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唐代诏敕即唐朝皇帝的圣旨.宣谕天子之命、教化臣民的政治功用性,以及草诏者高超的文章技巧,赋予了唐代诏敕高雅华丽的主体风貌,纯熟的用典艺术是它突出的文学特征之一.用典美化了唐代诏敕的文章形式：使其语辞华丽,对仗严整,切合声律；使其援古证今,言之有据；使其减少了冗词赘句,以微言传达出深意.对唐代诏敕用典艺术的考察,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学研究活动.
关 键 词 ：唐代诏敕 主体风貌 用典艺术
中国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9-24
唐代诏敕是唐朝宣谕天子之命、教化黎民百姓的公文文体,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性,又称诏书、诏令、制诰.
作为代拟王言的政治公文,唐代诏敕的文章形式主要采用了高雅华丽的骈体,讲究用典、对偶、辞藻、声律.虽然受到自身政治功用性的制约以及文坛时风的影响,唐代诏敕不能像纯正的骈文一样过分的强调外在的艺术形式,但“天子圣音”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在文章句式上不论是骈是散还是骈散兼行,都不能丢掉庄重典雅、雍容大气的皇家风貌.
纯熟的用典艺术正是唐代诏敕突出的文学特征之一.
用典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刘勰《文心雕龙》卷八《事类》第三十八注解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一、用典的种类
唐代诏敕的用典主要包括明典、暗典、翻典三个类型.
(一)明典
所谓明典,即所用皆为正面的、为人熟知的典故,令人一望即知其用典也.
明典是唐代诏敕用典的主要类型.
如唐高祖李渊的《授裴寂司空诏》中有云：“譬兹梁栋,有若盐梅.翊替绸缪,庶政惟允.”（全唐文》卷三）
此文使用了“盐梅”的典故.根据《尚书说命下》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孔《传》云：“盐成梅醋,羹须成醋以和之.”《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传庾诜》载：“勒州县时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盐梅.”可见,因为盐和梅子,盐味咸,梅味酸,两者皆为调味所需,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盐梅”用在任官除授的诏书中,是用来比喻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
又如唐太宗李世民《荐举贤能诏》中有云：“然则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伯起之流,偏钟关于往代.”（《全唐文》卷五）
这篇诏敕文中的“伯起之流”乃使用了东汉名臣杨震的典故.杨震,字伯起,是东汉昭帝时的宰相.《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记载：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能够在独处时固守清廉,以贪纳则“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四知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用在这里,表达出李世民对要选拔人才的期许.
再如唐高宗李治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有云：“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等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全唐文》卷十一）
文中的“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一句乃引用了汉宣帝将自己的王政君赐给太子,即汉元帝,王政君成为了汉元帝皇后的典故,来表白唐太宗早在生前就已经将武则天赏赐给唐高宗李治,从而掩饰武则天曾是唐太宗的才人,在太宗死后被剃度出家,后来高宗令其还俗并充人掖庭的行为.这一典故的运用使得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事看起来合情合理,可见起草时是颇费苦心的.
另外,还有唐中宗李显的《答邢文伟令》,文中有云：“形于简墨,抚躬三省,感愧兼深.”（《全唐文》卷十六）
此文中的“抚躬三省”乃是使用了春秋时期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三省”的典故.《韩诗外传》卷七载云：孙叔敖遏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谓三利,何谓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孙叔敖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免除“三患”,成为古代贤士的典范.唐中宗以孙叔敖三省的典故来表达他渴望成为一位言行无阙的明君的愿望.此典的使用可谓恰当形象.
总之,明典的大量运用,使得唐代诏敕文颇具历史感与典雅气息.
(二)暗典
暗典者,与明典相对,即从字面上看不出用典的痕迹,须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其意的用典方式.
暗典在唐代诏敕文中的使用也不乏其例.
如唐高宗李治的《改元总章大赦诏》中有云：“今阳和在辰,景风扇物,昆虫草木,成获康宁.”（《全唐文》卷十二）
这几句话从字面上是可以解释通的：如今正是春光明媚的好日子,温暖的和风吹拂万物,自然界的昆虫和草木获得了安乐宁静.
实际上,“阳和”、“景风”皆是用典,只不过用事入化,不露痕迹而已.
文中“阳和”指春天和暖的气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也可借指春天.（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云：“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於识者,犹憎其眼.”亦可指执政的宽厚仁爱,如陈子昂《谏刑书》云：“狱吏急法,则惨而阴雨；陛下赦罪,则舒而阳和.”
“阳和”在这里当是指唐高宗统治时期社会祥和的政治气氛.
文中的“景风”指四时祥和之风,亦称祥风、瑞风.古代星象之说认为风为天之号令,是上天所遣以告人君者,王者有德则天下平,故景风生又为太平之应.《尚书大传》云：“王者德及皇天则祥风起.”《列子汤问》云：“景风翔,庆云浮.”《论衡》云：“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五日一风,风不鸣条.” “景风”在这里当是指李治临政合乎民心,顺应天命,因而出现的盛世征兆.
