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不论中外,在传统哲学中都极少看到女性的身影.究其原因,固然有制度、观念和教育等方面对女性的制约,但“哲学”对女性的排斥更体现在其学科性质上.女性,因其被认为具有感性、具体、经验等性别特质而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哲学活动,哲学是以理性、普遍、逻辑思辨为基本内涵的.当今社会,不仅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哲学本身也受到重大冲击,哲学的内涵在演化,哲学的观念在更新.一方面,哲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更多女性参与哲学工作,另一方面,女性的参与,进一步推进着哲学观念的变革.
关 键 词 ：女性参与；哲学活动；观念更新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一、很少女哲学家的哲学史
对于“哲学家”的定义,中西略有不同.从中文的《辞海》或《哲学大辞典》里找不到“哲学家”词语解释,但在百度百科中,可以看到对“哲学家”的定义相对严格,“哲学家是指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哲学学人”.另外还有“哲学学者”,他们“是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对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学人”.笔者认为还有第三种,即哲学工作者,他们从事哲学教学或与哲学学科有关的活动,比如教师、编辑、学会工作人员.英语中,“哲学家”这个概念似乎是综合了上述三者,而且更为宽泛,包括思想家和那些比较达观的人.比如,维基百科这样定义：“哲学家是指那些具有广泛的哲学知识并以此为职业,尤其是用这些知识解决哲学问题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只要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他都可以是哲学家.学术界对哲学家的理解,一般指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哲学领域成果,或被其他哲学家看作哲学家的哲学博士、哲学教师等.“哲学家：1.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的人；2.如果指认某人为哲学家,是指那人思想深邃,在生活和其他基本问题上具有严谨的态度.”[1]820
本主题是从比较宽泛的视角来谈论女哲学家[2],即在哲学这门学科领域里用自己的写作、教学和怎么写作从事哲学工作,并对哲学的内涵有所丰富和推动的女性.
然而,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宽泛定义的哲学家,在传统哲学中,几乎都没有女性的身影.历数西方哲学的历史,无论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到近现代的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直到当代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等,影响深远而被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几乎都是男性.查维基百科,十八世纪以前的女哲学家完全空缺,十八世纪之后的近150年中只有6位女哲学家记载在册,她们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莎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Susanne Katherina Langer（1895-1985）,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哈莉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1807―1858）,其中十八世纪只有一位女哲学家.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说在文学史、历史学史上还勉强可以发现屈指可数的女性身影,而在哲学史上,却完全没有女性哲学家的名字.
即便在21世纪初的2005年,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女性从事哲学活动的情况下,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全球最伟大哲学家评选,票数获前20名的也全是西方男性哲学家,连维基辞典榜上有名的汉娜阿伦特也不在此列.针对这个评选,英国《独立报》曾发表了美国费城艺术大学一位学者的回应文章,题目是“十个伟大的女性哲学家：思考女性的女性们”.该文细数了历史上十位杰出的女性哲学家和她们在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认为这些女哲学家“有着她们自己极具影响力的思维系统,因而她们也应属于伟大哲学家之列.”并且提出“缺乏重要的女哲学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才能,而是哲学本身的坍塌,像传统所做的那种哲学已经是一个僵死的类型.”
所以,哲学队伍中少有女性已是公认的事实.对于原因,学界已多有揭示,如父权制造成的男尊女卑制度格局；女子被排斥在学科教育之外等.更重要的是,传统哲学学科性质对女性的排斥.哲学一般被看作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要达到绝对普遍,必须运用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的形式.人类活动的那些经验的、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领域则当然被排斥在哲学内涵之外,而女性,因其被看作具有感性、经验、具体等性别特征,当然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哲学活动,甚至还有学者这样说：女性从事哲学,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哲学,还有女性本身.
