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刘伯山先生近期著文指出：徽州文化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区域文化,其所蕴含的内容有着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和地位.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广阔而独具特色的研究空间”.（《徽学研究的多学科价值》．《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９期）这对开启我们的思维,加深对徽学研究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在刘先生的文章中,对徽州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价值这一关键问题并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与空位.
在以往有关徽学的学科建构和研究路径的探讨中,许多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及社会学方法对于徽州区域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然而,徽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用社会学方法这一层面,而应当以社会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去探视徽州区域社会.正如刘先生所言,徽州区域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发展的“典型缩影”和“整体投影”,它含有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全息基因”.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会社入手,补阙刘文之不足,旨在探明社会学对徽州区域社会研究的意义.
一、
民间会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中的自设性与自愿性组织,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乡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圈子”.与其他地方相比,明清到民国时期徽州的会社组织更显发达,形态发育更为充分完整.
众所周知,“万山回环、郡称四塞”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徽州自明清以来一直少有“兵燹之虞”,是战争罕至之地,有着近千年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同时,明清国家权力在基层乡村发挥作用的有限,也为民间会社的产生和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空间,使其呈现出自然与完整的形态.其表现如下：
１、种类的多样性.明清之际的徽州社会活跃着各种“会”组织,有如祝圣会、文昌会一类的祭祀性会社；忏香会、佛会一类的宗教性会社；养山会、合会一类的经济互助性会社；瑞星文会、聚星文社一类的文会组织,等等,名目繁多,呈现出多种的类型.
２、分布的广泛性.徽州会社遍及乡里,数量众多.在徽州地方志及徽人笔记资料中,关于会社分布的记录常有所见,如“都之六邑,轮有岁会”、“歙城市乡镇,各立文会”、“各村自为文会”等等.不仅文会如此,其它会社亦然.仅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就有３３个“会”社组织,这还仅限于《徽州会社综录》统计所得,实际数量当更多,可见当时会社的繁盛.
３、会社活动的连续性.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会社活动的长期延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现存徽州会社的会簿和会书中,可以看出会社的活动很有规律,或一年一次,或一年数次,定期举行,连续时间长.如休宁县的《祝圣会薄》（现存南京大学历史系）,记载了从明崇祯十一年到民国三十年几乎每年的祭祀活动,持续了约３００年.存续时间的持久使会社的活动得以充分展现.
４、会社运作的组织性.“会必有规,所以明条约,一众志也”.（《还古书院卷之十会规》）徽州会社大部分都订有会规,置有会簿,立有会首.会首的产生、职守,会产的管理、经营,活动的方式、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歙县岩寺的南山文会规定：“每年例以五人司其事,有余资,则五人分领.至翌年三月十日,则将其资交出,不征利,亦不得欠缺.”通过会规,我们可以看出会社内部的会首轮流制、会产的股份与共管制等运作机制以及超越血缘关系之上的“契约性”关系.
５、产生的自发性.虽然部分会社在生成上得到官府的一定支持,但大多会社仍是由家族或乡村成员基于共同的社会需求自发结成的,在管理和经营上很少看到官府的影子.
这种在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会社,为我们研究明清之际的会社组织提供了极具典型意义的“标本”.不仅如此,大量民间会社的存在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徽州宗族村落社区的国家―――宗族二元社会结构,使我们在讨论徽州的社会结构时,“与宗族组织同样,‘会’组织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因此,会社研究是徽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方面,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徽州区域社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切入点.
二、
纵观当前徽学研究,对徽州会社的研究虽然也有部分成果问世,但明显处于边缘性地位,没有拓展开来.我们若能从社会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出发,便会开启一扇新的研究之门,在不同层次上获得徽州社会研究的社会学价值.
首先,从微观的层次上,通过会社探讨民间会社的历史根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和私人的非营利的或非政府的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在市场和国家以外大范围的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第三部门研究的权威学者萨拉蒙教授称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并认为,“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２０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１９世纪后期的重要性”.（眼美演 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 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２４３页）在研究社团发展过程中,萨拉蒙教授深刻地指出：“近年来,人们目睹了有组织的志愿活动的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这种活动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同上,２５５页）他的见解同样适合徽学研究.
