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建政数十年以来,新闻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这一方面出现的一些理念上的转变,通过对其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来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并以之为抓手,对其理念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一系列分析.
[关 键 词 ]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信息公开
一、灾难新闻的概念
社会学者对“灾难”的定义为“特定时空所发生的能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事件或社会事件”,尽管其性质可以有差距,但对社会的破坏性和挑战性则是相同的.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成员判断周围环境的能力和方法形成影响,而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灾难事件爆发时,社会成员的信息诉求欲也会随之增强,故而,媒体的灾难报道策略如何,则成为了灾难事件后社会秩序正常与否的关键.
二、中国当代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
中国的“当代灾难新闻”报道起于建政.回望数十年来的各种类型灾难（本文中仅探讨中国大陆国内的灾难）报道,不难看出其理念和形式的巨大变化.若以其“明显转折点”来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大致分为1949-1978、1978-2002和2002年后三个阶段.
(一)1949-1978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
建政以来,政府出于稳定社会和对外的政治形象等方面的考虑,往往不考虑灾情的报道的客观性,甚至除了对战胜灾害的成绩加以积极宣传之外“别无他物”,1950年政府新闻总署曾向各地发出指示：“等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等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建政以来的首次自然灾难报道是1954年的长江洪水,而其所报道内容仍旧是国民“战天斗地”的,其实际上起到的是“思想教育课”作用,而对具体灾情、经济和人员损失则讳莫如深.到1957年后,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压力下,灾难新闻更加成为“禁区”,尽管当时天灾人祸不断,但当时的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却无一不是领导国民抗灾救灾、发展生产之类.
(二)1978-2002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
自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引入了信息概念,媒体的传播功能得到肯定,灾难新闻也由此获得解放,从而形成了客观、完整、全面地反映灾难事件的报道方式,而如此的报道理念,则开始于对《工人日报》等媒体对1980年渤海二号沉没事件的报道.相关政府机构于1987和1989年两次提出灾难新闻报道要“公开”并“抢在境外传媒之前”,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灾难事件发布与报道机制,其特点在于政府重视时效性和受众知情权.随后的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大火、1998年长江、松花江洪水、1999年“大舜号”沉没等灾难报道均是如此.
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体现为对“时效性”和“知情权”的重视,但同时涉及地方利益时出现的“封杀”情况也比比皆是.
(三)2002至今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
此阶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节点”是2003年SARS疫情的流行,而该疫情在首先出现于广东之时,即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地方利益问题”, 造成了民众信任危机和后来的疫情扩散.而政府针对此情况作出的相关反应（如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先生在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所作的相关发言等）,则实际上成为了政府透明度的“飞跃”标志,不久确立和实施的“官员问责制”,则成为了灾难新闻报道“禁区”被突破的标志之一,随后于200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生效,也标志着新的信息发布准则“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生效.
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体现为“信息透明”和“突破禁区”,即以迅速报道和减少受限来提升透明度.
三、简析灾难新闻报道理念转变的原因
(一)政治控制逐步弱化
建政数十年来,灾难新闻报道的变化和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的转换关系巨大,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新闻政治控制的调整――由于政府总是希望有效控制事态发展以取得自身稳定,故而其必须控制灾难信息.
1949-1978年,新闻被新华社“垄断”,而后者却正是国家权力中心的“发言人”,故而其必然以积极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来报道灾难事件,而出于自身需要,没有也不得不将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放在次要地位.
1978-2002年,由于政府从“全能”转为“有限”,社会由“一元”转向“多元”,政府必然会对灾难新闻的控制采取逐步弱化的措施,从而提升了“时效性”和“知情权”.
2002年后,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控制和封杀灾难信息已经难以实现,故而“早发”成为了引导社会舆论的重点,从SARS疫情开始以来,政府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建设,而在此过程中,力求信息透明成为了主流,其同时也成了政府执政能力、处理危机事件的观念和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标志.
(二)新闻专业主义意识的回归
“新闻专业主义”可以解释为从客观立场来报道新闻,即将新闻怎么写作于全体人民而并非某一集团.中国内地的灾难新闻报道发展历程,则正体现了这一意识的回归.
建政后,新闻媒体被定位为动员社会以巩固政权党“社会权力运作部件”,其唯一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宣传.在此背景下,媒体宣传规律和新闻从业者主体性必然受到冲击而缺失新闻专业主义意识,故而媒体往往对于灾难新闻的态度停留在“政府说什么,新闻说什么”的阶段上.
改革开放后,新闻界开始深入思考新闻与宣传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媒体的多方面功能,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意识获得认可,在一系列新闻改革过程中,调动和激发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体意识,同时其主观能动性也获得了较大的提升.
(三)公众知情意识提升和信息渠道多元化
公众知情权意识在改革开放后获得提升,使得其出现了对及时、准确、客观的灾难报道善生了更大的要求,而后者则更是尊重公众知情权、帮助消除恐慌的不二法宝.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控制信息也不再适合时代的需要.
在难以封锁信息的如今,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如果失去了客观性和及时性,国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必将会更加杂乱,谣言也必将容易横行――这种情势也促使了新闻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的理念发生转变.□
（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