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之美与西晋社会审美风尚

摘 要： 西晋社会唯美风尚的盛行,使得人们对容貌姣美之人给予高度赞誉,加之人物品评也重视人物的神采与风姿,从而使得这些士人在获得社会声誉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仕途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潘岳因其姿容甚美,不仅赢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在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 ： 潘岳 容貌 审美接受

西晋时期士人偏重于追求物欲,要求得到全方位的欢娱,“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1]其中,“恣目之所欲视”所涉及的对美的追求无疑是最具有审美价值和审美体验的.《世说新语·惑溺篇》载：

苟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2]

荀粲为曹魏时期之士人,由此可见唯美之风早已有之.魏晋时期,士族阶层讲究仪容举止,这成了魏晋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美丽,不仅仅是女子的专利而已.加之该时期清谈之风气盛行,玄理名士谈玄说理时的凤仪神采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而当时的清谈之士为了使得自己仪表出众,大多注重修饰仪容,整饬音辞,以求貌美健谈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流风所及,当时的人们也普遍地在生活中形成了注重容貌之美和穿戴打扮的风尚.该时期,生活中不论男女,均注重容貌之美和服饰的奢靡华丽,其中尤以贵族家庭具有代表性.《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传》载：“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化日浅,靡财害谷,动复万计.”[3]贵族出行不仅追求车马服饰鲜丽,还要熏衣剃面,注意仪表；更有甚者,还要像女人一般傅粉、熏香,如《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云：

（何）晏尚主,又,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等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又其母在内,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4]

何晏之行为简直就是一种变态的嗜美举动,由此可见魏晋士人深受时代唯美风气的影响.这种崇尚女性美的倾向,发展至西晋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取向.当时,被公认的美男子都是以洁白、秀丽的形象出现的.据《世说新语·容止篇》载：“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2]王夷甫手与玉柄同色,其肤色白皙由此可见.卫玠也是当时著名的一位美男子,据《世说新语·容止篇》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2]由“观者如堵墙”可见,时人对美男子的审美热情不亚于当今“追星族”.当时社会之审美风尚为何倾向于男性的秀美妍丽呢?对此,罗宗强先生云：“这或者与个性的觉醒、自我的体认有关.自我的觉醒既重在感情与个性的自我体认,也注意到容貌的美.或者还与豪门世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有关.此时士人,已经没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纵欲享乐,诗酒饮宴,清谈闲旷之外,闺阁情怀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男性的美趋向于妍丽,可能是这种闺阁情怀的反映.但是还有一点,可能与男宠大兴有些关系.”[5]罗先生所论较为全面,而云“可能与男宠大兴有些关系”,则是见解独特,发千古之覆,道前人所未言.据《晋书·五行志下》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3]由此可见,晋时男宠之风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社会现象,西晋文人在其诗文中也有呈现,张翰作有《周小史诗》：“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刑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猗靡,顾盻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6]张翰素以高遗之风、适意从心之举而闻名于世,据《世说新语·识鉴篇》载：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2]

高遗如张翰者,他的人生审美趣味中却有对娈童的神往,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张翰诗歌中所描写的周小史的秀美,与当时社会对美男子的审美取向大体是一致的.

与貌美之人受到狂热的追捧相比,那些容貌丑陋的则时常遭受冷遇,据《晋书·潘岳传》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兒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3]可见,魏晋时期士人唯美心理可见一斑.该时期审美思潮的酝酿与发展,是与当时社会风气中到处弥漫的人们的感官式体验分不开的.西晋时期,士族生活极尽奢侈,唯美之风也近乎病态.建安时期的阳刚之美,逐渐被阴柔之美所取代.魏晋之际,贵族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又“好服妇人之服”,实已开士族好尚病态美的风气之先.其后晋人因袭不改,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美之追求亦不只限于女子的仪容,就连一般名士也以姿容相互矜伐,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在这样的社会审美风尚中,就连品评人物,亦由汉末重视人物的才、德转向对人物风采和容貌的品评,并由此发展到以貌取人,故而士人的容貌、风姿神采都对其生活乃至仕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潘岳生活在此崇尚唯美风气的社会里,因其容貌出众,加之天资聪颖,故入仕之前,即在其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由于出身中下层士族家庭,潘岳的才气为其后来踏上仕途提供了进取之资,自不必说；而其俊美的容颜在西晋社会唯美风尚下也一直是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晋书·夏侯湛传》载：

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3]

《世说新语·容止篇》亦载：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注引《潘岳别传》云：“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2]潘岳少年扬名,有“奇童”之誉,且被目之为“国士”,出众的容貌当为其早年的声誉增色不少.

有关潘岳之美貌,史料缺乏具体而细致的描写,但是从“连璧”之喻来看,当是属于秀美一类.魏晋时期,士人的审美标准常常采用“玉”或与“玉”相关的喻体,如裴楷被誉为“玉人”,卫玠年少时被称为“璧人”,而潘岳、夏侯湛被称为“连璧”,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心目中的美男子是“玉人”或“璧人”一类具有光洁秀丽之形象的.而以玉比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又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的.玉以其质地温润,光洁细腻的审美特性被士人广泛接受与喜爱,并赋予它特定的文化内涵,《国风·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7]《礼记·聘义》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8]此外,由于玉的开采及雕琢的艰难,一般人是没有机会佩玉的,也使得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附有了高贵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魏晋时期以玉比人,更看重的是士人的外在形象与玉有相似之处,至于士人的德行、才情是否符合玉的内在品格与其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倒是处在其次的考虑.魏晋时期的美男子很多,而唯独潘岳以其“璧人”的秀美形象被后世广泛接受,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很多历史现象具有偶然性,但偶然里面又隐藏着必然性.首先,潘岳生逢其时,生在一个尚美、唯美的时代,而其“姿容甚美,风仪闲畅”的潇洒形象为其出名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要归功于《世说新语》对魏晋名士形象的建构,《世说新语》把潘岳之美写得非常突出,而且,该书作为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潘岳貌美之形象的接受起到了传播的作用.魏晋风度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世文人对魏晋名士潇洒风神的追忆与神往,包括《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名士的容止与才情.因此,《世说新语》的成书与流传,在潘岳之美的接受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此外,人们善良的补偿心理使得潘岳之美被广泛认同与接受,人们往往同情弱者,潘岳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孝亲重友,却结局悲惨,后世在了解了潘岳的处境后,给予了“理解之同情”,对潘岳之美的接受也是在沉痛伤悼美的失去.

综上所述,因西晋社会唯美风尚的盛行,人们对容貌姣美之人给予高度赞誉,加之人物品评也重视人物的风貌,从而使得这些士人在获得社会声誉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仕途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潘岳因其姿容甚美,不仅赢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在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才比子建,貌似潘安”,已成大众共识,后世的诗文、戏曲中多有潘岳美丽容貌的描写,可见,人们对潘岳其人审美接受的普遍性,“潘安”俨然已成为美男子的代名词,也被认为是美男的象征.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2418.

[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2.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95.

[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37-1808.

[7][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86.

[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4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运城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Q—20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