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记者：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您恰好在这一时期担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我们想请您就这一目标在我国的确立过程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
陈锦华（以下简称陈）：好的,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百年潮》是我最爱读的刊物之一,你们发表过许多内容十分重要的访谈录,不断向读者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很喜欢.
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
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如果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算起,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历时14年.这14年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着曲折的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新的争论,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引起一些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主张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种种质疑和批判,给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带来很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1990年8月18日受命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直到1993年3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这是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我的体重曾经一度消瘦了十多公斤.幸好时隔不久,即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的春风再次吹拂中国的城乡大地,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终于认识趋同,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您到国家体改委工作面临的困难,是不是也与当时国家体改委承担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工作相关联?
陈：这当然有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体改委一直是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谋部.1982年3月2日,国务院在向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个建议.我听李鹏同志说过,小平同志讲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先后由总理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在我到任前的八年中,国家体改委就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议,一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工作.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由于下属的体改研究所在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国家体改委受到各方面的责备,工作一度处于困难甚至停滞的境地.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
记者：您在这种情况下,受命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您当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认识的?
陈：根据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讲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现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来讲,是激发生机活力,建立有效率的工作机制.然而什么是活力,动力又在哪里呢?我在上海工作时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领导同志常表扬上海工作做得好,计划完成得好.我自己的感受是,上海编计划比较灵活,留有较多的余地让企业去适应市场,去安排生产,去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这些经历,使我较多地感受到,经济要有活力,动力在市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都要靠市场.
我之所以这样考虑,当时改革的目标、方向出现反复,争论不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虽然在同年6月9日的讲话中再次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他在同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这表明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坚决态度.但对改革的方向、目标仍然存在着争论,我国改革的道路依然不平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这种教条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理论界或者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当中,都有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认为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立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经济论”的文章.我感到,这些问题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方向、目标,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改革只能是舍本求末.
记者：我们曾看到过一个材料,谈到您刚到体改委工作时布置写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材料的情况.您能否讲一讲这件事?
陈：那是1990年9月,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国家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不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通过任命,我不能去机关上班.如果你们方便,可以先给我送些资料看看.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和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洪虎说可以.第二天他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新的工作岗位,面对新的形势和桌子上的一大堆资料,我有点思绪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的感觉.根据我的过去经历和当时社会上的关注焦点,我想应当把重点放在有关市场的改革上.于是我请洪虎帮我整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
1990年9月30日,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根据我布置的任务,送来一篇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扼要介绍了从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西方学术界对是以计划机关还是以市场作为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情况.材料还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开始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
这个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学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员,而是西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争论初期,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主张计划经济或是主张市场经济,同坚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关联.西方国家的政府,由于两次重大经济危机的教训,开始探讨和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普遍采取了政府干预的政策,包括调整就业、税收政策,动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中长期规划和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直至进行跨国间的协调等等.“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计划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隐,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不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克服计划的弊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呢?材料清楚地表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应当用市场.
我看了这个材料,觉得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就立即报送领导同志参阅.总书记看了以后特地给我来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领导同志参阅.李鹏总理还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总书记引出的报告
记者：1992年4月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关键时刻,您曾给写过一个报告?
陈：是的,这件事还得从总书记给我打说起.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总书记打找我,对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提出建议.我说,情况确实是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大家都在等待,在看的态度,下一步该怎么搞,认识也不大一致,思想有点混乱.我答应尽快研究,向提出建议.总书记说,好,并说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结束以后,我于4月15日邀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到北京专门座谈下一步的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考虑到当时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起的对改革的种种非议还没有过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非常敏感,我没有向他们讲总书记给我打的背景.我对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开了三个半天.结束以后,我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给总书记、李鹏总理写了报告.我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从五个省已经形成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看,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界定公有制基础、按劳分配原则、政权性质、国家在宏观经济上的规划和重大决策；市场经济是手段、方法,应当也只能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这个报告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总书记、李鹏总理亲收.我在报告中还附了一个统计资料,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引进外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比相对运用得差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记者：您在报告中好像还附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写的一篇论文.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陈：在我主持召开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的前不久,国家体改委召开了一个“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1992年4月20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在当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题目,就是指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问题”.基辛格说：“我很赞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主持了这一研讨会.”他对这种转换提出了三点基本看法.首先,他认为目前有关经济体制转换的讨论中大都将“纯粹的市场制度”与“纯粹的计划经济”相对比,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模式.第二,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其独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基辛格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经济生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他还指出：“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显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基辛格在结论的最后强调：“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政治稳定”,“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我仔细看了他给我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我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就把它附在给、李鹏同志的报告后面,推荐他们一阅.
参加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记者：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您能谈谈参与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吗?
陈：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的,我只是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1992年1-2月间,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发表了南方谈话.他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并针对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深刻地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这个讲话如同石破天惊,极具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改革的实践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动,对开好党的十四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2年6月9日,总书记在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在列举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几种不同提法后,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这篇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1992年6月12日,在住地同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党的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多次找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同志研究报告内容.在他决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后,还提出把报告内容先在党校作个报告,听听各方面的反映.大家都认为这个做法好,既是听取意见,集思广益,也是做工作,统内外认识.后来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将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给各地方、各部门、各军队单位征求意见.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听取意见.我到了浙江,省委常委讨论后一致表示赞成.在讨论后整理意见期间,我去了温州,地委书记对我讲了各方面对温州工作的责难,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我说,这些议论要听,但你们不要去争论,工作还是按照现在的路子走,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好.只要有这一条,就能站住.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在争论和反复中发展、深化
记者：正如您前面所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经历了14年.现在回过头去,您怎么看这14年?
