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传统文化对教育评估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在促进教育评估规范性发展的同时,也制约着评估发展的科学性.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追根溯源,揭示“大一统”文化、中庸文化、集体主义文化和“官本位”文化对评估科学发展的现实制约,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文化依据.
关 键 词：传统文化；高等教育；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7-0050-02
随着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关于高校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日益丰富,但对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评估关系的探讨并不多见,尤其是传统文化对评估的影响研究,在国内几乎空白.高等教育评估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化作为其发展的内生力量,又依据教育评估需求进行适应性的选择和组合,因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影响重大.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大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它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影响是深刻的、多面的[1].一方面,传统文化为教育评估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丰富了教育评估的内容和形式,深化了评估的民族特色和主流价值；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文化发展历程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制约着高等教育评估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高校评估的开展在“大一统”文化、中庸文化、集体主义文化和“官本位”文化强大的历史惯性下遭遇瓶颈.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整改和完善意义重大.
一、“大一统”文化与高等教育评估
我国古代的文教政策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早在西周时期,教学以“礼乐”为重,重视对受教者思想的统一教化；秦灭六国后实现国家统一,实行集权制度,继而是的文化变革,严禁私学,采取“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教策略；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策略,儒学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隋唐时期实行由领导的“科举制”,指定儒经为考试主要内容；后世朝代在教育上基本都采取“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方式,随着历史进步,王权统治者意识到教育独占不利于社会和皇权的发展,教育管理权逐步下放到地方,但文化的最终归属权依旧带有明显的“大一统”思想.
近年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多次强调政府要转变职能、权力下放,但受“大一统”文化管理的惯性,高等教育评估依旧是政府独揽大权,集教育管理和评估于一身.作为评估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大多处于被动接受评估的从属地位,适时发挥高校的主体能动性只是在政府评估“刺激”下的勉强之举.社会评估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相似度检测机构发展状况堪忧,社会用人单位、家长与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更处于评估的边缘地带.依据对评价自身审视和反思的元评价机制在我国几乎空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政府部门对此不过是纸上谈兵,不具现实性.单一主体评估行为使教育评估的意义大打折扣,评估主体单一化是评估工作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中庸文化与高等教育评估
中庸思想起源久远,古代的圣王“执中”、“行中”、“作稽中德”等都是其思想体现,后来这种思想被儒家文化发挥到极致.有学者认为,中庸之道立于儒学之根本.“中庸”即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主张“和而不同”、“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庸之道逐渐泛化成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这种潜移默化中形成的道德约束力要求人们处事有度、把握分寸,即追求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状态最为恰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打出头鸟”等民间谚语即反映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求人们自我克制、自我修养,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适度的同时强调忍让,凡事以和为贵,如现代人所说“吃亏便是占便宜”.
在中庸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性普遍被动隐忍,主动性薄弱,责任意识不强,处事方式多选择服从,享受不求甚解的优哉,万事得过且过即好.高等教育评估也是如此,在迎评行为上,高校是自上至下的重视、轰轰烈烈地开展,私下却多是“要我评”、“不得不评”的反感和抱怨,部分高校将评估的结果与学校排名、学校的社会声誉、政府的财政拨款过分联系,于是大搞形象工程,甚至有些高校设置专门部门进行数据查重和资料加工.在政府评估的刺激下,高校貌似积极主动地申报评估、上报材料、迎接评估,对于评估专家给出的鉴定结果,表面上恭恭敬敬,实则执行力不足或应付了事,等到评估专家结束考察离开学校,高校又恢复评估之前的悠然状态,教学与管理工作还原本色,专家建议被束之高阁[2].
三、集体主义文化与高等教育评估
集体主义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基础,起源于上古社会中的“孝亲”尊主遗风观念,逐步推及至对兄弟姐妹、邻居、朋友的爱；儒家文化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伦关系及从国家和民族角度思考问题,墨家文化中的“兼爱”、“尚同”体现宽大的博爱和为社会怎么写作的精神,法家文化中的“以法治国”、“废私”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韩愈的“道统”学说,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等价值倾向,都强调了群体认同感,大力倡导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完善,虽然也曾提及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发展,但个体生命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在强大厚重的集体主义思想压制下并不受重视.
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一直存在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单一的弊病,导致评估类别针对性不强和评估结果指导性不足.在一如既往的集体主义惯性思维下,评估工作对所有高校采用同一个评估指标体系,忽视了高校千差万别的办学特色.根据层次、职能、科类和专业等条件划分的高校由于学校定位和可享用资源不同,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自然不同,评估标准也应因地制宜,而现实的评估工作是强调“标准”淡化“特色”,评估实践中的“一刀切”和千篇一律的评估指令给高校施加了强硬的共性制约,很多高校因被动迎合评估标准而导致无法兼顾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特色的发展[3].
四、“官本位”文化与高等教育评估
“官本位”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它历经了五千年的历史兴衰,并没有日渐式微的迹象,反而越演越烈,渗透到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官本位”指一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以“官”来定位,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小,即把“官”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源于秦统一六国后集权,实行“郡县制”,皇帝任命官吏治理国家,从此官吏成为社会权力的象征.至隋唐,“官本位”文化因科举制走向兴盛,科举考试科目多是对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的考核,从而进行专门的官吏选拔.很大程度上,儒家文化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巩固了官本位体制.至明朝,“官本位”文化走向极端,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促使官僚主义彻底渗透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人治”均是“官本位”价值导向的体现.
“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中根深蒂固,以“官”为上,以“权”为天,伴随着现代社会功利主义价值倾向的盛行,官僚主义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高等教育评估逐渐行政化,政府与高校是上下级关系,评估的主导权掌握在政府的手中,高校对政府“唯上是从”.评估标准的设计体现政府的意志,评估专家聘用的基本条件是具备某个行政级别或职称,评估成员的组成多以地方或高校领导为主,他们作为政府代表行使评估权,在评估过程中,高校进行财力物力的投资去迎合进校考察的评估领导,高规格地接待,高标准地招待以及高要求地伺候.尽管教育部对此明文规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评估的行政化倾向和腐败现象不容乐观[4].
五、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在当前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欣慰于各界人士对教育诚挚的关怀,对近年来已开展的高校评估工作提供了精彩纷呈的对策和建议,实践证明,这对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确实起到一定效果.但纵观全局,仍有部分言论尽显主观色彩,各种观点难以跳脱时空的局限,寄希望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的观念和立场来处理评估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和冲突实则是空中建阁,近年来,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评估方案的不断调整正说明了从现状去找出口就目前而言并未解决评估的根本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评估之源头去寻求良方.
潘懋元先生曾说过,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瞻望其未来,要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深入理解.文化是教育的供给,教育评估是文化的过程,研究教育评估问题,就必然离不开对文化的探索.如此看来,解决教育问题就必须挥别对教育发展时态的狭隘认识,克服断章取义的主观感受,从客观的文化历史出发,层层剥茧,从评估表象的桎梏中跳出来,切切实实地站在中国的土壤上,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上寻找答案.认清“大一统”文化、中庸文化、集体主义文化和“官本位”文化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影响,将衍生评估问题的传统文化土壤再翻一翻,挖掘出一方能够培育健康评估文化的富饶之地,施以技术创新的养料,培植出高等教育评估科学发展的新理念.一方面我们要有选择地借鉴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积极向上的评估文化,一方面要正确看待我国传统文化中强大的民族特性,构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科学先进的高等教育评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