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虚拟社会管理学术进展述评

摘 要：本文意在全面评估关于中国虚拟社会管理的学术进展,解释中西研究视角及重点的差异、国内研究成果的利弊得失.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虚拟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观层面及政治变革视角.国内的虚拟社会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策略分析.已有研究存在着以下提升空间：从单学科作战到跨学科整合,从单一的理论阐述到规范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的国家控制思路到多元治理的管理思路,从制定应急行动方案到统合各类资料进行数据建模.此外,虚拟社会管理研究还应当跳出网络的局限,回应现实社会的矛盾,疏散现实社会中的怨恨情绪,唯此方能有效治理虚拟社会.

关 键 词 ：互联网；虚拟社会；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79-05

2011年2月19日,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的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在第七点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加强和完善互联网虚拟社会建设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议题之一.

事实上,从BBS到微博,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虚拟社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增长态势也颇为迅猛.本文意在审视学界（主要是中国学术界）目前的虚拟社会管理研究现状,评述其得失,从而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需求.

一、“虚拟社会”内涵之辨

目前国内外对“虚拟社会”尚无统一而权威的定义.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虚拟社会直译为virtualsociety,我们以此为关 键 词 对外文文献进行搜索,发现相关论文很少,或是偏离了本文主要讨论的互联网时代虚拟社会的范畴,或是影响力较低.

事实上,国外学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VirtualCommunity、VirtualWorld和VirtualRreality.我们以VirtualCmunity、VvirtualWorld等为关 键 词 搜索则能搜集到相当多的文献；此外,以virtualreality为关 键 词 的虚拟现实之辨亦是长盛不衰的一大研究热点.

就现有的少数以VirtualSociety为关 键 词 的研究而言,其VirtualSociety所指的含义也不离以上三个概念.例如,以VirtualSsociety为关 键 词 的主要研究成果有SteveWoolgar选编的VirtualSociety―Technology,Cyberbole,Reality,这本书以论文集的形式集中展示了虚拟现实等技术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影响［1］.此外,Igbaria的研究将“VirtualSociety”定义为“基于功能而非基于物质的、社会文化某部分的所有成分”,这是一个较为宏观的定义,但实际上他在文中所讨论的“VirtualSociety”,更确切地说,还是指由虚拟现实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研究是为了“检验虚拟工作环境及其安排是如何在社会语境中促成变革的”［2］.

关于“虚拟社区”,莱恩格尔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VirtualCommunity”的概念,他认为虚拟社区是“当足够多的人带着足够多的人类情感,在网络中开展公共讨论的时间长到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个人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聚集”［3］（P5）.其后的相关研究难以胜数,定义不尽一致,但这些研究具体研究对象集中于网络公共论坛及SNS（SocialNetworkSites）即线上社会网络；而过往国外文献中以“VirtualWorld”为题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VirtualEnvironment”,即由计算机技术模拟现实世界所创造的虚拟环境的研究；关于“虚拟现实”这个概念,其使用最早能追溯到法国剧作家阿尔托（AntoninArtaud）对于戏剧的论述“LaréaliteVirtuelle”,而今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教育、商业、军事、医学等领域,学科虽然不同,但该词的含义也都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现实世界所产生的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环境,其含义与“VirtualWorld”相近.

总体来说,目前国外学者在虚拟社会领域的关注焦点主要为：中观层次的特定虚拟实境及虚拟社群的影响与应用研究.

中国学者除了沿袭和阐发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外,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学者的宏观层次“虚拟社会”视角,即将虚拟社会视为一个与“现实社会”平级的大社会系统,很多时候带着政治意味.我们在梳理文献时发现,虽然有不少学者将虚拟社会和一些相近概念做了辨析,但在大量的文献中存在着“网络社会”与“虚拟社会”混用的现象,或直接合称“网络虚拟社会”,虽然研究者对虚拟社会的定义各不相同,概念使用显得有些混乱,但不少中国学者纷纷提出的宏观视角的“虚拟社会”却是国外研究所不具有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外国情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于宏观意义上的“虚拟社会”的探讨可以说是自辟蹊径,但深入的研究仍然较少.

二、国际语境中的中国话题

如果我们用中国学者对于“虚拟社会”的宏观解读视角来再次审视国外的研究,就会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虚拟社会的崛起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

