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张锦廷同志：
你好！对于你寄给本刊的《编研成果的信息含金量》,我们认为：1.文章的立意较好.2.建议修改、充实文章的后半部分,比如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量损失的原因、补救方法；同样,怎样提高信息的含量.3.某些用语含意不明确或生硬.以上建议请斟酌.欢迎惠稿.
《中国档案》杂志社
1994年4月20日
这是16年前《中国档案》杂志社编--辑写给我的信.
16年了我―直珍藏着这封信；16年里,我的心中一直珍藏着对《中国档案》杂志的一份感激之情.
1993年秋天,我把自己15L年来阅读《档案工作》杂志(《中国档案》杂志的前身)记下的笔记进行了系统整理.看着自己积累下来的这些资料,心里突然就想写点东西.于是构思、动笔,写了改、改了又写,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一篇七八百字的短文.因为从《档案工作》杂志复刊后,我每期都认真阅读,从中学习了很多知识,感到这本杂志是档案工作者学习的园地,是我们档案工作者自己的刊物.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将这篇稿子寄给了《档案工作》.没想到很快就在第12期上发表出来.虽然只是一个“豆腐块”,还是令我喜出望外.
初试成功,信心大增,胆子也大了,就想写一篇学术论文.根据手里已有的材料,确定一个题目,列出了提纲.尽管有现成的写作素材,选题、选材也都不错,但由于自己文字功底不深厚,真正写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甚至不知道写学术论文有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结构形式.结果,忙活了一个多月,弄出了一个“半成品”.心里又想着能尽快发表,连一些词语都还没有很好地推敲,就匆匆寄给了已经改了刊名的《中国档案》杂志.幸好编辑朋友没有嫌弃我的这个“毛坯”,不但没有将它扔到一边,而且还很快就写来这封信,提出修改意见,让我修改.信中既有充分肯定,又有具体指导,更有热情鼓励.我在感动之中,按照编辑老师的指导,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复修改.稿子寄回编辑部以后,责任编辑又进一步加工,终于将我的这个“毛坯”变成了成品,在《中国档案》杂志1994年第7期上发表出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提笔写稿的时候,就会想起《国档案》杂志编辑的这封信,想起编辑老师的指导：写文章要注意立意新颖；内容表达要充分完整；用词组句认真推敲,力求准确明白等每次文章发表后,我都认真地对照底稿,看看编辑做了哪些修改,领悟着编辑老师的良苦用心.正是在《中国档案》杂志编辑这样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下,我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在《中国档案》杂志上发表,同时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近300篇文章.
我给《中国档案》写稿,都是结合档案工作进行的,干什么写什么.我长期在基层单位从事档案实际工作.那些年,我经常针对企业和科技档案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写一些稿子,寄给《中国档案》杂志,很受编辑的欢迎,刊出的也比较多.我把写稿当着是一种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通过写稿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我在担任了一个大型企业的档案部门负责人以后,处理业务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业务指导都得心应手,承担的编研课题都出色完成,有几项编研成果还获得了省、部级的奖励.我还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和鞍山市的先进档案工作者.这些,都得益于经常给《中国档案》写稿的实践锻炼.
经常给《中国档案》杂志写稿,杂志社的编辑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的心里话也愿意向编辑朋友倾诉.1999年,当我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就给《中国档案》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编辑部不仅在杂志上刊登了我的信,还配发了“编者后记”,对我褒奖有加.后来,编辑部又专门派记者到我们单位采访,发表专稿讲述我的故事.因为这个“编者后记”,因为这篇专稿,更因为国家档案局主办的刊物专门派记者到一个基层单位来采访,使我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也激励我很快克服了困难,挑起工作和生活的重担.
我经常给《中国档案》写稿,是因为对这本杂志的热爱.我写的不少稿子,都经过编辑老师帮助修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这些蕴涵着编辑老师大量心血的文字,在鼓励我努力写稿的同时,还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砌筑了一个一个台阶.有了这些台阶,我才能拾级而上,走进一种新的境地,从而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到20世纪90年代,我已经在档案部门工作了30个年头,工作中也有一些业绩比较突出,但不具备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规定的大学学历.1997年,我们单位向冶金工业部呈报,破格为我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那个时候,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是非常看重学历、文凭的.对不具备规定学历,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是非常严格的.但这次对我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却是出乎意料地一路绿灯,顺利通过.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这次职称评审的情况.那年秋天,我陪妻子到成都看病.在从成都返回的火车上,我把一个印制有本单位名称的茶杯放在茶桌上.对面的一位旅客看到那个杯子就问我：“你是鞍山冶金设计研究院的”在我肯定回答后,我们交谈起来.原来,他是我们系统档案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这次他是到部里参加一年一度的档案专业职称评审会的.提起那年我的职称评审,他的印象还很深.他告诉我,在那次评审会上,讨论我的呈报材料时,评委会主任介绍我的情况,特别提到我在《中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还把我提交的那些《中国档案》杂志样刊一一摆放在桌面上.有几位评委在发言时都说：“不用详细介绍了我们早已通过他的文章了解他了.”与会评委们都是冶金系统档案部门的专家,他们经常阅读《中国档案》杂志,基本都读过我的那些文章.所以表决时,参加评审的15位评委都赞成我晋升高级职称,全都投了赞成票.
我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难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档案》杂志为我砌就的台阶,我是很难登上这个高峰的.我更知道,在我的人生路上,有《中国档案》杂志编辑及其领导很大一份心力.他们这份厚重的关爱,甚至惠及我的晚年.我退休后,适逢国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时,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科技人员给予重点倾斜.我因此而大大提高了晚年生活的质量.
我2005年退休后,心中仍然珍藏着对《中国档案》杂志的这份感激之情,一直坚持阅读《中国档案》杂志,注意发现线索和写作素材,并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档案实际工作积累的经验,写一些稿子.这些年,除了又在《中国档案》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还有一些“豆腐块”见诸非档案专业报刊.读刊、写稿,是我晚年的精神寄托.
在纪念《中国档案》杂志创刊60周年的时候,翻阅16年前的编辑来信,更觉亲切；看着编辑部寄来的几十本样刊,我心潮澎湃.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阅读了几十年《中国档案》杂志,深受指导和帮助,并获益多多的读者、作者,我已年近七十,无以回报,特向辛勤耕耘,热心培养读者、作者的编辑老师及杂志社领导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