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世纪之初,学者们纷纷对各学科在上一个世纪的研究进程、理念、方法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回顾与反思.为了促进这股反思的思潮,也为了拓展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各学科的对话与交流,出于对当下文学与文化的关注,也出于对文学遗产的珍惜,北京各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三十余人,聚集在清静幽雅的圆明园达园宾馆,参加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题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新理念”的研究会.出席会议的有蜚声学界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中华书局编审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文学遗产》副主编陶文鹏、《文学评论》副主编胡明、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刘扬忠、副主任蒋寅,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郭英德、谢思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左东岭,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张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韩经太教授及黄卓越、方铭、彭庆生、周思源、吴书荫、杜道明诸位教授.
本次会议的论题显示了主办者力图消除古今隔阂,学科分野,在会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大前提下,为学者设立一个学术对话的平台的意图.议题的开放意在引出诸位学者的思考,共同阐释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注中拓展深入,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转型,而是要对文学研究在古今中外的汇通融合中实现学科的发展及当代命运的思考,并致力于当代文化的建构.这个议题的设计得到各位学者的赞同,发言踊跃,交锋激烈.与会学者都是在各方面卓有建树的名流大家,会聚一堂,由傅璇琮先生、韩经太先生主持,就新世纪语境下的文学理念、体系建设、学术方法、学科交流,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精神的整合,文化传承与当下文化建设的关系与意义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倡导文学精神,参与文化建设.文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乎文学如何参与当代文化建设,表现了学者的现实关怀,也关乎学者的精神追求.而对研究者来说,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文学精神,以及研究者可以在什么状态下展开研究,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研讨会上,学者们首先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袁行霈先生的发言高屋建瓴,他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真切的现实关怀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最根本的理念是什么?袁先生的回答是：“将文学视为崇高和永恒的事业”.重提这个理念在当今情势下尤有现实意义,它关涉到古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及在古今交融会通前提下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问题.当前,这个理念受到严重挑战：一是商业的冲击,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迎合世俗趣味；二是来自电脑网络的发展,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消失；三是电影、电视的娱乐性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淡化.袁先生认为即使受到挑战,文学的崇高和永恒的观念还能够保持.这就需要我们扩大文学视野,欢迎文学普及,重视文学产业化所起的教化作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更应当抱着崇高的社会使命感和学术使命感,把真善美作为坚定的追求.陶文鹏先生认为强调崇高与永恒应转化为学者的精神追求,扎实地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不要让现实利益冲淡文学研究的崇高品质.文学研究应致力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让人们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中体会到真善美.胡明先生指出袁先生所说的“崇高与永恒”的内质品性与美学理想在中国古代可以用“典雅”来涵括,面对当今审美文化的快餐化所导致的贫瘠和虚薄,面对社会生态、时代心理、影视技术的新变,古代文学思想应起到调适与补救的作用.研究者应当确立精品意识、流传意识,对历史、对自己、对时代负责.谢思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性思想,虽然束缚了文学,但给文学提供了更高的价值,对现代有一定的社会作用.葛晓音先生认为需要清理高雅与通俗文学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通俗文学没有文人的介入,没有提高,很难获得崇高与永恒.王富仁先生认为各个不同的学科都在参与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建构,研究者通过文学研究、文学欣赏影响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作家的创作正是在综合了当代与古代的观念下进行的.另外,在学校教育中,各个学科都参与了体知识结构的形成,共同构成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关于这个话题,诸位先生都有精彩的发言,此处不能一一述及.
也有人从研究者个人心态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郭英德先生认为不必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感到忧虑,没有必要去呼吁、担忧,也不必希望人们都来欣赏.做为一个研究者,要做得到位,不要浪费精力.韩经太先生以一句“从吾所好”来表达个人的追求,他认为对一个研究者来说,不必顾及别人的看法,理解的人多少并不影响永恒与崇高的价值.张晶先生认为终极的文学理念并不存在,理念可以是多元化的、对话式的,具有当代性,对于研究者是有意义的.
二、加强体系建设,致力历史研究.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理论的尴尬和困惑之中,要么全面接受西方的理论,要么以西方的观念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没有根柢,没有底气,缺乏原创性.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于古代文学经验之中,与现代文论相比,它显得缺乏体系,逻辑并不严密,却也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有一套自己的模式.
杨义先生首开话题,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还处在“杂话语”的时代,面对第一流的文学经验资源,还没有充分地创造出一种不仅在学科上,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古今贯通,具有中国文学整体性特质、并可以和世界现代文学进行深层次平等对话的话语体系、学理体系、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这个体系既不是食古不化的,也不是食洋不化的,而是具有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现代性的.杨义先生指出,原创性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学术口号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发现古代作家的原创性,实现现代学术的原创性”.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杨义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渊博的知识支持原创性；以宏大的魄力开拓原创性；以卓越的智慧建构原创性.”他指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是以西方文学经验作为其生长的根系,所谓西方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性.研究者一方面应进行平等的、开放性的深层次对话,另一方面也要以渊博的知识作为原创性的基石.古代文学经验大于古代文学理论,诗的经验大于诗话,文学理论应从中国古代深厚的丰富的文学经验中提炼、开拓,以文学经验的权威性支持理论的原创性.谢思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薄弱表现在缺乏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理论模式、表述体系,与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处于对应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似律的认识方法,妨碍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妨碍了理论体系的确立.所以,我们不应再重复前现代的经验,而应致力于建设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普遍的、一般性的,不应特别强调国家的、民族的,如果有差别的话,主要是时代的区别.陶文鹏先生认为要建立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从作品中挖掘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主张具有重要意义,离开了具体、宏大的文学经验,只注意诗话、词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在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时,要先从具体的概念梳理入手,通过与西方理论的比较,发现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找出有自己特点的东西.