陈：这14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发生到发展,由渐进到水到渠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发生、发育和成熟的程度考察,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9月.这个阶段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下,只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地方和企业都强烈要求“放权搞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导改革的思想解放,首先是理论界认识到“商品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有重要作用.继而政府在实践上下放权力,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控制,允许有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搞活经济的补充作用.
这个阶段,最早提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是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孙冶方同志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同志提出“应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李先念同志在总结时讲,要善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不再着眼于行政权力的转移.他还强调,要尊重农业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
1979年3月8日,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中,分析了苏联和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的缺点,指出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陈云在市场调节四个字的下面还加上了着重号.
1979年4月,李先念代表党、国务院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就讲得更明确了.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陈云、李先念的一系列讲话,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深化了,对我国早期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改革率先推进,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国有企业改革纷纷实行放权让利和扩大经营自主权,城乡市场活跃,使我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城乡经济搞活的形势下,难免泥沙俱下,改革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发生了.一些思想上受“左”的影响比较深、不主张改革和搞活经济、不赞成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便抓住这些负面的现象做文章,力图改变改革的进程.这段时间内,有件事影响比较大.当时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践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认为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接着,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红旗出版社把1982年至1983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并在《前言》上加了编者的话,说：“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受这件事的影响,理论界一度消沉,主张以“市场为取向”的专家、学者,发表论述文章少了.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不断受到调查、责备.乡镇企业更是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形势,步履维艰.这些负面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这是我所说的第一个阶段.
记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全面改革的序幕,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确实是这样.我所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10月到1988年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全面地提出和阐明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我国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如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统一定价、把稳定物价同固定等同的传统观念,提出逐步缩小统一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和自由的范围.
历史已经证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正像当时指出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个决定中的一系列突破,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突破,成了后来引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路明灯,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84年至198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5.2％、13.5％、8.8％、11.6%、11.3％,几乎都是两位数的高增长；只有1986年为8.8％,虽不是两位数,但依然是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这是我所说的第二个阶段.
记者：1989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又出现了反复?
陈：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底的争论和反复.1988年5月中旬,曾决定此后的五年内,实现改革和工资改革的“闯关”.5月30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进行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由于缺乏经验和准备工作不足,引发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8.5%.为了消除不利的影响,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开始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全会还原则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1989年至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政权易帜.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些国际国内的新情况,使一些本来就不热心改革、不主张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把所有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都归结于市场化改革.当时有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计划经济,只不过在新阶段还需要有某些商品属性罢了”.他们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1990年2月22日,北京的一家大报发表文章,对改革者提出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北京最早提出的改革要问一问姓“资”姓“社”的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点,是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的基本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就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有人还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改革的方向与目标的争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等等.这段时间,批判市场经济的调门越来越高.
1990年12月24日,即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在同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的这次重要讲话,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再一次支持了主张改革的干部和理论界的人士.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改革大潮遇到阻力和处于困难的时刻,的远见卓识和坚强决心,又一次发挥了拨正航向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前面已经涉及到了,这里不再重复了.党的十四大以来,经过十五大、十六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感受和体会
记者：亲身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伟大进程,您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陈：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经历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说是阶段性的,今后的路还很长,还需要继续实践、探索、完善.
现在进行回顾、反思,我有这样几点感受和体会.
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可以提供及时、广泛的信息,可以推动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可以引导资源进行最佳化配置,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同这种作用相反,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竞争,缺乏活力,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益低,缺乏市场导向,资源配置不合理.
第二,市场经济同所有制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同的所有制都可以利用市场,都可以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方法来发展和壮大各自的所有制.市场经济可以为不同的所有制怎么写作,为公有制怎么写作就是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的所有制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上互有差异,但这同样不是绝对的,而是完全可以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的.
第三,市场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变数,加上人们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中,有各种理论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和创新,更有大量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需要探索、解决.改革举措的实施需要避免社会过大的震动,降低改革成本,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经验、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采用渐进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第四,市场经济有盲目性,有只重视追求个人或本单位利益的片面性,有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失缺作用.我国政府对这些缺陷和负面效应都有全面、清醒的认识,在重视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针对它的缺陷和失缺作用,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重要的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重大措施,可以纠正和弥补市场的失缺作用,促进市场健康发育.
第五,市场经济必须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从19时期中叶起,我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我国人民在奋起反抗中,经过流血牺牲和苦苦探索,选择了社会主义,并让它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为国家强盛、社会公平、人民幸福怎么写作.市场经济重视效率,但往往欠缺公平.我国政府认为,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改革与发展中,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重视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进行、道德教育,推崇勤劳致富、诚信经营,反对一切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不法行为.这些探索和实践,都是对市场经济合理内涵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我们没有理由自满,没有理由停滞不前.这就是我的几点感受.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