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跟其他舆论渠道一样,网络政治舆论既可以体现出网民的政治认同,也可以体现网民的政治不满.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来说,应当广泛争取网民的政治认同,尽量避免他们的政治不满.因为网民在现实生活中是具体的公民个体,他们的政治不满往往是其现实社会生存状态和心态的反映,网民的政治不满情绪或多或少会导致他们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行为.所以,对网民所表现出的政治不满情绪,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疏导.
关 键 词政治不满情绪 网民 政治认同 网络
作者 1唐世秀,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上海:200234)
政治满意也就是政治认同,指的是民众对国家权威或统治的“顺从”和“承认”,对国家意志的“同意”.政治认同是国家正当性的前提.政治认同主要包括国家认同、政权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等.如果国民对以上诸方面或任意一方面不予认同,即会产生政治不满情绪,也就是产生政治认同危机.政治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演变成现实的政治危机,从而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
网民政治不满情绪的表现
当代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获取信息的工具和途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和政治动态的窗口和平台.当人们公开地谈论政治特别是明确而真实地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作为政治观点和态度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场所,从而形成网络政治舆论.跟其他舆论渠道一样,网络政治舆论既可以体现出网民的政治认同,也可以体现网民的政治不满.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来说,应当广泛争取网民的政治认同,尽量避免他们的政治不满.因为网民在现实生活中是具体的公民个体,他们的政治不满往往是其现实社会生存状态和心态的反映,网民的政治不满情绪或多或少会导致他们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行为.所以,对网民所表现出的政治不满情绪,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疏导.
其一,网民以种种形式表现出“仇官”心态,从而体现出他们的政治不满情绪.随意打开一个网站,就可以看到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评论,特别是时事评论,尽管有时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议论或牢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对当前政治的态度.这些网络言论往往因一些具体事件而起,针对的也是一些具体人员.但是,只要稍作留意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网络舆论的目标指向有超越具体个人、指向特定群体的趋向,即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的表现如何,只要你是该群体中的人即不被认同.也就是说,政治不认同舆论所指的对象已经泛化,甚至抽象化了.
当前网络政治舆论主要指向的群体是党政官员和国家一般公务人员.党政官员和国家一般公务人员是国家政权的人格化主体,对这一群体的不认同,实质上就是对政权的某种不认同.这必然引发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质疑.这样的追问比较直接的就是对官员选拔任用之类的具体制度的不认同,间接针对的则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前的网络政治舆论的确有这种倾向.因此,如果这种“仇官”情绪得不到根本扭转,进一步蔓延就会形成一种思潮,如果再被演化、上升,就可能造成政治认同危机的普遍化和深化,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其二,有些不良网络舆论常常会直接表达出对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种不认同,也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不满情绪.有的相对委婉,有的则直截了当.当然,过于直接的政治倾向性言论通常会被网络安全系统自动过滤掉,于是,网民就创造出各种办法来规避检查,以致形成了独特的网络语言.因为网络信息的海量和复杂,不可能逐一辨识,所以,实际存在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能够掌握的更为严重.
其三,同样的法律行为在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那里完全不同的法律定性,导致对政府官员的怨气,进而引起政治不满.以2009年上海的“钓鱼”事件为例.该事件被定性为用错误的方法执法.按照道理来说,这些“钩子”因为参与用欺诈手段骗人上钩,而且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应该按照诈骗罪加以刑事起诉,但因为是政府部门执法的时候用奖励的办法“鼓励”“钩子”这样作为的,所以至今没有“钩子”被起诉.反过来,如果老百姓这样做了,没有官员参与,恐怕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当事人必然被以诈骗罪刑事起诉.与此相似的是,普通老百姓如果有官员作为“后台”,往往也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这样,相同的法律行为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且明显是对老百姓不利的后果,所以必然导致作为老百姓成员的网民产生种种不满情绪.
其四,草根民众对精英群体的不认同,亦能间接体现网民的政治不满情绪.从一些现象来看,政治不满情绪主要来自草根的普通民众.如许多网络似乎就是草根平民的天下,他们往往攻击一切精英和精英观念.他们仇官,仇富,仇精英,似乎只有代表草根平民的利益说话,甚至只有以他们的话语方式说话才能得到认同.否则,不仅会被嘲笑为“新人”而遭到“围观”,而且还可能会被视为“敌人”而遭到“围攻”.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普通民众对整个精英群体的不认同,但深层次反映的则是民众对产生精英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不认同,是民众政治认同危机的反映.
