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原则
创新中国的经济学不仅仅是理论内容的丰富与发展,更要注意研究方法.当前,理论界存在一种趋势：过分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其研究范式的缺陷认识不足.注重数学修养尽管是必要的,现代经济学各领域都或多或少用到数学.但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经济学不是数学！过分重视工具训练而忽视了思想培养则是本末倒置.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思想,所有的创新都是经济思想的创新,决定一篇文章分量的是其要表达的思想而非表达技巧.数学有助于经济思想表达的精确化而代替不了它.如果热衷于构建模型,驻足于简单的模仿和搬运,重工艺轻思想,只能导致眼界狭隘和理论平面化.思想的深度绝非掌握了高深的数学就能达到的,这类似于工程师与思想家的区别.大师级的经济学家都是思想家.远的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近的如各届诺贝尔奖得主：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性收入检测说”,该检测说在储蓄与经济发展、消费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从长期结构和短期波动两方面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2002年诺奖得主是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卡尼曼将心理学成果引人经济学分析,对经济人“完全理性检测设”提出修正；史密斯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提出实验设计的规范并取得重要成果,二者都指出了经济学新的发展路标.他们获得肯定都是因为杰出思想的力量.
经济学研究一定要遵循正确的方法才不会走弯路.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还是要持批判地吸收的态度,结合经济学前沿领域及边缘领域研究方法的新进展加以发展.下面从检测设前提相关性、理论内恰性、解释力与预测力等方面提出理论创新应遵循的原则.
检测设前提相关性是指与现实的相关程度.理论需要抽象,描述事实不是理论.理论抽象的结果就是与现实产生距离,如果距离太大,明显背离现实,这样的理论检测设就缺乏说服力.弗里德曼的被西蒙戏称为“轮椅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即他著名的“只要预测准确,经济学检测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论断颇受争议.如果持这一立场,杰文思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如果预测准确的话,也应当叫做经济学.这样一来,经济学理论可能泛滥成灾.经济学中最具有现实相关性的基本检测设之一是利己检测设,这是可以用经验反复验证的,符合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是众数原则的合理抽象.利己检测设是一个既具有现实相关性又易于处理的检测设,一些互惠利他行为和亲缘利他行为也可以包括在利己检测设中.再比如最大化检测设,不仅指财富或物质收入最大,也可以涵盖名誉、地位、权力、闲暇等等,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的,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层次的.这样的理论检测设都是与经验事实相关的.也有一些远离现实的检测设,如完全信息检测设,一直遭人诟病,许多经济学家不满于完全信息的不切实际而寻求突破,终于催生了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长足进展.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进展也得益于对完全理性检测定的修正.理论检测定越接近实际,理论越具有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论的前提检测设非常不切实际,而一日,放松这些检测设,得出的结论却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著名的例子如科斯定理.科斯第一定理检测设不存在交易费用,第二定理检测设交易费用为正,由此得出产权的初始安排至关重要的结论.乍看起来第一定理毫无用处,其实第二定理的推理依赖于第一定理,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检测设提供了一个类似于真空无摩擦状态的参照系.
检测设前提相关性是对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要求,理论内恰性则是对理论内容本身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一个内部逻辑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理论经不起推敲,难说是好的理论.曾经影响很大的企业契约理论,如果仔细推敲的话,会发现其存在逻辑问题.“哈特等人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同样认为,企业所有权可归结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它们是由合同的不完全性导致的.理由是：由于企业合同存在不完全性,如果要反复谈判,就会增加交易费用,为了补救,必须把合同未说明的剩余权力交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对所有权形成原因的这种解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首先,合同的不完全性怎能决定剩余控制权要交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等其次,‘不完全合同’理论还存在前提与结论的自相矛盾.既然谈判一方能够获得‘剩余控制权’,免除反复谈判的交易费用,他就实际上拥有了完整的权利.因为,‘不完全合同’载明的权利+‘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完整的权利,还有什么不完全合同可言这岂不就否定了‘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前提,从而否定了这一理论自身！企业契约理论的逻辑不一致还表现在：将机会主义的人性检测定仅仅用在雇员身上,对于雇主和高层管理人员,则认为其对下属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不但表现出明显的逻辑矛盾,也与现实情况不符.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实中发生的经济事件的,说到底,理论无非是阐释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司空见惯现象的新解释,新理论的构建必须遵守形式逻辑内恰的基本要求,否则,就无法解释事实.