不少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了虚拟社会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冲击及其对中国化进程造成的影响：如Brady(2008)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场革命赋予新兴的社会网络以空前的权力来挑战中国传统的宣传体制［4］.Yang（2009)的研究阐述了新媒体技术为中国带来的政治话语自由化以及对执政党进行公共监督的便捷性［5］.而EsareyandXiao（2011）在其研究中也发现,数字媒体技术的普及带来了我国公共话语的自由化,并为公民提供了宣扬其政治观点的新机遇,其研究对报纸和博客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政治传播的属性已发生了重大转型［6］.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方面为了应对虚拟社会挑战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如Cheung（2011）阐释了网络的力量和中国政府在方面所作的努力.其研究选择了42名法官和13名公益律师,以法官作为政府精英的代表,公益律师作为人民权益卫士的代表,追踪了他们2007年到2008年之间发表的博客,以此观察民间的不满是如何传达至高层并对其施加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容忍的.一个致力于应对社会不满情绪、通过线上和线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反应迅捷、参与式的司法体制正在逐渐显现［7］.Wu（2009）的研究聚焦于电子政府和政治审查制度.其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和古巴与朝鲜政府大大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电子政府,80%以上的地方政府有其相应的网站,虽然这些网站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网站相比功能性还不是很强.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政府混淆了政治审查与互联网管理的概念［8］（P68-85）.Esarey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和技术措施来应对和引导网民政治话语的表达,但他同时也指出,新媒体使得中国的“网络公民”力量更为强大,而国家进行公共议程设置、塑造政治偏好的能力则相应被削弱.与之相对的,MacKinnon（2011）则认为,虽然互联网可以成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强大工具,但是仅仅依靠互联网绝对不足以推进化.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适应互联网,政府依旧是“网络权威”［9］.实际上,以上两个研究的结论或许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政府力量虽然受到了互联网草根力量的强大冲击,但政府依靠其传统权力及其跟随时代而动的应变能力,仍然在虚拟社会中的某些方面享有权威地位.当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后来者继续深入和验证.

此外,Ian（2011）的研究则提醒政府,任何对通过网络和移动通信来促进结构的举措都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充分考虑政府和目前的权力结构.其研究探讨了网络媒体在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影响力,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比较上海、厦门、西藏和新疆的线上社会活动,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在政治上并没有被驯服.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可能会促成一些社会变革.但同时他们也对当局的看法小心翼翼,从而保证自己可以继续享受的经济回报.

以往对纸媒和电视媒体中讽刺的研究表明,讽刺可以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随着网媒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网络上的讽刺.Esarey等(2008)通过对中国博客网站的分析发现,网民们已经能娴熟地使用政治上正确的语言来进行政治讽刺与揶揄,巧妙规避对政治表达的压制［10］.Tang等（2011）的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的网络事件,发现互联网上的讽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力感,而非赋予一般公众以任何政治权力.不过,互联网有助于推动对权力的讽刺,因为网络使得草根阶级能够便捷地传播其讽刺,网络成为了激发和释放公众智慧的宝库［11］.

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关注点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转型期中国政治走向的巨大兴趣,中国学者不妨抛却门户之见,作出相应的学术研究进行回应.

三、虚拟社会管理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虚拟社会”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科类别涉及到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据CNKI显示,自2000年开始,相关研究的研究热度开始大幅升温.我们在CNKI数据库中以“虚拟社会”以及“网络社会”做论文关键字搜索,查询结果显示,相关论文数量达到897篇,其中博士、硕士论文共128篇,学术期刊论文共744篇,会议论文15篇.

限于篇幅,国内文献我们仅简要梳理研究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相关文献.分析以往对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即技术层面、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

一是技术层面.曾润喜等（2010）系统梳理了目前的网络技术监控手段和技术,同时也指出,这些舆情系统主要面向舆情监测和舆情怎么写作,注重获取舆情主题,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的特征和突发事件的趋势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12］.林江（2002）则指出,对待内容控制技术的任何极端看法都是不足取的,控制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已经表明了它的合理性,不过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容控制技术在技术上的局限性和外部性,单纯依靠内容控制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传播内容控制问题.完善的立法和强有力的执法,仍是政府网络传播监管的主要方向［13］.陈丽丽（2010）指出,应当提高从业人员技术管理素养［14］；张品良（2006）则认为应当加快网络普及,消除数字鸿沟［15］.

二是价值层面.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加强文化宣传,在网络上夯实主流文化的思想阵地,如李啸英（2008）［16］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如何利用网络发展的契机培养公民意识和意识,提升网民素质,如李斌（2009）［17］等；张品良（2006）、杨久华（2009）［18］的研究则提出要加强网络社会舆论引导.

三是制度层面.陈星博（2003）［19］、梁健（2008）［20］、覃志定(2008)［21］的研究关注于网络法制建设；而陈丽丽（2010）等则指出,应当设立专业化监管机制［14］；李斌（2009）、杨久华（2009）、张一文（2010）［22］等提出,应当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依托情报信息化平台,创建全天候预警机制；杨久华（2009）等则提出要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因为利益问题是网络件发生的根本问题.