发育形态完整的徽州会社,为我们探讨民间组织的历史根源提供了最好的对象.从组织角度看,徽州会社具有当今“第三部门”的５个基本特征,即：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通过对这些乡土社会中“第三部门”的生长、发育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间社会自组织的形态、生成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清乡土社会中社区成员对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如何克服“政府失灵”、“宗族失灵”,均有重要意义.如合会是徽州古老的一种会组织.合会的兴起,其本意是以一种互助的精神共同解决一些婚姻丧葬大事,并协力解决农民解付官府赋税的征收,但随着徽商的兴起,徽州合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融资的渠道.透过会社的生发机制,探索民间社会的历史根源,这是我们当今民间组织或第三部门研究本土化的理论基础.
其次,从中观层次上,透过会社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宋元以后,徽州社会即是一个宗族社会,“强宗巨姓,雄峙其间”.清人程且硕《春帆纪程》记载：“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八）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以宗族的“内向性”和“排他性”,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张力.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社会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万历《歙志风土》记载：“寻至正德末,嘉靖初等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楗,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竟.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徽州社会却能保持近千年的稳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境内各区域全面发展的典型代表.这虽然与徽州封闭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但其内部的社会整合机制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刻问题.作为徽州社会结构的重要组织部分的会社,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与地方的保甲、乡约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各自的整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这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此方面,郑力民先生通过对歙南孝女会的个案考察来解释维系宗族社会存在的“族际乃至村际间的关系网络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说,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会,揭示了村落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它也是村落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的重要纽带.
第三,从宏观层次上,通过会社国家―――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由于中外学者的大量引用,以其作为分析模式的影响正在扩大.“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范式意义在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凸显了公共领域与区域社会的整体意义,从更广阔的境界上阐释中国传统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内部走向.（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３―４页）目前国外学者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如韦伯的“儒教调节器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施坚雅的“中心―――边缘理论”、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理论”、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等.国内学者也开始借鉴西方学者的有关理论,从多角度展开研究,其中王日根在其《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以会馆为考察研究对象,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徽学研究一直强调“小徽州”与“大徽州”的互动与影响,由此拓展开去,以民间自发性的会社为对象探讨国家―――社会的关系,不仅能从徽州区域社会中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甚至能从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得出某种一般性结论.
三、
以社会学的学理来分析徽州社会,在徽学研究中有着普遍广泛的意义.徽州人口在群体性、身份性和地域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人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身份,人口分流是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徽州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徽州人口分流应放在徽州的整体社会框架内进行探讨,社会学的视野决不可少.徽州宗法制有着中国宗法制度的共同特性,但又显现出超常的应变能力.“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变,始终保持自身较强的内聚能力”,使其在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仍能维持社会人伦体系有条不紊,从而为当今世界各国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所关注.其他,如徽州宗族制下的家庭问题、女性地位与权利问题、移民与社会问题、乡间绅士问题等,都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获得新的解释.
以社会学的视野去研究徽州区域社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探索新问题,同时更能提高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其一,可以帮助我们探知人们的行动理性,如徽州地方神的信仰崇拜,会社活动中仪式、咒语、聚饮、狂欢,徽州商人的奢华生活等等,诸多在今天社会看来属于非理性的行为,往往潜涵着理性的目的.
其二,可以为研究对象建构活动的场域,获得整体性认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结构,一个场域由附带一定的权力或资本形成的各种位置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关系所构成的运作空间,或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从研究对象活动的场域出发,可以把孤立的行动、现象联系起来,建构各种联系.如对徽商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获得与维系这一社会学问题,构建徽商的活动场域,把徽商的生活与经营,徽商与宗族、官府、徽藉仕宦、科举等联系起来,更有利于我们探讨徽商的行为网络和行动逻辑.
其三,从实证的角度解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对中国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宗法的实态、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以及长期延续等学术界正在探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
综上所述,徽学研究只有真正将多学科的知识引向深入,才能不断使研究上升到理性层次,从而走向综合认识,提高学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