如果说前两个要求是理论构建的条件,那么,解释力与预测力就属于理论应用方面的问题了.进行经济研究的目的是寻求经济现象之间内部关系的可信解释,力图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寻求解释的过程要遵循设计得当并且科学细致的理性程序,对形成的理论也要进行经验验证.得到事实支持的可以暂时接受下来,被事实证伪的就淘汰掉.有时几个理论都可以解释现象,那就看哪个理论最简单,用最少的约束条件解释现象的理论更有普遍性.通常,简单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优越；而对于一个理论,能解释的事实越多越优越.理论除了解释现象外,还要具有预测功能.理论的预测能力应当成为评价其价值的重要标准.经济现象是纷繁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理论或模型来描述,所以,为了认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建立了许多理论来研究其不同侧面.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特殊理论.我们看到,某个理论在预测某种经济现象时比其他理论更有力,而对于另一种现象,情况可能正相反.“就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接受的标准是,能够同时预测的经济现象越多,其模型越好；如果一个模型能预测另一个模型所能预测的全部经济现象,而且还能预测后者不能预测的某个经济现象,则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前者优于后者.”解释与预测的标准来自于证伪主义的影响.马克布劳格说：“证伪主义成为整个20世纪的故事”.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其认定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波普尔提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够被推翻.不可能被证伪的理论不能称为科学.所谓的“套套逻辑”不可能错,就如“四足动物有四只脚”这样的理论架构永远不能成为科学.
二、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上几个方面是创新和发展经济学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经济有很多特殊性,一些在成熟市场经济中运行良好的制度到了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中国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现象更是与主流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很难用其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当我们发现理论推论和实际的经验事实不符时,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理论,而是去进一步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根据事实构建理论来进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摒弃成见,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所有的理论都是拿来用的,不是当作供奉物的.理论不是信仰,理论是可错的,随时可能被证伪,而信仰不具备可证伪属性.如果把理论上升为信仰,则使其失去科学性,更谈不上创新发展.对既有理论持批判地接受的态度,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对某些理论信奉得过了头,如韦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坚持认为,受到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头脑中会有几个参照系,在分析问题时可以随时参照,“讨论资源和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也是一种将理论信仰化的观点.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如果依照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可以暂时接受理论,如果不一致,要修正的是理论,不是事实.通过研究新的约束条件,提出更切合实际的前提检测设,构建新的理论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就形成了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常常产生在否定前人的基础上,而不一定是单单建立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第二,吸收现有成果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尽管理论的发展通常建立在否定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但对现有成果的一切合理之处,尤其是理论构建的方法必须要加以重视和认真学习.例如,尽管遭到许多批评,“穿着方程式外套”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仍然稳居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究其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点：首先,依此方法建立的理论体系自恰性相当高.自恰即自圆其说,无逻辑推理矛盾.从人是理性的前提检测定下,加进特定的约束条件,分析在此约束下理性人的选择和决策,对结果进行评估,同时借助于数学语言,用严密的数学推理加以论证,使之科学化、精确化,这是主流的理性分析范式,我们熟知的西方经济学重要理论主要依照这种程式化方式而建立,这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分析框架.约束条件非常重要,条件变了,结论自然跟着变,因此理论总是能自圆其说的；第二,符合易处理性要求.经济学理性分析的方法注重从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被认为是可以测量的量.这些个人幸福又可以加总为社会总和,这种社会总和被代之以或被等同于共同利益或社会福利.由此产生了功利主义的规范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一种注重个人(或个体)的方法,把个人(行为或利益)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而社会则被视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加总结果.这种理论抽象使经济学变得易于处理,同时使之与数学的关系密切起来,极大地区别于其它社会学科；第三,便于经济学家之间交流与研讨.在主导框架下,经济学家有共同的语言,实现对话容易得多.