又如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哀册文》（《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虞世南》）也使用了暗典.此文是对唐太宗长孙皇后（谥号文德皇后）离世的哀悼.文中有云：“烟触树而凝惨,露分枝而泫泣.闻哀雁之夕飞,听悲风之晓急等想渭水之贯都,叹黄山而隐雾.”
这组句子初看似乎是单纯写景,描述了文德皇后的灵柩适座昭陵的途中,太宗率众臣执柩俨驾,衔悲痛泣,行于郊外的情景.其中的“烟触树而凝惨,露分枝而泫泣.闻哀雁之夕飞,听悲风之晓急”,可谓颇具诗意,将悲哀的情感与凄凉的景致相结合,融情人景,情景交融.
实际上这组句子也使用了暗典.
文中的“叹黄山而隐雾”之句并不是对丧葬队伍经过黄山向北进发的实景描写.参考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昭陵乃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在唐代长安的东北方向.安徽黄山则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歙县、黟县、太平县、休宁县之间,长安的东南方向,并非灵柩的途径之地.此处实际是暗用了“黄山指路”的民俗典故,典故称凡人于黄山得仙人点化可走出迷途,也指修行的人于此可达到神仙境界.
文章使用此典,是将长孙皇后（即文德皇后）的崩殂比作修行之人脱离尘世羁绊、终成正果,得升天界的好事.
文中的“想渭水之贯都”亦是使用暗典.根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的“渭水”位于在陕西省中部,其源头乃在甘肃省渭源县西北部,向东南方向流经清水县,人陕西境内,横向贯穿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最后流入黄河.扶柩队伍乃是从长安出发前去昭陵,确实途经渭水.但此处并非单纯的写实,实际是使用了《诗经邶风》中的典故：“泾以渭浊,浞浞其止.”
此句意思是文德皇后的灵柩再向东北行进,已经距离昭陵不远,她的遗骸即将入土归葬,从此要长眠于地下,与生人阴阳永隔,界限划清,就如同泾水与渭水般清浊分明.这句话饱含着唐太宗对文德皇后深沉的不舍与留恋之情,令人读之唏嘘不已.
以上两篇唐代诏敕在用典时,均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了文章的语言里,了无痕迹,即使不作为典故而单从字面上解释,也是意顺句通,可谓深得暗典之妙矣!
(三)翻典
翻典者,即为了产生意外的效果,故意将典故反其意用之.
唐代诏敕中使用翻典的例子,如令狐楚的《狄兼谟为拾遗制》.此文献虽然今已不传,但根据史书记载可以有所了解.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武儒衡传》记载：“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彩,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吴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人.”
可见,令狐楚在草拟任命狄仁杰后人狄兼谟为拾遗的制书时,因为嫉妒武儒衡的才识风度,怕他受到唐宪宗重用,因此想设计除掉他.在《狄兼谟为拾遗制》中,令狐楚看似在正面褒扬狄仁杰在武周乱权时保佑唐室的旧事,实则是在反过来打击武儒衡的武氏家族出身.如果不借助《旧唐书武儒衡传》中传达的令狐楚忌恨武儒衡并“欲以计沮之”的史实记载,便较难理解这篇诏敕中翻典的深意.
(四)多种用典形式兼用
唐代诏敕文中还有一些作品属于多种用典形式兼用.
如唐太宗李世民《置文馆学士教》中有云：“是以芳兰始被,深思冠盖之游；丹桂初丛,庶延髦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从迁,终愧嘤嘤之友.”（《全唐文》卷四）
这组句子表面上是对景物的描写：春天到来时,芳草和幽兰茂盛生长,珍贵的丹桂日渐葱茏,这些香花幽草覆盖了原野,吸引了贵族仕宦、才智杰出之士纷纷前往,冠盖相接,欲一亲芳泽.不久场苗日渐稀少,只有美好的姿态还留在人的脑海里；乔木随之移走,大概也愧对终日陪伴其侧的鸟儿.
实际上,此组句子兼用了明典及暗典.
文中的明典有“芳兰”、“冠盖”、“丹桂”、“髦俊”、“场苗”、“乔木”,皆是一望即知其用典.
“芳兰”指芳香的兰花,常用来指道德高尚、节操坚贞的君子.《孔子家语》中有云：“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冠盖”指仕宦,贵官.汉代班固的《西都赋》云：“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后汉书》卷七十上《班固传》）“丹桂”是一种香味很浓的珍贵灌木,因旧时以登科为“折桂”,因此“丹桂”常被用来比喻科举及第者.“髦俊”亦作“髦隽”,指才智杰出之士.《汉书叙传下》云：“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场苗”出自《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毛传：“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郑玄笺：“愿此去者,乘其白驹而来,使食我场中之苗,我则绊之系之,以永今朝.爱之欲留之.”（《毛诗注疏》卷十八）后以之作为延揽贤才或思念贤者之典.“乔木”是一种主干直立、树冠广阔的观赏性植物,常被用来指代人品直正、可堪栋梁的贤士.
