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2周年.日本据台、两岸隔绝36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击北大营中国驻军营房,并在南满铁路沿线全面攻击中国军队.从那时起,一大片富饶的国土沦陷,千百万的东北人不得不流浪他乡,在寒冷的雪夜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东北人悲愤的呼声,紧紧揪住饱尝故土沦陷之苦,1930年6月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台湾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30岁不到的“他想到,故乡尚未光复,而东北却又陷入敌手,他因思乡而失眠了,但是,他并没有徒然感伤乃至于空喊爱国口号,而是搜集各种相关材料,及时地写了几篇有关“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
1930年7月,作为“新东方学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宋斐如在《新东方》月刊“殖民问题专号”发表《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一文,竭力呼吁日本与中国民众为着东方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团结起来.隔年12月,他又在《新东方》月刊“最近远东问题专号”发表《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东北事件与帝国土义战争》、《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节命》3篇针对“九一八”事变的专论.来斐如指出,“日本虽然是与英、美鼎足称雄的三大强国之一,却是个‘外强而中干’的帝国主义‘大怪物’；因为日本帝国的经济危机已由工商业蔓延于农业而日益急迫,具有丰富资源的中国东北三省可以充当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应地,资本及商品的销纳场所,所谓‘大陆经营’的媒介物.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软的东北三省,乃有十二万分的必然性”.
当时中国社会主流大都寄望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其他帝同主义国家对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经济制裁,从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但宋斐如清醒地批判这种论调无异干“空中楼阁”.他指出,处于经济恐慌的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在中国东北的利害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1932年4月,宋斐如还发表了《日本侵略下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一文.然而,国难当头,他深刻体悟到仅仅撰写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日两国民众团结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依然拯救不了多难的祖国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毅然辞去北京大学教职,投奔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其后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斐如怀抱着唤醒同胞要有新的觉悟的愿望,发表了《“九一八”六周年》和《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为纪念“九一八”而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为了赢得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切实联络世界上下等待我的民族,特别要设法提携可以一同协作、共灭日本军国主义的台湾民众.1938年1月,宋斐如再发表《日寇在东北的残杀与暴行》,同时出版《日本铁蹄下的东北》一书.为了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又在《战时日本》半月刊中刊发“东北的现状”专题,发表《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和“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两篇文章.
台湾青年宋斐如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专论与报道,不但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剖析了“东北事件”的本质,以及被压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时也表现了日据时期一个台湾人对流亡的东北民众感同身受的情思.这些专论与报道,也为两岸同胞同仇敌忾、不屈奋斗、并肩抗日的历史留下了一页页珍贵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