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从事哲学的活动之中,女哲学家正在涌现,女性哲学工作者的队伍也在扩大.美国哲学学会在2011年组织过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美国女哲学家在哲学领域里的地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报告.这个报告是由美国Trent大学学系主任凯瑟琳诺拉克（Kathryn Norlock）教授主笔的.诺拉克教授的报告指出,在美国大学专职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的13000名教授中,有2158名是女性；在10000名担任哲学教学的非专职哲学家里有2600名是女性；也就是说,在23000名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员中,女性占20.69%, 共有4758名.我们知道,直到二十世纪初女性参与哲学思考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但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女哲学家已经占美国哲学家的20%之多,可见历史进步的步伐迈得很快也很大.[3]
2013年8月在雅典世界哲学大会的妇女学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哲学家就女性参与哲学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做了交流.美国底特律大学哲学系的吉尔 帕内比（Gail Presbey）教授,作了题为“女哲学家纳入哲学课程的重要性”的发言.她首先指出,先前在美国的哲学课程教学中从来都没有女哲学家,但近些年来,课程中陆续加入了对女哲学家的介绍,对女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和建构新哲学方面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比如有当代美国女哲学家伊丽莎白斯贝曼（Elizabeth Spelman）,玛格丽特珐蕾（Margaret Farley）,柯琳马克库斯基（Colleen McKluskey）对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观点的批判.简亚当斯（Jane Addams）通过其对美国哲学的反思,从人性论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撰写了《论慈善工作》,提出建构怎么写作学的观点.还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针对康德观点,联系当代社会恶的表现提出自己独特的哲学见解.尽管这些课程主要侧重在关怀或女性方面,但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哲学的基础课程.同时,当代哲学课程中还包括了像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和当代非洲裔美国哲学家凯萨琳金（Kathryn Gines）,以及唐娜戴尔马克罗（Donna Dale Marcano）等女性哲学家. 就中国来看,与美国的发展也是相似的.笔者目前没有全国从事哲学活动的女哲学家的数据,仅就自己的经历和上海高校的情况看,变化也是可喜的.
就笔者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所总共80多位研究人员,只有包括笔者在内的4名“女科研人员”,女性科研人员占全体人员的二十分之一.笔者所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只有一名女性.4名女性的其中两名在90年代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研究所仅剩包括笔者在内的两名女科研人员.
难道真的是哲学不让女性靠近?
事实是,在2008年,哲学所迎来50年庆的时候,人们欣喜地看到,女性不仅没有远离哲学,从事哲学活动的队伍中女性反而大大地增加了.当时哲学所共有38名员工,女性就占了11名,占总人数四分之一以上,女科研人员有7位,占全所科研人员近四分之一.虽然没有占到半壁江山,但女性科研人员的比例大有改观.在建所60周年的时候,再统计一下：目前哲学所共有32名员工,女性有14名,占44%；女科研人员10位,占全所科研编制人员（20名）的一半.
图示如下：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年份 人员总数 女性人数 女性比例
1985 84 8 0.95%
2008 38 11 30%
2013 32 14 44%
上海两个重点综合性高校哲学系的情况：
学校 全体/专职 女性 女性比例
复旦大学 74 21/9 28.4/15.3
华东师大 54/47 18/13 33/28
（说明：如华师大：教职工54人,女性18人,占比33%； 专任教师47人,女性13人,占比28%）
据悉,这些年来高校哲学系甚至出现了女生大大多于男生的情况,华东师大曾经一个本科班共28名学生,居然26名是女生.安徽大学哲学系四年级有56名学生,女生26名,几乎一半,而且,成绩排列前十名的全是女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学生总数215人,女生95人,占总人数44.2%.研究生学生总数274人,女生101人,占总人数36.9%（2013年7月统计）.
从事哲学工作的女性增多,与女性走向社会、走向学术领域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就社科院来看,女性科研人员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让我们对比两组数字：1987年,全院职工1112人,其中女职工为267人,占比24%；全院科研人员726人,其中女科研人员137人,女性占总数的18.87%；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总数为203人,其中女高级职称人员13人,仅占总数的6.4%.但20年后的2007年,全院职工781人,其中女职工289人,占全院职工的37 %.科研人员总数462人,其中女科研人员157人,占全院科研人员的34%.并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已经占到了50%.据2012年10月统计,全院职工769 人,其中女职工329人,占全院职工的42.8%.科研人员总数465人,其中女科研人员177人,占全院科研人员的38.1%.全院高级职称304人,其中女性99人,占32.6%.并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已经占全院女性总数的30.1%.
图示如下：
年份 全院职工 女职工 科研人员 其中女性 高级职称 其中女性
1987年 1112人 267人
占比24% 726人 137人
占比18.87% 203人 13人
占比6.4%
2007年 781人 289人
占比37 % 462人 157人
占比34 % ?