文中使用的暗典有“皎皎之姿”、“嘤嘤之友”.
“皎皎之姿”本意是指洁白、明亮等美好的样子.《诗经小雅白驹》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毛诗注疏》卷十八）《楚辞远游》云：“时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曹植《蝉赋》云：“皎皎贞素,侔夷节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这里用来比喻贤能的君子气质纯净、风度翩翩的样子.“嘤嘤之友”,“嘤嘤”是象声词,形容鸟叫或低而细微的声音.《诗经小雅伐木》中有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毛诗注疏》卷十六）东汉梁鸿《思友诗》云：“乌嘤嘤兮友之期”.（《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三《梁鸿传》）这里以“嘤嘤之友”比喻意气相投、志气相同的朋友. 这篇诏敕文做到了明典与暗典的合理搭配,恰当自然,各尽其妙.
二、用典的效果
唐代诏敕纯熟的用典艺术主要起到了以下三个效果：
(一)用典使得唐代诏敕文能够援古证今,从而更加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唐高祖李渊《改元大赦诏》（《全唐文》卷一）曰：“舜禹殊时,禅代存乎揖让；殷周异世,革命事乎干戈.至於据龙图,握凤纪,统御皇极,抚辑黎民,奄有四方,朝宗万国,垂法作训,其揆一焉.”李渊认为天地生民以来,政权的兴替皆有定数,明智者应顺天行事.禹、舜乃以禅让移交皇权,商汤、周武则用武力夺取政权,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建立了功业.后世君主开国方式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只要顺应天时,便是合理的.结合此文后半部分的内容及武德起兵的史实可以获知,李渊借用此典的目的是要在天下人面前粉饰自己以隋朝旧臣身份“谋逆”起兵,逼迫旧主退位,夺取皇权的真相.从上古三代圣人那里找到的依据,使他的夺位变得合情合理.
(二)用典使得唐代诏敕能够据事类义,委婉暗示那些不能明言之事、不便直抒之情.
唐代的草诏者多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们文章功底很深,善于运用各种写作技巧,最常见的,就是以典故来委婉暗示一些不能明言之事,不便直抒之情,以规避因直言而获罪的风险.
如晚唐的裴坦受命草拟贬温庭筠为九品吏的诏敕,此文可见于《东观奏记》卷下的记载：“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着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县尉.”此文的“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乃是以屈原被流放湘浦、贾谊被流放长沙这些忠而见疏的典故类比温庭筠被贬谪.时人多认为温庭筠是因性格放荡不羁被贬,并不像屈、贾那样遭遇昏君、因才所累,所以认为裴坦此文是用典不当.但是,《东观奏记》卷下还记载了温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连举进士,竞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进士纪唐天叹廷筠之冤,赠之诗曰‘凤凰诏下虽求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人多讽诵,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废.”可见当时确实还有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温庭筠被贬乃是因才被累.另外,裴坦身为宰相,文学素养不可能低到分不清典故的褒贬义.因此,此文看似错用典故,实际上可能是他有意为之,目的是暗示自己对温庭筠才学的欣赏及被贬遭遇的同情.
(三)用典使得唐代诏敕文能够减少其冗词赘句,以微言传达出深意.
唐高宗李治《册张延师镇军大将军文》（《全唐文》卷十四）中,“有六奇之秘术,蕴三略之宏规.迈遐列於孙吴,掩芳声於栾却”之句,其中的“孙吴”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及吴起.孙武曾于吴楚之战中指挥吴国军队几乎将楚国灭掉,由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被誉为“兵学圣法”.吴起则在战国末年历任鲁、魏、楚国军事将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誉为“武圣”.“迈遐列於孙吴”即指张延师军事才能卓越.“栾却”出自《左传晏婴论季世》,指春秋晋国栾、却、胥、原、狐、续、庆、伯八大贵族中的两家,“掩芳声於栾却”是指张延师乃出身高门望族的大家子弟.“迈遐列於孙吴,掩芳声於栾却”两句话虽然言辞简省,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唐高宗对张延师高贵的出身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的赞美.
(四)用典能够增加唐代诏敕的文章形式之美,使其语辞华丽,对仗严整,声律更和谐.
唐高宗李治《求贤诏》首句“殷宗迈德,化致升平,周王显仁,政称刑措”的典故,褒扬了唐高宗搜求贤才的明智之举,语言典丽文雅,四字骈句的词性对仗工整,平仄韵律协和,读之朗朗上口.
总之,唐代诏敕通过明典、暗典、翻典、多种用典形式兼用,完善了自身的文体形式,在说理方面能够援古证今,言之有据；在表达方面能够据事类义,委婉暗示；在言辞方面既减少了冗词赘句,又丰富了涵义；在艺术形式方面则更趋于精致华美.精湛的用典艺术极大地提升了唐代诏敕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