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巨大障碍,其产权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在产权性质的视角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展开SWOT对比,并以此为基础总结政治风险的来源,进而提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规避政治风险的建议.
关 键 词 :跨国并购 政治风险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SWOT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随着中国资本和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中国大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运营的经验日益丰富,市场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阻碍作用有所淡化.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因而政治风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阻碍作用越发明显.
中国跨国并购的主体按产权性质可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但长期以来,我国海外并购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虽然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两者的比例差距仍然明显.国企和民企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产权性质不同.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有产权或者说公共产权,而民营企业的产权属于个人产权.本文通过SWOT分析法分析国企与民企在不同的政治风险下的并购环境,探讨其应采取的跨国并购战略,对未来中国企业进军海外战略规划颇具现实意义,同时对我国企业有序走出国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方法
所谓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购项目的复杂性以及并购方自身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而导致海外并购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中,由于双方政府行为而可能对跨国并购各环节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一般来说是利益集团（或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手段而采取的行动,因此它区别于一般市场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经济环境相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的表现和所面临的风险存在着很多共性,同时由于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收购存在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跨国并购案例之中,企业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有明显差异,企业性质、并购行业、并购的外部环境、政府在并购中的作用都会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SWOT分析法是一种企业综合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从而将企业的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优劣势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而机会和威胁分析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企业的可能影响上.在分析时,应把所有的内部因素（即优劣势）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
本文中引入SWOT分析,把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之上的跨国并购与民营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作SWOT对比,以此来凸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内在优势与缺陷,并概括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机会和挑战,对于制定企业跨国并购战略占了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企与民企跨国并购的SWOT分析
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个方面对国企和民企的跨国并购战略进行SWOT分析,得到下表1所示的分析矩阵.在完成SWOT矩阵的构造后,将排列与考虑的各种环境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组合,便可以提出相应的跨国并购建议.制定建议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基于上表对国企和民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分析可已看出,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优势来自企业内部,充沛的资金和规模经济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放眼全球的战略构想也是跨国并购成功的基础.然而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外部最大障碍就是由产权劣势而产生的高政治风险.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自身的优势远逊于国有企业,但一段时期的资本积累和产权明晰仍为其跨国并购提供了条件,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真正优势在于其政治风险较低.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阻碍来自于并购能力的构建上.
因此,在并购之前民营企业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政治风险,而是要明确并购目的,建立一系列长远的企业国际化经营规划,其次就是融资渠道,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政府应对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和信息咨询等帮助.而国企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政府色彩和背景,极力避免政治风险的干扰,把跨国并购作为纯粹的企业行为来管理,在东道国进行企业游说和宣传.政府不应对国企的并购过多干预,更不应该广泛参与到并购行为之中,以免触发政治风险.
四、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国企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来源由于国有产权或说公共产权的存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权利是从政治途径取得的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虽然其实质是全体人民让渡的一种公共政治权利（即公有制度）,但对外仍然体现出明显的政府意图.因此,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往往被东道国误认为是母国政府的政治倾向,会危害到本国的行业甚至是国家安全而受到严重抵触,从而把单纯的企业行为扩张到政府行为,产生政治风险.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经营者经营的是自己的资本,其海外并购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利润,体现的也仅是个体意志,因此在东道国遇到的政治风险会比国有企业大大降低.
另外,民企在各自独立的个人产权基础上与市场竞争机制天然吻合,而国企本质上的公共产权属性则决定它的存在只能出于最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谋取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排除了所有权的特定转换,阻止将未来结果的资本化反映到当前的转化中,从而降低了所有者监督管理行为的激励,使企业的运行缺乏效率和竞争.西方往往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怀疑,认为其并购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府意愿而不是高效地利用资源.而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一般认为是市场机制的直接反应,是引入充分竞争之后基于企业发展战略而实施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基于以上两点,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民营企业,这是由产权性质决定的.中国政府代替公民掌握公共产权使被并购的一方利益集团把国企的单纯的企业行为看作带有政府政治色彩,而政府本身的政治性和非利润驱使等特点则加重了政治色彩的渲染.民营企业的个人产权与政府的界限明显,其并购动机被普遍认为是正常的企业国际化经营需要,很少遭受国外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另外,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不同,其政治风险也不同.在市场经济中,国企的功能定位放在弥补市场机制失灵上,对具有充分公共性的领域进行政府调控,这也是民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业往往集中在资源类、电信通讯类等自然垄断行业,这些大都是战略性资源行业或者对一国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业,并购行为会被对方利益集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次.而民营企业感兴趣的是经营状况不佳的电子、汽车、软件等技术类行业,所以其跨国并购一般认为是市场机制的直接反应,是引入充分竞争之后基于企业发展战略而实施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五、政治风险的应对建议
政治风险俨然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其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特点,中国企业或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风险,只能尽力使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被市场认同,并能经受住双方利益集团的审视,把政治风险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首先,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政治风险低的优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国外恰恰相反.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充分,具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产权明晰,与政府之间的界限明显.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尽管国企仍占大多数,但民营企业提出世界级愿景的比例更高,这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企的竞争意识更强.因此政府应该鼓励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队,国有企业作为一股后进力量再慢慢站稳脚跟.但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实力大都不足以进行跨国并购,这就需要政府早日完善资本和金融市场,完善并购相关法律,建立并购信息咨询指导部门,进一步壮大民营企业的力量.
其次,跨国并购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要区别开来.政府规划的企业国际并购是危险的,因为没有成本预算硬约束的政府行为,会扭曲企业的资源利用和经营效果,政府“成就驱动性”而非“成本驱动性”,也会使并购非效率化.另外,国务院只授权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有直接的指导和监督权利,其他的或者地方政府部门对跨国并购干预过多会为并购增添强烈的政治导向,引起被并购方的警觉和反对.
第三,并购不同行业的企业可选择不同并购方式.当中国企业并购战略性资源企业时,可以采用迂回投资式的股权安排（即通过自己持股的第三国公司到东道国投资,如国外私募基金）或者非股权安排（如长期怎么写作合同）,持股的比例也不要太高,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并购方的抵触心理；当并购的行业不存在较大的政治冲突时,可以采用较高持股比例的直接投资股权安排,以获得最大利润.
最后,重视并购过程中的公关活动.对于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渠道、两国的民间友好机构或目标公司所在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牵线搭桥等,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并尽可能在社会就业等方面满足东道国政府的要求.一些国家工会势力非常强大,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争取工会支持将对并购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新闻媒介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有了可靠的媒介关系,就在舆论上把握了主动而舆论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情绪上起着导向作用.总的来说,出色的公关活动对降低和缓和政治风险有着独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