各个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因而对理论体系的认识也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历史的观念具有方法论意义.蒋寅先生认为古代文论是在历史时间中不断被接受和阐释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概念、命题都在特定的语境下有特定的涵义,所以必须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或历史的研究.只有将历史的过程梳理清,然后才谈得上对古人的理解和评价,才能进行理论阐释.目前最缺乏的是对命题源流的梳理,而问题一旦平面化,就很难作理论上的阐发,也很难深入.郭英德先生认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有很大不同,二者的对话实际上很困难.对古代文化进行体系化、逻辑化、理论化,往往会损失很多东西.进入２０世纪后,对传统的东西往往没有很好地去接近、理解、感受、把握,而是用新的思维习惯来关照它,对其进行肢解、曲解,所以感觉古代文化支离破碎,所以才有体系化的要求.他主张要回到传统文化本身中去,但如何回去?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步先回到文献,通过对基本文献的梳理,恢复到原来的语境中.第二步,梳理历史的发展.
历史研究中,时间链条不能颠倒,只有将一个个时间点搞清楚,才能谈其它问题.而目前文学研究中时间的紊乱很严重,理论研究只注重逻辑层次的严谨.第三步,要上升到理论.有两个前题：一要是真命题,从具体的文献梳理、文学现象中找到真命题；二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资源是多方面的,要为我所用.左东岭先生认为文学观念是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生成的对文学经验的观照,当我们超越阶段、领域的限制时,就会显出它的不足.每一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文学观念,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不能以潜存的、抽象的、标准的文学观念去衡量.文学观念是变动的、开放的,不能幻想标准、万能的文学观念.要把文学研究放到具体的境地中去,不能取消阶段性,取消阶段性就等于不谈.方铭先生同意文学研究要强调历史观念,主张要首先对经典进行还原.他进一步指出,应该进行总体的还原工作,不要把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历史、哲学强行分开,而要视为一个整体,回到古代的文化情境中去.陶文鹏先生认为研究者在研究时可以各个学科相互打通,但要承认纯文学的观念是一种进步,不要完全回到过去的杂文学观念.彭庆生先生也认为不能把文学与其它学科混同,学者可以各擅其长,不能一概否定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成就.
三、增进学科交流,防止自我封闭.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学科分工细密直接导致了学科的自我封闭,严重妨碍了学术的发展.另外,也存在一个观念的问题,将古代与现代过分对立导致文化的割裂、隔阂.
邓绍基先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文学史一次空前的新变,但从历史现实和文学实践来看,它也造成了历史与文化的割裂.他举罗宗强先生对海子诗的研究为例,认为应该寻求新与旧之间在理念上的一致,不要人为地分成新与旧,造成文学的断裂.王富仁先生认为学科之间的交流要超越具体,应该是精神上的互通和交流.之所以产生交流的问题,是因为学科的分化,但各学科也有其共同点,即都建立在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没有文学也就没有理论,理论不是先在于文学条件下产生的.现代的、古代的文学理念并不相互排斥,现代的文学经验比古代更广泛了、更丰富,要以现代的理念去研究古代文学,就会发现古人所没有发现的文学认识.研究者的文学经验不能只是本学科的,排斥其它的文学经验.要以现代的文学经验从事专门的研究,回过来作为一种经验的总结进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这样就没有各学科之间相互责怪、互不沟通.不要把从特定学科中获得的经验作为全部的文学经验,不要企图由任何一个学科完成中华民族文化再造的全部任务,不要把专门的学科研究提高到单独承担现代文化发展的任务的高度.
胡明先生指出当前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存在不少问题.他举例说,当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之间隔阂比较深,面目形态各异,话语视同陌路.而古今文学理念、概念、范畴、体系的转换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语言歧义和紧密的艺术思维贯连,仍需要我们去发掘和认识.黄卓越先生从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分化入手,认为过于严格的学科界定,导致了学术断裂.古代诗文评是针对文学现象而产生的,对文学创作有明显的依附性,是现场式的评论,不是为构造理论而产生的,不能以纯粹的理论去套.他认为当前文论研究中有三种模式：文论史、理论史、批评史,批评史可能更适合古代的情况.批评不是外在的存在,文学与批评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语法”,不能离开批评的概念,把文论史当作概念史、理论史.
四、提倡严谨的学术作风,反对皮毛式的借用照搬.学风是一个时代人文心态的外在表现,也关系到学科建设的问题,是以浮躁、空泛的态度照搬挪用,还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心.
赵敏俐先生认为要沟通古今,有必要对经典进行重新的认识.但由于疑古思潮和视古代文化为封建主义的态度,照搬挪用西方理论的风气,以至于我们今天对经典的认识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舶来的理论去套论经典,而且过分注意于一些落后的东西,脱离了经典中深刻的文化意义.所以应当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进行充分的研究.周思源先生认为古代文学思想博大精深,但缺陷很大.而现在许多人眼中根本没有祖先,只有西方；另外也有人讲西方不行了,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世界.这二者都是极为有害的.
葛晓音先生认为古代与当代学科之间的沟通,最根本的是要从创作实践中打通,不能只在术语、语言层面进行.最有生命力的理论都是从最普及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要贴近文学,以生命体验进入文学,要对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概念进行界定,使之精炼,不要陷入“句句精彩,一句都不精彩”的怪圈中.杜道明先生认为宏观研究中存在着空泛、浮躁之风,缺少知识积累,引用西方方法只知玩弄概念游戏.另一种倾向是“回到乾嘉”的主张,有矫枉过正之嫌.学者应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入手,进行新的分析与研究.会议临近结束时,大家意犹未尽,表示要在会后将这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使这些思考更严谨更深入,促进学术建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张德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