77人
占女性比50%
2012年 769 人 329人
占比42.8% 465人
177人
占比38.1 % 304人 99人
占比32.6%
三、变化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哲学队伍之中,变化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哲学的变化.中国知识界对哲学的认识来自于西方传统哲学,中国的哲学学科,自近始,走的是一条依傍西方哲学的道路,尽管一直有“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争论.而西方传统哲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代笛卡尔直到黑格尔,在他们所设计的理论框架里,哲学成为高高在上的逻辑思辨领域的纯粹理性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由于其远离了人而不断遭到现代以来的哲学家的批判和改造,实践哲学、应用哲学、对话哲学、诠释哲学等的兴起为哲学开启了转向的途径,西方哲学在批判传统哲学观念中丰富和更新哲学观念.哲学正以对人生的思考,与人的亲和力而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传统哲学的危机使哲学发生转向并导致了哲学观念的变化,也促使中国的学者开始讨论依傍西方哲学所带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使中国哲学开始反思自己的哲学传统和哲学观念更新的问题,包括对西方传统理性哲学的重新认识.它不仅为中国哲学开启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为更多的人包括女性提供了从事哲学工作或研究的机会.哲学家德里达对于为什么没有女哲学家的问题曾这样回答：“哲学言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它排斥和压抑妇女、儿童、动物和奴隶.情形就是如此――否认这点会很愚蠢.不过,我们已来到这类事情正在改变的历史阶段.”[4]在德里达那里,哲学（传统哲学）走向其自身的外在性,也就走向了女性.如果说,哲学不再是传统西方哲学那样的纯粹思辨的,理性的,逻辑方法的学说,是不是可以说,它为具有感性的、对话的、亲和力的女性创造了从事哲学研究的机会呢?如果说,先前因为对哲学观念的传统认识,女性从事哲学活动的人数极少,随着哲学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更多的女哲学家得以产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其次是对女性看法的变化.女性一向被看作是感性的、肤浅的,凭直觉办事的,而这种性格特征被认为不适合做像哲学这种理性的职业.正是基于对哲学和对女性两者偏颇的认识,于是就有了所谓“女人搞哲学,对于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都是一项损失”的说法.但是,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女性的气质是被造就的而不是天生的.所谓女性不适合哲学的说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与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相关联的,在那些个年代,女性既没有得到追求知识与精神生活的教育也没有这个时间.一方面造就出了所谓女性气质,一方面又以这种气质不适合某种学问而予以责难,如此,不是制造了女性与哲学的双重无奈吗?
即便我们承认女性具有上述感性的、直觉的性格特征（谁能证明男性没有这些特征?）,哲学观念的更新为女性从事哲学创造了方便.然而有人这样说,如果说女性是感性的,她们活得自然,活得真诚,她们就更接近人类本初的纯真状态,更接近人类本体的欢乐与幸福,更愿意回到本源去探索自我.这也接近了海德格尔的揭蔽和去蔽的境界.言下之意,女性更适合当今的哲学.在2013年8月雅典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上,世界妇女学论坛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Herta Nagl-Doceka教授在题为“寻动公正的社会性别关系的概念”中指出,当前的哲学倾向是主张一种非霸权的生活形式,如对“团结”、“爱”和“宗教”概念的更为重视.这些哲学资源可以为我们从哲学上寻求公正的社会性别关系提供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女性因为更具有这些特质,则可以为哲学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第三,教育的作用.金岳麟先生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哲学是空架子”,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最形象的描述.显然,这种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们当中进行.除了一般会读写之外,要能够从事哲学活动,还要接受一种比较系统的学科训练,那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这种训练包括了解漫长的哲学传统,了解什么是恰当的哲学话题而什么不是；也包括培养一种聚精会神的、绵延性的思维习惯.古代的学院书院、现代的大学都是进行这种学科训练的最好场所.因此,即使是男性,如果没有受到理性思维的教育,不接受逻辑推理方式的训练,他照样不懂哲学,照样不能从事哲学研究.反过来,对女性进行哲学的教育和训练,同样可以使其具备从事哲学研究的条件.哲学之父柏拉图就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只要接受同等的教育都可以成为哲学王,因为女人也有理性.因此,问题不在于男性女性具有什么样的性别特征,而是在于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现在女性已经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我们相信有更多的女性可以在那些划定为男性――尤其是哲学――领域中取得更多成就.
