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近年来,从表面看,红色革命文化再成文化大潮、主潮,红色歌曲天天唱,红色革命经典电视剧、红色革命老电影频频出现于各地荧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这其中,除了情感的抒发,情绪的激昂,生命的怀旧,对昔日的怀念,对现实潜在的批判,是不是还有一些深层的学理需要我们认真地给以思考、梳理呢?我觉得,是需要的,并且是急需的.这其中,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就是其中应该予以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

所谓现代性,是一个内涵复杂歧义颇多的概念,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红色革命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现代性文化.为了避免在概念上作不必要的纠缠,我在这里指的现代性转换,是指红色革命文化如何在当今具有现实意义.

红色革命文化中最为直观、醒目的也是最为公众所欢迎的,是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言.在这其中,在今天,最为重要的两点是：第一,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为代价,评价历史进步的尺度,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程度,更重要的是人的解放程度.第二,人,生而平等,底层民众不因其经济的弱势而失去人应有的尊严及社会对其的尊重,请注意,是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同情或怜悯.

就第一点而言,资本经济在其自身发展中,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实现目标的,在这其中,是以无视底层民众经济利益为代价的.1930年代全球性的红色革命运动,正是对这一无视的抵抗并迫使资本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增加社会公众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与之相应的,是对历史进步的重新评价,历史进步的尺度,绝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是将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将人的解放、幸福程度视为其根本性的评价标准.在当今中国的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使红色革命文化与现代性文化在这一点上,形成了直接地对接与承继.但对底层民众经济利益的维护,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回到“大锅饭”,并不意味着取消竞争,取消差距,更不意味着无视经济规律、取消市场经济,不意味着“仇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对底层民众经济利益的维护,二者之间不可缺一而形成的关系的“张力”“紧张”,二者之间关系“张力”“紧张”的复杂性与微妙性,或许是红色革命文化现代性转换中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山西的地方性的煤炭生产中,显得尤为突出.

就第二点而言,资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经济实力的大小作为人的自身价值大小的核心价值观,由此,形成了底层人与上层人在个人价值认可上的不平等,使底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不能得以体现.红色革命文化在过去的革命历史中,在政治文化层面,给了底层人以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马斯洛的人的存在需求层次说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实现.在这一点上,红色革命文化与五四“人的文化”不是如学界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断裂”而是另一种形态的承继,与现代性文化中人的价值本位,也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在这一致之外,是否也有着诸多不一致之处呢?我想,是有许多不一致之处的.诸如,如果我们不是刻板地局囿于马斯洛的原意的话,马斯洛的人的存在需求层次说中的人的自我实现,是在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实现之后的更高的人的需求层次,这与马克思在其《手稿》中所表述的,人的自我解放、实现的程度,要看其在何等程度上,不再为物质的需求而从事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可谓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之处的.要而言之,虽然我们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的关系,不能作简单的线性对应理解,但人的真正的自我实现,是需要着一定的前提条件,包括物质的解放,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层次的满足等等,这样的判断还是应该能够成立的.如是,我们在承认底层民众的自我实现的价值需求时,才会不因此而否认五四时代所重视的对底层民众的启蒙要求,才会不忽视物质贫困所带来的精神贫困给底层民众所带来的在自我实现中的虚幻性、扭曲性,以及在这种虚幻性、扭曲性中所带来的对底层民众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遮蔽”,才不会让底层民众在这种“遮蔽”中“迷失”自我.如是,我们也才不会让“”中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贫下中农领导高等院校”之类的闹剧重演,也才不会给这些闹剧的各种变异形式以学理性的依据.既不在资本经济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中,失去对底层民众自我价值的肯定,又不重复让底层民众在自我价值实现的虚幻性、扭曲性中迷失自我的悲剧,这也应是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中所需要正视与研究的问题之一.

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中,还有三个问题是需要给以认真研讨的：个人与整体；物质与精神；过去与现在.

首先,个人与整体.红色革命文化强调整体利益至上,为了整体利益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荣.但现代的经济生产形态却又是以个体利益为其驱动力的.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当今社会还要不要强调对个体利益的牺牲精神?个体利益是否应该有价值形态上的合法性认可?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以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是否认可和成全为价值标准,整体被相机判为“真实的整体”与“虚幻的整体”这两种整体分别配称于以之为存在对象的两种个人,即“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应该更深刻地以此为价值尺度,更加具体地明确整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对个体利益价值形态上的合法性认可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对同样作为个人的“他人”及整体的责任感及负责精神.这样的一种个人／整体关系的观念,无论是对作为整体的代表者的权力者,还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说,都还是比较陌生的.

其次,物质与精神.红色革命文化偏重于强调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中精神的力量,现代经济生活则刺激人的物质生活的.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常常给人以这样的感受与判断：今天物欲横流,精神丧失.我觉得,在这其中,有这么两个问题需要我们作理性的认真辨析：

第一个问题,红色革命文化不但注重在政治文化层面给底层人以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豪感并在这同时强调其中的精神的力量,究其根本,其实红色革命文化首要注重的,倒是强调物质上的翻身与解放,是在物质上特别是在近期的可以具体实现、体现的物质生活中,给人以希望与满足,如农村中的分田地,城市中的平物价、保供给等等.所以,当今社会对物质生活的重视与认可,与红色革命文化的这一承传,在深层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个问题,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民众物质生活的长期的普遍贫困,由于红色革命是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与阶层首先得以发动的,所以,相对说来,缺乏建立在丰裕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资源,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形成的速度又是不一致的,相对说来,前者较快,后者较慢,如是,当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物质生活初步丰裕起来之后,与之相应的精神世界却未能同步形成,由此,给人以精神丧失的感受与判断.但也正因此,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那么,形成建立在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新的精神形态与精神力量,建立与丰裕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形态与精神力量,正是红色革命文化在今天的当务之急,正是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的当务之急.

再次,过去与现在.目下红色革命文化的盛行形态,更多地是以一种过去形态出现的,革命历史歌曲、红色革命的老电影及对其的电视剧改编等等,在这其中,潜在地体现着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困惑及相应的情感性补偿.在这样的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中,我想,也还是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给以深思的：

第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历史认知与生命记忆、生命活力的关系.红色革命文化在今天得以盛行,与两部分人密切相关：中老年人、青年人.中老年人的青少年时代,是汲取着红色文化资源长大的,当他们在今天普遍地过了“知天命”之年时,伴随着人的生命活力的渐次衰退,对生命活力、人生往事的忆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生命现象、生命需求了,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以充满生命作为其主要价值特征的红色革命文化,就成为了他们实现生命记忆的最好的对象.与中老年人不同,青年一代是因为红色革命文化中的生命与自己生命中的青春的相一致而对红色革命文化给以认同的.但在这其中,中老年人与青年人,都面对着一个将生命记忆、生命活力与历史记忆相混同的误区并在这一误区中丧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既不能认知红色历史真正的辉煌所在也忘记了我们对红色历史应有的反思.

第二个问题,在对过去的情感性宣泄中,形成了理性应对现在的缺失.如前所述,红色革命文化潜在地体现着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与困惑,但这种不满与困惑,却因了在对过去的生命记忆或今天的生命活力的情感的宣泄性满足中而得以释放.然而,在这种释放中,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困惑与不满却没有得到理性的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也因此,无助于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我们习惯于的满足,习惯于在运动性的社会活动中,获得的满足,而时时忘记,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还要靠冷静的科学与理性.我们习惯于以现实问题刺激,却对通过来促进理性认识还十分地陌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这一现代性转换的意义,我们对之至今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