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载体,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宗教信念,也可以体现在服饰的变迁上.文章通过研究北魏服饰的历史渊源,从朝服赏赐、佛衣类型和妇女服饰三个方面分析了北魏时期的服饰文化,从而探讨这一时期的文化融合.
关 键 词 ：北魏 服饰文化 文化融合
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各民族服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各种因素,中原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渗透,形成文化交融的状态,民族的文化融合在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中留下了痕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融、碰撞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鲜卑族是少数民族,要想在中原建立长期政权,必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的文化,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本文从北魏时期服饰的变迁上,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融合现象.
一、北魏服饰的历史渊源.根据《晋书》《魏书》《北史》等史籍的记载,因为鲜卑族主要活动的地区是在大兴安岭北段,后迁移到蒙古草原大青山、狼山一带,以畜牧打猎为生,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经济类型,所以为了适应马上的活动和寒冷的气候,早期鲜卑族装扮为头上带着鲜卑帽,身穿是窄袖交领的上衣,下着小裤口的裤子,脚蹬靴子,并且裤口还要塞进靴子里,这样的衣着类型统称为“胡服”,动物皮毛是早期胡服制作的主要材料.到北魏时期,鲜卑拓跋氏部族从原有的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因为生产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由骑马涉猎到耕地种田,借鉴汉人的耕作生产方式,大力发展棉花的种植,棉花是汉人纺织品的主要原料,所以鲜卑族的服饰也发生了改变,胡汉服饰的融合由此开始形成.改变后的鲜卑族服饰保留了其独特的鲜卑帽,服装的款式上借鉴了汉族的服饰,但是在北魏政权极力推行汉化政策之下,北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文明没有达到汉化的水平,所以鲜卑族妇女的服饰仍然保留了鲜卑族原有的服饰风貌.
服饰作为文化融合的载体,受到民族、阶级和区域的制约,能够折射出一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从北魏服饰的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北魏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北魏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就十分重视对于服饰的改革.据史籍记载,道武帝时期,天兴六年（403）,道武帝下令学习汉人的冠服等级制度,“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到孝文帝时期,进行了多次服饰改革,首次服饰改革于太和十年（486）,孝文帝穿戴龙袍冠冕在朝廷上摆宴席,接受诸国使臣的朝贺,显示了孝文帝对鲜卑胡服进行改革的要求和全面实行“汉化”的决心,“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太和十年（486）四月一日,孝文帝下令,“始制五等公服”；四月四日,“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同年八月,孝文帝将五等公服正式授予大臣,“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下令,禁止百姓赤身；太和十八年（494）,尽管鲜卑族旧贵族以及保守派反对,孝文帝依然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并下令全面推行“孝文改制”,禁止鲜卑人穿传统服装,改穿汉人衣服；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赐群臣冠服.
二、北魏时期的服饰赏赐.北魏时期的服饰赏赐分三类,一是对官僚阶级的服饰赏赐；二是对弱势人群的服饰赏赐；三是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服饰赏赐.
对官员的服饰赏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官服是古代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官服赏赐依据场合可以分为朝服、致事服和丧服.北魏时期朝服自道武帝开始,官服赏赐就有等级之分,不同的官职所赐服饰不一样.所谓致事即退休,北魏于孝文帝改革前后建立致事制度,对于致事服饰的赏赐有两类：一是根据退休前的官位赏赐服饰,体现身份地位和朝廷恩宠,另一种则是赏赐的保暖御寒的普通衣物.丧服则是官员去世后朝廷赏赐的助丧服饰,一般有命服、朝服和敛衣三种,北魏文成帝以前,朝廷赏赐的丧服以命服为主,朝服和敛衣较少,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丧服赏赐以朝服、敛衣为主,不再赏赐命服.北魏的官服赏赐是封建时期等级制度的象征,通过官服的赏赐达到笼络和调整统治集团力量的目的,是“汉化”的表现,也是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
对于弱势群体的服饰赏赐跟官服不一样,类似于现在的福利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灾人祸后的紧急救助；二是平常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救助.古代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社会经济还较为落后,遇到天灾人祸时,人民的抵抗能力较差,经常会有流离失所,衣不蔽体的情况,而古代对于天灾人祸的发生,通常有统治者失德这样的解释,灾后的救助工作做得好不好也体现了统治者是否有好的德行,因此,每在天灾人祸发生后,统治者都会救助受灾群众,赏赐衣食,帮助其灾后重建,北魏时期也不例外.北魏建国初期,征战不断,天灾频繁,因此道武帝拓跋下令“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要求地方官员关照不能自给的老人.到孝文帝时期,北魏的福利救助制度相对来说趋于成熟,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爵奉养,其他弱势人群则赏赐衣食等物.