第四,事实的证明.即使在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杰出的女性哲学家.比如上个世纪第一个十年出身的汉娜阿伦特（190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等,她们都是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她们的哲学学科训练,并获得优异成绩.汉娜阿伦特曾在著名的哲学之府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得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极大赞许,于1928年底她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时,她获得第一名.西蒙娜薇依则获得了第三名.当代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在哲学、法学、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代表作包括《重建美学》《超越正义》《现代性理论》等40余部.为此,她获得了2006年度松宁奖（Sonning Prize）这一殊荣,与曾经获得此奖的哲学家罗素、波伏瓦、哈贝马斯齐名.不仅国外,在国内我们也在哲学的各个学科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看到许多优秀的哲学科研工作者.现在,我们可以罗列出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的系列.如果说,女哲学家的产生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的话,而这个传统至今不过六十年.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非同小可,这几位女性先驱者,为后来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学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
四、女性与哲学的互动双赢
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个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包括投身哲学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大批女性投入哲学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哲学概念的丰富和更新.比如女性主义哲学的成果,使原本认为属于女性的特质加入到哲学之中.女性主义思潮不仅在价值观念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上都有重要的影响.它所倡导的男女性别平等主张,成为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和分析各个学科的脉络,并通过批判和实践开拓自身在各个领域的价值.在哲学上,一方面,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对长期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认识论问题、价值学问题、学问题、宗教学问题等,都提出了疑问,指出貌似理性和客观的传统西方哲学的二分法带有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或父权主义的特征.这种二分法往往表现为：才智与感性,理性与情绪,精神与肉体,强壮与软弱,客观与主观,独立的与依赖的,自主的与依关系而定的,支配的与受支配的,抽象的与具体的,坚持普遍原则的与附随具体情况的,等等.[5]P160这些对子中的前一项在西方传统哲学和理性文化中倍受推崇,而后者则受到基本方法论视野的压抑.很明显,前项基本上是男性化或偏向男性的,而后项则以不利的话语策略偏向女性.因此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格利姆肖（Jean Grimshaw）和福莱克斯（Jane Flax）等人视之为“哲学的‘男性化’”.[5]161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将一些女性气质加入到哲学中,不断丰富着哲学的内涵并带来哲学概念的更新.如关怀学,认为男女有着不同的推理方法,男性的推理方法是：以普遍道德原则为基础进行抽象逻辑分析；女性的推理方法应用的是一个集中于实际关系和感情的,对于事件发生情境进行细节分析的推理方法.关怀学那种注重具体场合（生存情境）,强调同情、养育和关怀,对于只关注选择与意志的传统学,无疑添加了新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加入,使哲学在走入实践,走入生活,走入人的生存自觉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哲学离女性更近,女性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性,使哲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女性参与到哲学中来,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平等的话语权,而是为了给哲学、给文化以新的发展,是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这些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是无法在传统的父系文化霸权的哲学系统中产生出来的. 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中,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阴阳互补；不是追求绝对普遍,而是境遇论的思考；不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而是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些特质,对于女哲学家的产生和推动哲学的丰富,可能更为有利.有学者对此有论证,比如认为西方哲学是无性别意识而中国哲学是有性别意识的.[6]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是具有男性意识而中国哲学是具有女性意识的,如道家从阴阳和合的哲学观念出发,尊阳而崇阴,对女性抱有一种宽容甚至尊崇的态度.在老子哲学中,柔弱与刚强相对.以此来观男女,女性为阴、为雌、为柔,男性为阳、为雄、为刚.“中国固有的宗教,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与传统的母亲女神的文化基层有关,带有某种兼体的观念,如自然由阴（女性）阳（男性）构成,‘道’具有雌柔的女性色彩等.”[7]对传统哲学的重新认识,发掘了中国哲学中诸多丰富的内涵,诸如关系哲学、阴阳互补、情感哲学等,无论学术上怎么看,随着哲学领域自身的改变,哲学非但不会让女性走开,而且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女性的优势会得到更好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哲学的学习和工作中来,必将促使哲学领域自身更加多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从事哲学研究,得益的不仅是女性,更是哲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