精英群体之所以不被普通民众认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与普通民众在既有体制下的权力、地位和获利不同,而被普通民众视为既得利益者,另外,普通民众还可能认为,各精英之间,尽管隶属不同群体,但似乎存在共同利益,因而被视为利益共同体,也就很自然地通通成为草根民众攻击的对象.
其五,不同精英群体也可能表现出政治不满情绪.不仅不同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同,就是同一精英群体内部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所以精英群体对政治的认同往往表现出复杂的面相.精英群体的部分成员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普通民众有共同利益,或者希望通过普通民众的影响和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以草根平民面目出现并站在社会底层民众利益立场说话的,未必都是草根民众,完全有可能是社会精英群体的成员.而因其有知识,有思想,他们往往就是网络政治不认同舆论的制造者和引领者.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在几乎所有涉及政治问题的网络评论中都能看到社会精英的影子,只是他们通常不以真实的面目示人而已.
这些“疑似精英”有可能来自体制外,也有可能来自体制内.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政治认同危机也可能来自体制内部.因为我们发现,当网民一边倒地对精英群体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是对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合法性产生质疑时,极少有人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辩驳.据此,可以大体推测出体制内精英们的态度和倾向:1.出于政治考虑或其他原因,谨言慎行,一般不发言,2.也加入到反对“自己”的队伍中,和网民一起,甚至引领网民发表反对“自己”的言论.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即不发言,那么,除了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之外,不外乎还有两种可能:或不愿发言,或不敢发言.不愿发言者,要么不是利益相关人,要么没有意识到利益相关.利益不相关,说明内部的利益分化,没有意识到利益相关,说明教育工作不到位,没有把相关人员的思想认识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不敢发言者,既有可能害怕“引火烧身”,也有可能不知如何申辩,甚至自己都觉得“理亏”,理屈自然词穷.第二种情况自不用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体制内部存在政治认同危机.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因为众所周知,堡垒最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
但是,在网络上,民众舆论的另一种一边倒的情况也同时存在.就是网民对领土、主权、民族等表达了相当一致的认同,任何意在破坏国家统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言论通常都会遭到一致声讨,民众的民族(指“中华民族”,有人称为“国族”)情感和爱国热情表现得非常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过于偏激的言论和情绪,但总体上说明当代中国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民众对国家主权具有高度认同.这是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措施的民意基础,给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有力的民众支持,也是解决当前政治认同危机的重要前提和有利条件.
网民政治不满情绪产生的根源
民众之所以会发表一些体现政治不满情绪的极端言论,既有情绪化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而后者可能是更为根本和关键的因素.
首先,网民政治不认同的极端言论是网络上普遍存在的极端情绪化的表现和结果.网络给现代人提供了不在场但又能即时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同时也在培养和塑造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网络信息海量而快速地流动着,网络互动使人们的交流从未有过如此的便捷和直接,为网民提供了即时分享思想和情感的可能,网上发布的任何信息都可能迅速得到网民的呼应与共鸣.而不在场性与匿名性又使得发言者少了许多顾忌,一些对公共话题的情绪化表达很容易得到共鸣而受到关注.于是,一些网民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往往上升到一般的层面,甚至抽象化,极易形成情绪化的网络浪潮.这种情绪化浪潮,在被贝克称为“风险社会”的诸多不确定性和普遍怀疑的前提下,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否定权威,从否定个体到否定整个群体和机构,进而否定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
关于这一点,勒庞的群体行为心理分析也可以提供佐证.勒庞认为,群体容易冲动、易变和急躁,“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也易受暗示和轻信,“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群体情绪还容易夸张、极端和偏执,“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等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并且,“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1].这里的“群体”是相对于“独处”而言的“聚集成群”的个人,显然,网民也符合勒庞所谓的“群体”定义,也具有典型的群体行为特征.
帕累托也指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并不起源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起源于情感.”[2]现代网络则是情感宣泄的最好场所.对于大多数网民来说,他们“被这些潮流所裹挟时通常是不知不觉的,他们想把不自愿的、非理性的行为表现成自愿的、理性的行为”[3].而且,这种情绪化一旦成为潮流、成为习惯,就不仅表现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也会蔓延到现实世界中,必然会对人们的政治价值观、甚至政治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
因此,网络上许多偏激的观点之所以会得到广泛响应,甚至受到热捧,往往不在于它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反映了客观事实,而关键在于它是否反映了民众的某种要求,是否与民众的情感和兴趣相契合.换句话说,人们是否会普遍受到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甚至接受,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思想观念的科学性与理性,而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恰当地反映了人们的情感与要求,与人们的情绪产生共振.
