书的MP3音频通过网络传给他们,只是没有识别Dasiy格式的听书机器,就不能随意翻页或选择童节.这样的听书机,市面上售价达2000元,红丹丹也只有几台,优先借给了周玲等需要自考的盲人.

更理想的方式是,音频的录制或者下载收听都能在网络平台上完成,这样,获得权限的志愿者可以在网上上传、编辑音频,分工协作,提高录制效率.盲人也可以足不出户,通过残疾证号登录浏览书目,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下载阅听.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郑晓洁说,目前红丹丹的有声图书数量还很有限,处于积累阶段.

而盲人对有声图书的需求,也是在了解的过程中才培养起来的.“盲人不像我们,了解的信息多,他们也不知道有哪些书可以读,自己想读那些书,只有我们先提供给他们,介绍给他们,他们才能选择.”

“助盲必须发动社会机构的力量,单靠政府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盲人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怎么写作.”在多年的探索中,郑晓洁渐渐感到,民间的助盲机构比起资源雄厚的组织,虽然只是弱小的细流,却能顾及到政府顾及不到的层面,并且能更加直接地了解盲人的需求,在怎么写作的理念和细节方面走在前面.“当残联提供助残券进行基本救助的时候,红丹丹已经在尝试为盲人提供更平等的精神和文化选择了.”

民间机构也在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方面更为灵活.实际上,红丹丹的“有声图书馆”从无到有,最早就是受到日本点字图书馆的启发和帮助.

2008年,在一个NGO论坛上,郑晓洁认识了日本点字图书馆的负责人,了解到他们制作有声图书已经有70多年的经验,而像点字图书馆这样的民间助盲机构,在日本共有97家,政府为其提供80%的经费支持.

“2010年,日本30万盲人享受97家有声图书馆,我国1233万盲人却只有一个红丹丹.”郑晓洁深感触动.

2008年起,红丹丹开始尝试录制有声图书.

2009年至2010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向红丹丹提供技术援助,对工作人员和核心志愿者进行培训.

2011年,心目图书馆正式挂牌.日本大使馆“利民工程”向红丹丹提供硬件援助,为其改造准专业级录音水平的录音间4个.电脑、话筒、耳机等则由另一个外国公司提供.

2011年,福特基金会“好邻居”项目提供了2.5万美金,由红丹丹制作100本有声图书送进西城区图书馆.

不过最重要的,是朗读者.红丹丹希望在2015年前完成一万本书的录制,这需要他们提前完成一万名志愿者的培训.只是,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志愿者还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