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怎样定位我们自己
陈忠实说过,我们选择文学而不选择其他职业,那是因为我们对文学有一根敏感的神经.我说,陈老师,你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无法求证.要从生理学、神经学、解剖学的层面求证一个人的职业取向,恐怕现在还无法完成.许多人都有文学梦,那是一种情感寄托和心灵安妥,或叫做寻求一种精神逃避或补偿.
但是,如何定位我们自己,我觉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而且,我觉着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欣赏者或文学爱好者,要比把自己一定设计为一个作家要来的快乐的多,自由的多.
第一,中国有许多作家、评论家,专业的和业余的(专业的并不能说明他的水平的高低,那是体制给予他的身份),还不能拿到我们心中的作家、批评家的天平上来衡量.职业和压力早已磨损了他对文学鲜活的感知力,异化了他对文学的感觉,打个折扣也只能称之为文学爱好者.而且,这个文学爱好者和我们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你发现他常常是教条的、蹩脚的,甚至是陈旧的、陈腐的.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许多专业作家,实际上是在走向了文学心灵、文学生命死亡的道路上.
第二,这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许多工人、农民、学生、打工族(蓝领的和白领的)、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士,他可能不写一个字,不从事业余的写作,但是,他们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阅读,他们渊于爱好和兴趣不受限制的涉猎,他们的文学敏感和文学修养,他们大到对文学功能的褒贬和看法,小到对于一部作品的评判和分析,他们的鉴赏水平并不比职业和专业的人士差,他们的见解更少教条和束缚,更接近人们的审美感受和文学真理.
我们都知道大作家余光中,余光中出版自己第一本散文集子的时候,把书名起为《左手的缪斯》,他是自谦地用“左手涂鸦”“旁门左道”的意思.余光中把自己称之为“半票读者”,说自己“在文学欣赏的国度里仍属半票的童年”,这不仅仅是谦虚,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学深广的认识和深广的敬畏.
再说,文学是什么按照福楼拜的说法,文学是一剂毒鸩,是一副.福楼拜说,它给你一刻钟的欢愉,却给你一生的痛苦.
我们有些同学也许见过陈忠实,也许见过陈忠实的照片,陈忠实的那张脸,像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布满深深的褶皱,那是沧桑,是智慧,也是灵魂搏斗的写照.
我们陕西还有一位作家路遥.路遥是十七年前的11月17日去世的.路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七年了,但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今天仍拥有许多的读者.
定格在我们心中的路遥形象最强烈的就是一手拿根黄瓜或大葱,一手拿着大饼,而且蓬头垢面的形象.
我们说贾平凹,那是一个上了山后下不来的形象,可怜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人,高产、多产、勤奋、执著,新时期的每一个思潮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身影.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患有肝病,食欲不振,不能喝酒,每写完一部长篇之后必要住院,必要靠打点滴来修复自己身心的疲惫.
所以说,在座的女同学,找对象可千万不要找作家,因为作家都有情人,他会爱情人胜过爱你,甚至胜过爱他自己.这个情人就是文学.
这个时候,我们把文学看成什么看成一种趣味,一种修养,一种潜移默化的提升.我们对一部作品的判断不受专业人士的左右.或者说,我们既不透支我们的生命,也不给社会添乱,如果文学不是社会(哪怕你这个社会再小康再盛世)的抵制、反动,那么,这个文学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可惜,我们现在的文学不是这个面目,现在的文学不是社会的良心,不是社会苦痛的代言者,那么,你文学不边缘化才怪了呢
现在有一个思潮叫回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是我们同学刚刚出生的年代,回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可是,当文学不能传达社会诉求的时候,你在哪里寻找文学的时代.
我的意思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妨消极一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命运迷惘的时候,我们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
文学是谁的事情
文学是谁的事情在遥远的漫长的过去,文学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你没有书写的权利.绝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是什么是统治者赋予你的,是种地.曾经,蔓延至今正在消除的社会体制、文学体制给我们制造的误区是什么是文学是少数职业人士、专业人士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就像“”时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样,当整个社会的关注重心话语中心都在文学的时候,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当文学话语权、表达权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而且更深层地折射的出是整个社会的非自由、非状态.
当越来越多的人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绪,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这是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让我在一部经典和更多的人有自由写作表达权、话语权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而放弃经典.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没有准入证,没有准入门槛.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观点,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着许多自由写作者、另类写作者、边缘写作者(这个边缘也要打个问号,凭什么依据的是文学标准还是非文学标准)、网络写作者、非体制内写作者,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已经和貌似经典的对文学的垄断方式、评判方式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愈演愈烈,而且,它不可阻挡.
高手在民间
讲当代文学中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阿城和贾平凹的.
这个阿城就是写了《棋王》《孩子王》《树王》的阿城.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城曾随一摄影组来西安,打听到贾平凹住西安市南院门大车家巷某家属院几楼几单元,于是登门拜访求教,说贾老师,我这有个东西,请你给看看.阿城走后,贾平凹读阿城的求教之作,一读难以释手,再读,贾平凹拍案感叹,说这东西好啊,比我写得好.贾平凹当时读的便是阿城的成名之作《棋王》,而当时的阿城,是多少带着一种玩票的心态写作的.
第二件是关于莫言和路遥的.
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收获》面世的时候,莫言还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的返乡青年在他们高密县高密乡的田间地头挥舞锄头.《人生》是莫言在田间地头读的.《人生》把莫言读得痛哭流涕,为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命运而感叹唏嘘,为路遥写出了农村青年的痛苦和奋斗而感激不已.后来,莫言和路遥在西安相遇,说起这事的时候,莫言已是《红高粱》红遍了全国.但是,在当时,在《人生》发表的年代,莫言的的确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一个不甘于命运、有志于文学的农村青年.
过去,契诃夫有一句话,叫做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包括曾经的贾平凹在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拿这句话来励志.
文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只有无数个想成为托尔斯泰的人,才会有托尔斯泰的出现,只有无数个想创作出《红楼梦》的人,才会出现《红楼梦》.换一个空间说,只有无数个想创作出《白鹿原》的人,才会有《白鹿原》的出现,只有无数个想成为贾平凹的人,才会有贾平凹的脱颖而出.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都有一个深厚的土壤,文学世界,是由无数个爱好者、追求者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