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列宁的口授
１９２１年底列宁病重出现最初症状,在党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这时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６日,列宁第一次得了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１２月１３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１２月１６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１２月２３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列宁开始口授,到１９２３年３月２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八篇书信和文章,除此以外,还口授了一些短信、“备忘”、札记.
这里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遗嘱,应该是《给代表大会的信》,而其他的七篇,称之为最后嘱咐,或“广义上的遗嘱”,可能是恰当的吧.
国内政治条件越来越令人担忧,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到列宁写遗嘱前十天,他的批评更尖锐了：“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这里的“国家机关”包括党所属的各部委.这些与委派制盛行有关.还有权力大集中.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作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最有害的就是急躁”.列宁业已形成对斯大林的固定看法是：“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这就是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共（布）围绕党内斗争的核心内容.
关于扩大委员会的斗争
俄共八大至十一大,委员会人数为１９－２７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集团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１００人”.新的委员从哪里来呢?“要求工人阶级出５０－１００个委员”.“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并且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予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帮派,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工具.所以,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９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委员会人数由２７人增加到５０人,美其名曰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全会的权力”.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２日向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机关工作的草案》.他说：“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委员会补充一些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目的是不同的：
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最高层的监督出发,试图为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委员会的.为此,他还有另外的系统补充建议.
托洛茨基是从保证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委员会.作为决策、指挥机构,岂能庞大?
斯大林则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利益,才提出扩大委员会的.
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不“稳定”、“分裂的危险”在哪里呢?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当时六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缺陷,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两位杰出领袖”―――斯与托的缺陷.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粗暴等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托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避免分裂、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予倾向托洛茨基了.这里有一个谜：《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分五次口述的,除了第一次,即增加中委之口述当天即送达斯大林外,其他四次口述,迟至列宁逝世后才送达党的十三大.为什么列宁生前没有向十二大提出和解决这个“调开”的问题呢?是否还未考虑成熟,未最后决定呢?看来不是.可以说列宁五篇政治遗嘱中,四篇中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最厉害的是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而工农检查院１９１９年３月至１９２２年４月是由斯大林负责的.１９２３年３月５日,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认为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不能秉公处理格鲁吉亚事件,请他出面在全会上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同时也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要求他为态度粗暴一事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否则就“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调开”的想法是非常坚决的.
此外,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以来,列宁曾五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全会为外贸垄断的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而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列宁又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似乎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是否列宁作以下这样考虑呢?列、托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一位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列、托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外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人,否定托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列宁太小估了制下的委任制的负面作用.它使被委派者紧紧依附于委派者：察言观色,唯命是从,甚至泯灭良心,扭曲理智,投委派者之所好.列宁设想托的才能与智慧、功勋与声望,自然会赢得拥戴,领导权的转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岂知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分五次口授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２５日与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１２月２３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即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然而到年底,列宁的秘书违背规定,让多数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列宁口授文件.”从而使斯大林等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焉知１９２３年３月５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４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的信件的,所以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而斯大林的任命委派,已经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摇旗呐喊,又加上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出于私心,鼎力相助,让他击败了托洛茨基.四是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规定：“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本该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本来该原原本本的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全会的,而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不过,随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的激化,接着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交恶,扩大了遗嘱的传播与议论,隐瞒遗嘱已不可能,所以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的十五大决定把列宁的信作为附录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同时也决定把信在《列宁文集》中发表.到了苏联肃反时,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毙的可能,或已成为阶下囚、下鬼.从此人们噤若寒蝉,不知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