其次,尽管人们对很多事情判断的依据可能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但这种情感的背后则是现实根源.当前民众普遍的社会挫折感,导致他们的不满和企图改变现状的极端情绪化.
由于过去30多年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不同步,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原有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不健全等原因,使得我国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和谐现象,其突出表现和重要后果就是社会不公.比较突出的就是资源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平等,民众的政治与社会参与和纵向流动渠道不畅.这些是导致民众不满和政治不认同的重要现实根源.
对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不认同主要来自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远离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获利少,社会地位低,社会纵向流动和成功的机会也少,存在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和不公平感.同时,当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普遍而深入的社会动员,又使得这种不公平感进一步加强.正如亨廷顿指出的:“经济发展扩大着经济的不平等,同时社会动员却降低了不平等的合法性.”[4]这样就必然影响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认同.
另外,一些精英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不认同.这些精英按说是在改革中获益较多者,应该对政治和社会表示认同.其实未必.因为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备的转型社会中,许多精英在横向比较中,也像普通民众一样存在挫折感和不公平感,心存不满,从而归咎于社会制度,归咎于政治体制.
但是,社会精英和一般民众的诉求并不相同,他们对政治与社会参与的要求往往更为强烈.在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相对狭窄的情况下,一些有远大政治抱负的社会精英,感觉自己的纵向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实现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政治的理想,于是就不认同甚至图谋改变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的观念和实体存在,一些无法进入更高政治层次的机会主义分子、政治野心家等体制内精英同样存在不满,他们或明或暗地加入到对现行政治攻击的行列中去,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政治认同危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少数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严重地腐蚀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民众认同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完全杜绝腐败也非常困难,因为,由于利益的诱惑,很难排除投机者和虚伪信仰者的加入.早在一个世纪前,帕累托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像意大利这样的迫害社会主义者的国度里,社会主义者的信念毫无虚伪之处.但是,在像法国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国度里,虚伪已经抬头.很多卑劣的政客变成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获选担任公职,很多文化人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推销他们的著作,很多剧作家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取悦公众,很多教授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获得大学的职务.”[5]这些虚伪的信仰者本来就是冲着荣誉、权力、财富和机会而来,腐败也就不可避免.腐败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也败坏了信仰的声誉,失去了许多真诚而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使组织本身很难形成凝聚力,失去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危机来临,这些虚伪的信仰者和投机分子极有可能最先站到反对者的队伍里,使得危机更加严重.
所有这些现实问题如果长时间地普遍存在着,就会被认为是现行体制和现行制度造成的,就会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就会削弱甚至丧失.
如何应对网民的政治不满情绪
网民对政治的不认同首先表现为一种情绪和认知,需要从思想上解决,同时,它又是网民切身利益的反映,是现实问题对网民思想影响的结果,最终还需要在现实中解决,而且只有在现实中才能根本解决.而造成网民政治认同危机的现实原因复杂多样,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对之策必须虚实并用、多管齐下、分别应对,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才能真正奏效.
首先,必须“堵、疏、引”结合,妥善处理网民的政治不认同言论.对于网民的一些政治不认同言论,“听之任之”当然不可取.即使不考虑有人别有用心,激烈的情绪也会感染他人,可能引起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必须“堵”.但是,“堵”不是一味地不允许网民发表不同意见.根据“社会安全阀”理论,不能把所有的社会出气口都堵死,那样更危险,主要是“堵”那些带有挑衅性、煽动性、政治攻击性的言论,而且“堵”也要讲究技巧,不能硬堵,要堵在无形之中.“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要轻易制造舆论事件,在网络时代这样做很不明智.
当然,只靠“堵”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即使不考虑网民的反感,“堵”也会使网民变得聪明起来,他们会以各种变通的办法来对付,和监管者上演捉迷藏游戏.因此,在堵的同时还要善于疏导和引导舆论.一方面,需要专门人员提高疏导和引导舆论的水平和技巧,避免方法生硬,甚至和网民发生舆论冲突,起到相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需要数千万党员、干部要有很高的党性和政治原则,坚持自觉地发表正面言论,占据网络舆论的主导权,引导舆论走向.
