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胚胎筛选、克隆技术和基因工程正携手奔向新时代的优生学――它与纳粹的优生学不同,而是以市场为基础,完全个人化.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婴儿像消费品一样被和制造吗?
写作一个完美婴儿
玛丽与安东尼奥弗里曼踏入医生的办公室,与他共同设计他们的下一个孩子.
“你的卵子已经与安东尼奥的精子结合了,玛丽.”医生说,“看,经过筛选,我们有了两对非常健康的男孩和女孩.”在监视器绿色的背景上,几个泡沫似的东西正互相撞击着.
“这些胚胎绝不会患上常见的遗传病,”医生接着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过是选择最合适的候选者.不妨从性别开始,你们说呢?”
“我们希望文森特有个兄弟,这样他们就能一起玩.”玛丽答道.文森特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您已为他写作了淡褐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此外,我预先消除了婴儿身上潜在的不利因素――比如秃顶、近视、酗酒、易成瘾性,当然还有暴力倾向和肥胖.”
“你知道,我们可不想要那个等我的意思是,疾病.”玛丽打断了医生.“我们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安东尼奥问.
“您当然有权让孩子拥有最好的开始,”医生回答,“相信我,我们的身体已经够不完美了,但您的孩子无需承担这些后果.记住,这个孩子是您的翻版,同时也是最好的您――即使您自然一千次,也不会得到这么理想的结果.”
这段对白出自1997年上映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虽然玛丽和安东尼奥只存在于片中的虚构世界,但类似的事情很快便会出现在现实中――10年前,医生就开始利用实验室技术克服不孕不育.
最初,筛选是为了避免遗传病
1978年,随着体外授精技术（IVF）日趋成熟,来自英国的路易丝布朗成为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
两年后,美国第一家试管婴儿诊所正式开张.此后数年间,全美数百个生育诊所开始为准父母提供试管婴儿技术,超过百分之一的美国婴儿通过这种方式降生.
IVF指受精卵在实验室中结合、成活,再人工植入子宫形成胚胎的过程.它帮无数人圆了为人父母的梦,但也衍生出了一项在道德上极具争议性的辅助生殖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
在PGD的帮助下,医生能对仅3天大的IVF胚胎进行DNA分析,并找出某些潜在的、与体质弱小和疾病相关的基因.比如说,胚胎将来是否会患上囊性纤维化、镰状细胞病和亨廷顿氏综合征等单基因突变遗传病,或是患有唐氏综合征这样的染色体遗传病.
最初,PGD主要应用于遗传病风险很高的计划怀孕人群――这些家庭的孩子极可能患上遗传病,这并不鲜见.不过,也有人利用PGD筛除不良基因,他们生孩子只是为了拯救另一条生命――新生儿脐带血中的干细胞,可以用来治疗其兄弟姐妹的白血病、范科尼贫血症等可怕的疾病.
由于兄弟姐妹的免疫系统基因来自同一对父母,因此这些新生儿的基因将比其他亲戚更为匹配,他们的干细胞也能带来更高的生存几率.通过PGD技术,诊所可检视胚胎的DNA,并据此决定哪个胚胎可以出生,而哪个不行.
名义上,诊所只是通过IVF帮助家有病童的父母多要几个孩子罢了,但由此引发的讨论相继而来――处于绝望中的父母将如何对待第二个孩子?如果对病童的治疗失败,会发生什么?当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这将怎样扭曲一个儿童或年轻人的心理?
美国：合法地选择性别
事实上,预防或治疗疾病并非人们对PGD趋之若鹜的惟一原因.PGD还可以帮助家长预先确定一个孩子的特点,并满足父母的个人喜好.
过去10年里,家长们不惜支付超过1.8万美元来选择孩子的性别.有时,这种做法只是为了避免x染色体上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女孩有两个x染色体,因此不易患有这些疾病）；另一些时候,就像《千钧一发》中的玛丽和安东尼奥那样,人们不过想确定未来宝宝的性别罢了――也许他们已有3个男孩,所以特别渴望一个女孩；也许在他们的文化中,儿子的价值远远超过女儿.
“很多美国诊所提供非医疗性质的婴儿性别选择.”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杰弗里斯坦伯格说.该机构在洛杉矶、纽约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均有分支.“我们每天都会做类似的事,光是今天上午就做了3单.”
虽然在英国、加拿大等国,通过PGD进行非医疗原因的性别选择被严格禁止,但在美国是合法的.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称,在植入胚胎前选择性别能帮助避免有遗传病的儿童诞生,因此不应局限于非医疗使用.
2006年的调查表明,186家美国生育诊所中,有58家允许父母以个人偏好选择性别.专家认为,如今这一现象只会比当初更普遍.
“婴儿将像消费品一样
被和制造”
2009年,斯坦伯格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是时候拨开生殖迷雾了”.“父母们很快就能写作孩子的肤色、发色和瞳色等人体特征,而不仅仅局限于选择性别.”但他也承认,这一切需要非常缓慢、渐进地进行,“因为很多人害怕科学”.
在PGD技术的先驱马克休斯看来,人们拒绝这一做法的初衷并非恐惧,而是基于道德.他认为斯坦伯格的整个想法都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家合法的实验室会做这件事.如果他们敢做,就将被整个行业抵制.”
他的说法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冰岛著名的基因解码公司deCode首席执行官卡利蒂芬森坦言：“我强烈反对把这些技术应用于制造孩子.”梵蒂冈教廷甚至致电生育研究机构,敦促那里的工作人员三思而后行.
尽管反对声浪不断,仍有研究机构冒险展开写作婴儿业务――2013年9月24日,个人基因组技术公司23andMe公司获得一项极具争议的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一种“基于遗传计算”的“精子捐献者选择术”.
23andMe将成为首家对准父母或潜在的精子/卵子捐献者进行DNA测序的公司,并为准父母和捐献者计算、配对出最可能拥有各种性状的孩子.
公司宣称,通过对一个人的DNA进行测序,它可以告诉你大约60个“有趣的性状”,其中许多是某种物理特性或天赋特征,例如“孩子不太可能患上大肠癌”、“拥有一双绿眼睛”、“绝对能成为短跑运动员”或者“预期寿命最长”、“健保花销最少”等.
不过,所有这些选择都由概率决定――在多数情况下,23andMe公司的技术不能保证一个孩子100%拥有（或没有）某些性状.
尽管该公司的“写作婴儿”业务还只是一些初步研究,仍有些人无法抗拒去使用它们.毕竟,它能给予夫妇比性别多得多的选择.正如文章开头捉到的《千钧一发》中那位医生所言,父母不会拒绝给予自己孩子“最好的开始”.
“PGD技术的发展,给父母和生育专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从基因层面控制后代的能力.PGD的未来与克隆和基因工程绑在一起,它们正共同奔向一个新时代的优生学――它与纳粹的优生学不同,而是以市场为基础,完全个人化.据此,越来越多的婴儿将像消费品一样被和制造.”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科学法庭助理庭长塔尼亚西蒙切利说.
“未来,这类需求将越来越大.”斯坦伯格预言,“人们的选择也会越来越自由,你将看到几乎所有胚胎都通过PGD产生.”
但人们禁不住担心这样的未来：一个人的毅力、适应性和自我提高机制,在基因和天赋带来的必然成功面前,显得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