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连阴几天,天晴了走在太阳底下,不小心就看见了走在前面的影子.忽短忽长,走得比我慢,比我胖,比我难看.它让我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很陌生.我停下来看着它,想了一会儿,心里说,你已经27了.是啊,我已经27岁了.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常常都是在看自己影子的时候,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的.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正在改变的自己.然后开始想,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十年,二十年,二十七年.怎么一晃就到了现在.我不是那种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成绩才能活下去的人,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就像不知道是怎样跨进了一个门槛,先抬的是哪只脚,为什么要跨进来,跨进来又是怎么继续往前走,然后又开始跨另一个门槛.一个又一个,都没想明白,就跨了27年.看着影子的时候,我其实是想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跨过来的.
就像写作,我也常常琢磨,我是怎么就写到了27岁.
往回数,让我觉得跟写作有点关系的事,应该是高二时的神经衰弱.那时候心悸,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莫名其妙地恐惧,看到夕阳就如履薄冰,神经绷过了头,失去了回复的弹性,就衰弱了.完全陷入了糟糕的精神状态中,没法跟同学合群.那种自绝于人民的孤独和恐惧长久地支配我,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恍恍惚惚的,经常产生幻灭感.写日记成了发泄孤独和恐惧的惟一方式.从高二开始,一直到1997年真正开始写小说,我写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日记里乱七八糟,什么都记,想说什么说什么,怎么好说怎么说.后来回头看看,很多现在的表达,包括形式,在那些日记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原型.然后看小说,开始尝试,就这么顺下来了.高二时写过一个短篇,几千字,模仿的东西,名字也学生腔,都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取那样的题目了.接着高三,压力大,情绪更加低落,看张爱玲、苏童解闷,又开始写.好像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还给一家杂志寄去一个,当然是石沉大海.眼巴巴地盼了一些天,就老老实实去看书了.
我一直想当个律师,高考的志愿一路都是法律,只在最后的一个栏目里填了“中文”.填得很随意,觉得若是落到了这个地步,学法律大概也没什么意思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这么一个“中文”,还是进来了,所有的“法律”都不要我.进了中文系我颇有点悲壮,整天往图书馆跑,看了一大堆小说,但到底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小说也写,那更多是习惯,觉得应该写点东西而已.
正儿八经开始写小说是在大一的暑检测,1997年7月.我一个人待在学校里看书.黄昏时分看完了张炜的《家族》,半个天都是火烧云,我在空旷的宿舍楼门前走来走去,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得告诉他,我要当作家.尽管在此之前,我的小说已经有点样子了,但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什么作家.看完《家族》,一下子体会到了表达的自由与美好,我觉得我经常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都被《家族》说出来了.我找到了小说与我之间的关系,那种把人一下子洞穿的感觉,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就这样.开始把小说当成事来做,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我可能是那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那时候的阅读量现在看来,几乎是可怕.看完了就写,很受马尔克斯影响,大二开始写一个长篇,年少轻狂,打算揭示战争以来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并为此激动得常常睡不着觉,半夜想起来一个好细节,没有灯光,就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第二天誊抄.没写完,只有几万字.现在还保存着,依然喜欢那个题材,以后应该会接着写出来的,因为现在回头看,觉得还挺有点意思.后来到了南京念大三大四,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写了不少,也开始发表小说.慢慢就上路了.
也仅仅是上路.小说是个跟年龄有关的艺术,像略萨说的,没有早熟的小说家.2002年我来北大读研,开始“悔少作”,觉得24岁之前写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那些小说还很虚弱,现在重读,总觉得当时没使上劲,也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上劲.完全是稀里糊涂地写,“写”成了最重要的事.写作的速度也比较快,除了发表的,现在手里还堆了二三十万字的旧稿,前些日子我把它们翻出来,有的还有点意思,但是懒得修改.只能废了.
在北大的这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北大给我的,北大的先生们给我的,我的导师给我的,还有一些作家朋友给我的,不仅对深入理解文学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我的写作慢下来,慢得心里踏实,一步一个脚印,逐渐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而不是车间生产的快感.
此外,也解决了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数,刚进北大的那一年,我很为此痛苦.写小说和散文,要感性,要形象和细节,睁开眼你得看到大地上一片鲜活的东西；但是搞理论却不是,你要逻辑,要推理,要论证,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个好啃的骨头,而且理论更替的速度又比较快,要跟着大师跑,想着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结论捣鼓出来的,再考虑怎么把它化为己有.刚开始我真是不适应,觉得自己的眼光放出去都是直的,干巴巴的,脑子也是,一条直线往前跑,整个人都有点侧身走路的味道,反正从里到外都被抽象过了.大概一年半后情况有了改观,在两种思维和文体之间的转换相对轻松和容易了,想写小说就可以写小说,该写论文就写论文,基本上感觉不到有多大冲突,说到底它们不过是对面对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基本上解决了两者的对立状态,生活又重新好起来.写一段时间小说,停下来看看理论、做做批评,既是休息和积累,也是补充和提高,接着再写.创作和理论之间有了一个不错的互动,逐渐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12岁离家到镇上念中学,这些年我几乎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读书,教书,再读书.很多朋友对我的写作有疑问,他们提到了“生活”这个词.好像待在学校里就是进了真装袋.这也许不是偏见,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每个人其实都只是一只脚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另一只在满天下地跑.外面的世界也有脚,它会像个不速之客经常闯进你的房间,其动静之大,容不得你闭上眼睛塞上耳朵.而我以为,恰恰是这样的生活对创作倒可能更有好处,拉开一个有效的审美距离,让它沉淀,供你消化,腾出空间让作家的想像力张开翅膀.正如汪曾祺先生说的,近事模糊远事真.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教书的那两年,见识和体验都不能说单薄,应该算是很“生活”了,但三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写出过与这段生活有关的小说,找不到满意的点切入.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着它们主动找上门来,哪一天就像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一样,往事随之汹涌而来.所以,作家与生活,也许并不在于你能生活多少“生活”,而在于你有多少同化生活的能力.
越写越不像自传了,倒像是答疑,或者说,我表达了比别人对我的写作的疑问更大的疑问.
在27岁的这一天,我竟然神神道道地说起了与文学有关的事,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我怀疑它的必然性,如同对27岁的影子的怀疑.写这个的中途,接到母亲打来的,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点东西.母亲就问：又在写稿子?我说是.她总是把我的写作说成写稿子,家里人都如此.他们面对“写小说”或者“写散文”这样的短语一直保持着质朴的羞涩和谨慎,能够变成书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如此重大,以致他们认为我根本就搞不了.我也没想到我会搞这个,会“写稿子”.小时候文学资源窘迫,翻来覆去的启蒙读物除去课本,就是祖父订阅的《半月谈》和《中国老年》,这与文学是多么的不搭界.而在知道世界上有律师这个职业之前,我最雄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军人或者卡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