在对网民言论进行疏导和引导时,不要与他们针锋相对,或试图与他们辩论.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指出他们的错误,把他们的观点驳倒就能说服他们,就能扭转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倾向.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并非根据理性,而是根据情感,人们的情绪和需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的和接受的往往不是真理的东西,而是价值的东西.因此,想通过揭示其言论的非理性来达到以正视听的目的往往很难奏效,如同宗教,并不因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它的非科学性存在,人们就不再信仰它,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在网上,更理性、更正确的言论反而遭到无情围攻的例子比比皆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网民觉得这些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和兴趣.所以,要想真正疏导和引导网络舆论,就要善于分析网民的情感、兴趣与需要,因势利导,而不是简单地与他们论战.
对网络言论的引导不仅要落实在网络中,还要落实在现实的综合文化环境中,因为网络言论反映的思想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在网络以外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因此,要注重各种媒体舆论导向的综合作用,一切传统与现代传媒以及一切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活动,都要真正做到弘扬主旋律,注重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单方面的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是不会真正有效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继续深化政治与社会改革,切实解决引起网民普遍不满的现实问题.网民不满的根源是现实问题,所以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从现实问题的解决入手.当前网民诉求比较集中的问题主要有:实现社会资源更为公平的分配,扩大政治和意识形态宽容,扩大公民的政治与社会参与,拓宽个人的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等.
对于以上诸多方面,如果说普通民众与各方精英的利益和诉求也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除非是既得利益者,都会对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感到不满.“独吞战利品是绝对不公平的.”[6]如果不能打破资源的少数人垄断和不公正分配,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就会动摇,政治认同出现危机就是必然.因为在利益面前,一切意识形态的说服力都将不复存在.而且,社会不公极有可能会成为反对现行制度的政治动员的最佳借口.
而各方利益和诉求的不同则更为主要,也非常明显.因此,应对各方政治认同危机的举措也应有所区别和侧重.与此相关的问题多且复杂,以下仅就一些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作一点具体分析.
普通民众与体制外的社会精英相比较,他们的诉求可能就大不相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切实改善生存环境与物质生活条件,当他们生活无虞时一般不会主动要求改变社会与政治结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通常是政治动员的结果.而社会精英,他们需要的就不仅是衣食无忧,甚至也不是生活小康,这些问题他们早已解决,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们诉求的是权利和权力,他们希望获得更广泛而深入的政治与社会参与.因此,对待普通民众,主要是解决他们现实的生活困难,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正过上“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活,使民心安定.安定民心,就是不给反对者以民众支持和制造动乱的机会.而对待精英,则要通过扩大意识形态宽容、规范有序的参与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政治参与的诉求.缺少弹性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受到冲击而造成危机,规范性政治参与的不足和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过于狭窄,也会激起部分精英为实现政治诉求而诉诸非规范性路径.
因此,应拓宽渠道,扩大参与.同时,也要尽可能把社会精英纳入到体制之内,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拒之于门外,人为地制造反对派.帕累托指出:“最睿智者发现,若要战胜他们的对手,就必须更讲究实际、更宽容些.”[7]因此,真正的成功者都是务实而宽容的.中国向来如此,现在仍须继续面向实际发展和完善国家意识形态,适时地接纳部分社会精英进入体制之内,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这样既可以分化对手,又可以扩大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民众基础.目前有这样做的必要,也存在这样做的可能,因为大多数社会精英仍然是“一方面怀有梦寐以求的理想,另一方面则集中全力于实际领域,以获得具体的成功等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一心追求无须修改社会制度便能得到的利益”[8].仅从这一点来看,优势和机会都是存在的,要善于利用.当然,任何时候、任何社会,政治野心家和破坏者都存在,要防患于未然,要注意不给这些人“根本改变”的机会,重要的就是既要分化瓦解他们,又要斩断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即要在适时吸纳社会新精英的同时,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还要在心理上、精神上给他们以慰藉.在这方面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技术上可行、政治上有利的策略.
对于体制内精英,也要多种措施并行,但在具体执行时需要根据具体对象有所侧重.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党性原则、政治原则和思想认识水平,特别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当前这仍然是提高体制内精英政治认同度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要从现实中让他们感受到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就要满足他们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和政治参与诉求.这是政治认同最基本的力量,一定要加强和巩固,但要避免形成利益集团,否则就会失去体制外民众的支持.而对于腐败分子,则要加强打击力度,决不能让其腐蚀民众政治认同的基础.
总之,在当代中国,要提高网民的政治认同度,化解网民的政治认同危机,既要在思想上加强教育,言论上加以引导,更要在现实中妥善解决相关社会问题,还要根据不同群体分别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