据马冬先生曾做的统计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服饰赏赐以北魏时期最为显著.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统治范围内及周边少数民族众多,鲜卑建立政权后,周边的少数民族要北魏遣使朝贡,因此,北魏统治者需对周边少数民族领袖进行封爵并给予大量赏赐,服饰的赏赐就包含在内.孝文帝之前,北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服饰赏赐没有具体的名称,统称为“衣服”,都是周边少数民族惯常所穿的裤褶、靴帽之类.孝文帝时期,北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服饰赏赐有了具体的名称,如赏赐给高句丽的服饰,为具有浓厚汉服意味的“衣冠服物车旗之饰”,这也契合了孝文帝推行了的“汉化”政策,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
三、北魏时期石窟的佛衣类型.以云冈石窟为例,云冈石窟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孝文帝改革之前开凿而成,主要为上衣外覆,中衣被外层上衣所掩盖.细分之下又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通肩佛衣,即上衣自背部覆盖双肩,右衣角自颈下绕过搭向左肩,佛衣的衣褶为相互咬合的勾连纹或者窄浅阶梯纹；坦右佛衣,上衣自背部覆盖左肩后,右衣角自腋下绕过搭向左肩；覆肩坦右佛衣,上衣自背部覆盖双肩后,上衣右侧沿肩臂处经右腋下绕过搭向左肩,裸露出右侧胸臂,衣褶和通肩佛衣类似.孝文帝改革之后,佛衣类型发生变化,云冈石窟第三期的佛衣类型中衣外露型,可以细分作两类,分别是上衣搭肘佛衣和中衣搭肘佛衣.上衣搭肘即上衣自背部覆盖双肩后,上衣右衣角自胸腹前绕过搭向左肘,中衣在胸口下端隐现,衣褶为宽深阶梯纹；中衣搭肘则是指中衣的右衣角搭在右肘上,上衣自背部覆盖双肩后,右侧沿肩臂处经右腋下绕过搭左肩.云冈石窟形成的“云冈模式”,对此后石窟的开凿具有重要意义,其佛衣类型也因此影响了此后开凿石窟的佛衣形式,代表了佛衣从沿袭印度传统到偏重汉族传统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胡文化逐渐“汉化”的过程,是胡汉文化融合的表现. 四、北魏时期的妇女服饰.北魏妇女服饰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汉化,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平城时期,妇女的裙装服饰是以鲜卑族服饰为基础,借鉴汉人服饰的特点,主要为窄袖、袍衫、垂裙、黑帽,有的妇女服饰则是着儒裙,将领口加宽,腰线上移,有时在肩膀上披披巾,具有鲜明的胡服特色.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全面汉化政策,洛阳时期的妇女裙装服饰则是从上到下完全模仿汉服,但有受到民族迁徙、佛教等影响,汉服中又融入其他各民族的服饰特征,从而形成具有朴素特点的妇女裙装服饰.如洛阳北魏元邵墓中女侍俑的服饰,与汉服相比,袖口裁短,领口加宽并将腰线上移,不仅有汉服的特点,也有其他民族服饰的特点.北魏贵族妇女的服饰主要是模仿东汉服饰,大多为宽大的长袍,配有复杂的纹饰,将缘饰缝在领口和袖口,在腰部系一条带子.
北魏妇女除了穿裙装服饰,着长袍,有些人也穿裤褶服.北魏一种常见的妇女裤装服饰就是：上身穿长度仅及臀部的宽袖短褶,下身穿裤腿散开的大口裤子.这样打扮显得身材苗条,靓丽动人,这种服饰样式既有胡服的特点,又融入了汉服的样式,深受妇女喜爱.
服饰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在北魏时期发生巨大的变迁,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汉化的重要标志,体现了胡汉文化融合；另一方面,北魏时期的服饰文化对隋唐时期的服饰风潮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服饰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