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其建立理论的方法,将其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存量,形成一种“默会的知识”.例如,教室里教授的便于陈述的知识被用来当作产生另一类型知识的手段,一旦它被完全掌握了,也就是司有可无的了,以前学的知识被称为“默认的”、“程序性的”或“隐性的”知识.我们每天用筷子、系扣子和系鞋带,根本不去想是怎样拿的、怎样系的,但是不影响我们正确完成这些动作,知识“内化”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在教学中也应当有意识地多让学生体会这种方法.最有潜力进行理论创新的是年青一代,尽量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具有包容性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系统,给他们自己辨别真检测的自由,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第三,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经济学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这两类研究都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但目前我国却有这样一种趋向,重应用而轻理论.大家争着做应用研究,一些没认真学过经济学的人和一些搞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人都争着选应用类型的题目.良莠不齐,低水平重复不断,高水平成果难见.这既是一种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浪费,也造成学术泡沫横飞.很多著作、论文出来就被“束之高阁”,几乎少有人看,就是因为少有称得上创新的东西.
从事应用研究的人远远多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其原因是应用研究门槛相对较低,或日进入壁垒低,出成果快,容易见效益.这样说并非贬低应用研究的意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做的.我国大多数科研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指标就是成果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档次.而基础理论的研究要花费很多精力,风险很高,出成果又非常慢――原创性研究,谈何容易！成果出来了,到哪儿去发表理论类学术期刊本来就少,况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名人俱乐部”.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迫使部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放弃这种不划算的研究方向.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都选择做理论研究,因为他们没有我们所面临的这么多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我们则相反,我们许多优秀的研究型人才选择学而优则仕,做学问被当成“进步的阶梯”.
不能仅仅责备经济学教学、研究人员急功近利,我们更应关注大家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直接导致这种现象的是我们的学术成果考核体系――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巨大！不能只要求研究人员安于清贫.规劝或硬性规定学理论经济学的不准从事应用研究是难以奏效的,治理洪水采用疏导的办法有时比堵塞更有效.以数量作为学术成果主要评价指标的办法只能逼得大家忙于快餐式研究,很难出“大师”应该尽快用质量标准来代替数量标准.一篇文章并不是因为发表在权威刊物上就是高质量的,也并非只有被采纳就影响巨大.目前存在一种误区：很多科研机构都把政府评奖作为最权威的评价标准,对学术成果的价值认定往往以是否被政府采纳和获得奖金数额多少而论,若一篇论文被重要领导人参阅或批示,则被认为是得到了认可,参与各种评奖也容易得多.政府采纳当然是重要的社会反响之一,但社会反响还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群众评价,实际上,非的同行评议和著作、论文被引证情况等也应当被纳入考评体系.科学的学术成果考评体系能够引导人们合理配置资源,减少低水平重复.
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忽视基础理论人力资本投入的后果是我们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处于要与别人接轨的地位.与国际接轨不仅仅是学习人家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更要学会创建理论的方法.这是金子和点金术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国别之差,差别在于应用,其实不然.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怎么写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有诸多“奇迹”是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这为我们结合国情、传统、习俗惯例与文化背景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肥沃土壤.有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经济学”,也有人认为不存在所谓“美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之区分.不管有没有区别,建立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必要的.要创新经济学,就必须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基础理论落后,永远不可能实现赶超.经济学研究本来是要发现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规律性的东西,用以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走势.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是把制度当作既定外部环境的,我国恰恰是在制度方面迥异于西方国家的,所以不能照搬其理论结论；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纳入考察视野体现r研究视角的转换,对我们的理论创新非常具有启发价值.我们的理论范式和逻辑体系必须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并成为决策的理论依据.
借用世界体系论的分析角度,学术理论研究也大致呈现出这样一种“中心―半一”的分工格局：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它们“生产”理论,垄断着制定理论评价标准的权力,居于世界“主流经济学”地位；不仅如此,它们还输出理论,借此主导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和“半”国家的理论研究大多服从于主流范式,否则就失去了与世界(确切地说是发达国家)进行理论对话的权力.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却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国理论界多年以来一直有学者呼吁倡导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却收效甚微,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础理论方面不够强大,所以只好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这又容易因路径依赖产生在理论研究上对主流的依附.正是由于众多半国家对中心的依赖,理论研究的这种结构与层次才得以被维持与强化,半起到了对该体系的稳定作用.我们的出路既不是排斥主流经济学,也不是在其主导下亦步亦趋,而是迎头赶上,结合国情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