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三四页纸,用大量形容词描述冤屈、愤懑和诉求,有时候会在表达愤怒的句子后面跟三个以上感叹号.这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信.
这些通过公共邮政体系寄出的信,有的缺准确的街道门牌,有的缺具体接收单位,惟一清楚的是收件人,即几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根本无法投递到收件人手中.
仔细揣摩会发现,经过数十年积淀,这种中国式信业已成为继革命运动大字报、突发事件通稿之后,又一极具特色,并已形成亚文化的语言范式.这是一种写在网络、A4纸上的独特语言,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文化信息,区别于法律术语和新闻语言.
信与密切相关,中国式自古有之,古时的“谤木”即可视为信的雏形.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催生了大规模,进而催生了大量的中国式信.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从法律角度确认了这一事实.人群剧增则出现在2000年之后.在复杂的境况中,异化出了截访、黑监狱、“被精神病”等怪相.中国式信的修辞特点,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实的幽暗.
作为“后”时代的产物,中国式信受“”语言的影响颇深.其上纲上线的站位,情绪激昂的姿态,情理包裹证据的结构,都让人一窥“”的影子.
卑下的鸣冤和求救视角
通往各级信访机构的多数人处于较低的阶层,所受文化程度较低,使得中国式信具有强烈的草根色彩,寻求获得冤案的平反或生存处境的改变.
山东某地年过七旬的张某,称自己在1983年严打期间,因为和自己毫不相关的命案而锒铛入狱,并遭到刑讯逼供,招供了“杀人”的事情.张某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坐了16年牢才出狱.在信中,张某呼吁天下有正义感的人士能站出来“解民于倒悬,救我于水火”.2014年,陕西榆林某地的汽车运输公司员工,公司法人代表,称其“滥用职权,内外勾结”.信“泣血叩请各级领导为我们主持公道”.
由于绝望的处境,者往往在书写中把自己置身于卑下的“草民”境地,设置了与法理情境相左的“草民”与“青天”的情境.
2013年,在陕西神木一起集资诈骗案中,79户居民巨额资金被套.信向县领导“求救”,称“我们以血为书,以泪为声,求领导救救我们吧.”
同样是在神木,另一桩集资大案中,集资人达400多户,涉案金额数十亿.2013年的求救信向官员呼吁“要求救小民于水火之中.并且今生来世、子孙后代将永远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同年,陕西渭南市一位工程项目负责人某区法院院长宋某,称其“枉法,一手遮天,欺上瞒下,百般刁难,舍障重重”,并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中只有向首长,望首长在百忙中对小民事情作以关注和批示”.
鸣冤者往往在信中以正义一方自立.陕西神木单家滩村村民反映,建设局占用村里集体土地修建公园,损害了村民群体问题,希望上级部门“伸张正义”.
除了传统的投递方式外,以鸣冤为核心主题的信,近年往往采取借重大案件审判来引起关注的方法.比如笔者参加过的陕西“表哥”杨达才的审判、富平县贩婴医生张淑侠的审判,都是法庭外集聚了数名鸣冤者,拿着自己的鸣冤信,伺机向庭外守候的媒体记者散发.其中一封信期待在媒体的帮助下,“尽早摆脱这水深火热的恐怖深渊”.
基于“正义”的自我设定,鸣冤者千方百计寻找能够“伸张正义”的官员.比如陕西神木县的张孝昌集资大案中,资金被套者通过内部人士,得知了省级高官乘坐的航班.他们特意委派了人员,也购写了这趟航班的机票,才得以将信投递到平日难得一见的省级高官手中.
强烈的声讨色彩和有罪推定的特点
既然以正义为立足点,中国式信带有强烈的声讨色彩和有罪推定特点.信中大量使用形容词、贬义词.这些词汇揭露被人,往往基于激愤而非证据.
2012年,江苏的顾某称自己在严打期间遭遇不公待遇.顾某在上世纪80年代,与父亲发生过多次争斗.他称自己在1983年严打期间被骗进派出所,遭到了五天五夜的刑讯逼供,后来被法院判刑十年.顾某描述当地官员“腐败昏庸”.
2014年5月,陕西商洛市市民某市领导徐某,称其“勾结奸商,胡作非为”.
2013年,在陕西神木的一桩集资案中,巨额资金被套者将当地的官员称为“无恶不作的官霸”.
很多信对被人的行为判定,具有随意性和不严谨性.比如陕西府谷县一封前县领导的信,称其“一手遮天,官煤勾结,黑势力非常猖狂”.
信本身蕴含的合理性有时淹没在漫无节制的声讨中,使得效果变成非理性的谩骂.
比如2014年5月,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村民村支书董某,将其称为“村霸”,并描述“黑恶名声,越贪越黑,作恶多端,鱼肉百姓”.该信甚至将其子女称为“社会的垃圾”.
证据为情节铺设怎么写作
中国式信还普遍淡化证据的列举,而突出被人“罪恶”的情节设定.因此,原本清晰的证据链条,往往淹没在更生动、但是逻辑效果不一定更突出的情节当中.
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古城,居民卜永忆的房屋在夜晚被强拆,卜永忆的腿也被强拆者打得骨折.2013年5月,卜永忆的信通过密集使用“暴徒”一词营造声讨氛围：“使人怒不可遏的法西斯暴徒等瞬间一帮暴徒蜂拥而至将我四肢控制等挖掘机作孽声等（围观群众）不约而同斥责暴徒的法西斯伤天害理行径等招致暴徒们二次欺凌与毒打等几个暴徒将我妻子塞进昌河面包车.”
2013年,陕西神木县县领导的信,没有附属确切证据,而是综合了各种传闻,营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该信描述该县领导“别墅堆满名人字画,包养女大学生,品性恶劣,思想道德败坏,无恶不作”.正是基于一些难以证明的事实,该信投递到网上时,相关部门采取了反侦查的技术手段,发现该信发布时的IP地址在香港.
在2013年的一起神木集资大案中,巨额资金被套者称,该大案“涉及一百多个家庭,三四百人,都将面临一贫如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到了死亡的边沿”.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村民村支书董某,称其“长期非法贩运木材十几万方,获利几百万元.几乎隔一两天就是一大卡车,每晚都能听到他及其爪牙在晚上行动的动静.强行将老百姓砍伐的木头,白白据为己有,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该信还判定“仅其贩运木材这一项将其毙十回都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大”、“恶少”等思维,也体现在中国式信中.比如某地前县委书记的“十大罪状”.某地一位民警,称其“伙同其妻弟作恶乡里.”
由于者是成分复杂的各类群体,并且呈现出各种动机,因此在有限的意义上,中国式信才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