此外,国内不少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虚拟社会管理经验,致力于比较研究.李娜（2002）研究指出,各国对国际互联网的具体管制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国家采取控制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的方式,如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有的国家通过制定专门调整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国内立法的方式进行管制,如美国、澳大利亚；还有的国家则积极尝试和推进网络业界的行业自律,英国就是这种做法的代表［23］.王静静（2006）认为,美国作为互联网发展最为充分的国家,在自己多年的管理和发展实践中已经摸索和总结出自己完整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政府指导下行业自律为主的管理模式”.这使得美国现今已然建构起了一个由市场和政策共同构成的立体的管理平台［24］.姜群（2006）探析了英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研究指出,其实英国在早期也像我国一样,主要是依靠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的手段,不过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对网络的管理就多偏重于行业自律进行自我管理［25］.江小平（2000）的研究划分了法国因特网管理调控的三个时期：早期调控、自动调控和共同调控［26］.苏丹（2004）指出,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策略总体来说趋于严格,可将其概括为“权责集中,事前预防”,另外,新加坡政府还认为,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长远之计在于加强公共教育［27］.杜宏伟(2006)指出,韩国互联网管制原则是以法规为先导,加强互联网内容管制.韩国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一大特点是实行了网络实名制,韩国的互联网实名制有三种形式可以选择：一是纯粹的互联网实名制,即从加入会员到论坛发帖等所有步骤都需要实名确认；二是互联网留言板实名确认制,即只有通过登录和本人确认手续的会员才能在论坛上发帖；三是互联网留言板实名制,即在发帖的同时标注网上昵称和真实姓名［28］.

数字革命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也有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对虚拟社会管理进行了政治思考.张东（2010）针对中国网络社会管理面临的管理体制低效、法制建设不完善、行业自律和网民自治不到位、技术控制滞后、信息传播可控难度加大、不同意识形态较力加剧、网络舆论逐步升级、外来资本与技术侵蚀严重等新问题,提出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综合模式――“政府督导下的行业自律和个人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并指出“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怎么写作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政府就必须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商大计［29］.此外,杨振宏（2010）探讨了政府如何进行网络模式的构建［30］,杨炳超（2010）则关注了网络社会带来的协商的可能性［31］.

四、研究评述：多视角的评判

在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术界对虚拟社会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概念界定、效果研究和分领域研究等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学理认知、实际操作和顶层设计诸环节,仍有巨大的可拓展空间.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信息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但是伴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与组合,对虚拟社会管理的研究还应当加大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括文科学科的相互融合,还应该融入自然科学的学术成果,充实虚拟社会管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科内涵.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希望“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等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统一体之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期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32］（P520）.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围绕“人类行为”这一中心探究虚拟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而不应该恪守学科分类而画地为牢.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往这方面文献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大多数文章仅仅是对虚拟社会管理进行了观点阐述,只有少数成果运用了规范的质性或量化方法进行了研究.其中,学科融合不多,文理渗透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近亲繁殖,不利于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我们不妨融合运用公共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信息管理学乃至部分理科学科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具体分析虚拟社会管理这个问题.

从思想贡献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的策略侧重于国家控制和国家引导,这是国家时代的思维,而在虚拟-现实社会时代,我们既要面对网络社会的乌合之众,也要面对集权主义的没落.以后的研究者不妨弱化国家主义的学术研究套路,将理论创新基于中国虚拟社会的国情特征来展开,充分考虑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引入多元合作治理思路,正视并深入探讨虚拟社会的各种崭新特征,与时俱进,积极应变.

从其他层面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性、概念性和策略型的研究,大多缺乏对虚拟社会实践的信息数据的科学分析,因此无法实现虚拟管理的数理模型的建立.用发展的眼光看虚拟社会的管理,建模建型（如应激性模式和突发事件模式等）、提炼理论对于提供高效规范的互联网管理而言至关重要,这将帮助管理者加强和完善对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此外,现有行动方案的焦点集中在应急层次,对虚拟社会的长效和综合治理欠缺战略思维和纵深讨论；以往研究的行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传统管理方式在网上的改良体.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与讨论,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想象力、实践上的操作力、思维上的突破性以及对国家的政策引导性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虚拟社会的本质、演化趋势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尚缺乏细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虚拟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病灶不在虚拟社会本身,而在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表现出来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源自于现实社会中长期累积的“怨恨”.舍勒将“怨恨”定义为“一种有明确方向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33］（P7）也就是说,主体受到了伤害但不能立即发泄,强抑在心中便积累形成了怨恨情绪.“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怨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怨恨的产生,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价值层面上的冲突；二是怨恨的动员,主要通过各类社会行为宣泄情绪、表明立场以及实施变革等.”［34］而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消解种种结构性冲突,为怨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此时虚拟社会的出现又恰好为怨恨的动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虚拟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实则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投射.因此我们认为,虚拟社会管理研究应当跳出网络的局限,回应现实社会的矛盾,疏散现实社会中的怨恨情绪,唯此方能根除病灶,有效治理虚拟社会.

［24］王静静.从美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看其对中国的借鉴［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25］姜群.英国互联网管理体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26］江小平.法国对互联网的调控与管理［J］.国外社会科学,2000,(5).

［27］苏丹.法治严明秩序为先――新加坡的网络内容管理［J］.中国记者,2004,(10).

［28］杜宏伟.韩国互联网内容管制［J］.世界电信,2006,(3).

［29］张东.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30］杨振宏.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

［31］杨炳超.协商：中国宪政的可能路径［D］.山东：山东大学,2010.

［32］［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3］［德］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34］王海洲.想象的报复：西方政治学眼中的怨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6）.

（责任编辑 刘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