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大学关键要有大师,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这话人家不仅说了,而且用实践证实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就是在草屋平房里,培养出来中国迄今为止,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今中国学界,并不见得只有学人和媒体推崇梅贻琦先生,大学校长私心向往者,也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却难觅大师的踪影,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一说大师,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在旧中国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大学,都一个模样,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些年,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正像陈平原说的那样,也就是盖大楼了.
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应该说,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校长们能筹来款项,把大楼盖起来,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过于豪华的体育馆,以及大而无当、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但总的说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比起十年前,的确改善了很多,这的确是个成就.
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机关和大后勤,要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学不是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换句话说,大学者,只能有大师的事业.其实梅贻琦说得很明白,做到更明白,只要有大师,有没有大楼,都是大学.
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一百多年的大学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二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的积累,被挥霍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共识,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只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简单地说,只有改革,针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念兹的“大师事业”.
显然,追寻大师事业,大学有两个大关必须得过：第一关,大学要从单位体制离走出来.所谓单位体制中的单位,就是一个封都市里半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