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今年是东亚金融危机10周年.对于这场劫难,值得汲取的教训非常之多,但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看,最重要的教训当数权贵资本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危害.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二战后,东亚威权主义者为确立自己的权威,纷纷把经济增长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让百姓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以便增强执政基础.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迅速摆脱了经济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在一些国家,“权贵资本主义”集中体现为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一些家族或财阀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很多东亚国家,由于政府垄断了庞大资源,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投资、税收、货币、信贷、贸易都有控制权,企业或机构为获取资源的优先分配或各种类型的经济优惠,便千方百计贿赂行政官员,由此引致日盛一日的钱权交易.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相似度检测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由此生成的不良资产则体现于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而引致的政企勾结,使企业不注重经营管理,不注重经济效益,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拉帮结派,只注重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相关利益集团的生成,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本加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这一点在韩国最为典型.
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不仅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也加剧了两极分化、危害了社会稳定――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比率达11.7倍、印尼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着国家70%以上的财富,就是最好的例证.
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即“人们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对抗心理,甚至藐视现存权威”.这开始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权贵资本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由于东亚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因此以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发展有其必要性；但当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功后,政府应“激流勇退”,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然而,一些东亚国家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生成,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本加利.诺贝尔奖得主戈里贝尔指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限制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结、裙带关系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没有造成东亚国家那样的危害,主要是政府的权力受到多方约束与监督.
而东亚国家严重滞后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为制约权力提供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缺少合法制约途径时,民众倾向于暴力对抗政府权力.这又反过来导致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治集权和经济控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在境外的压力和境内的好大喜功下,我们的金融业也在加速开放,此举令诸多国际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这点与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一些东亚国家非常相似.在开放过程中,一批境外投资者是“请进来”的,还有一批我们不让它们进来,但通过乔装打扮也“混进来”了,不只是一般理解的“热钱”,如一些以投行等形式进入,进来后“演变”成为对冲基金.因此,来的并非都是想分享中国金融改革盛宴的“客人”,也有来者不善的危险“嗜血者”.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加强对金融的监管.然而从近年来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实践看,金融监管者的自负与实际能力委实让人惴惴不安.
东亚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启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运用应当被充分监督,公民社会的建设应当被高度重视.但是,反思东亚金融危机,除了权贵资本的祸害之外,值得警醒的还有很多,这些反思的核心是,中国应当从东亚金融危机学到些什么,以免重蹈覆辙.
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只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但对此不能麻痹大意.10年前在我们“家门口”爆发的金融危机,应是活生生地给中国上了一课.但是迄今我们没有认真评估那场危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更没有认真细致地反思中国为什么能避免那场灾难.从很多研究来看,东亚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而且由此背上了“大国责任”的沉重政治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因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而我们的一些官员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而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乐观地认为,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
这样的乐观认识,显然是危险的.
（本文编辑 许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