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钱穆宾四先生1950年创办新亚书院,不但担任校长处理校政,而且每学年必开设有关中国文史哲的课程两门.
1953年我进新亚,选读了钱穆师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1957年毕业,还修读了钱师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亦由钱师兼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课程.
可能有人会问,钱师开如此多课程,是否滥竽充数,胡乱讲说呢?显然并非如此.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所以他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钱师兼具豁达度量与胸襟,欢迎我们看同类学者的书,去听别的教授讲课,俾便作出比较,最后知所选择. 出版前后
钱师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但他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钱师讲述时,多在讲坛上踱着方步,而其正楷板书大而清晰,便于学生抄录.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我,可以全部笔录.即使有写不及的,便可趁钱师板书时补上.
由于钱师讲的《中国通史》,显然与他的力作《国史大纲》有所不同,但总的纲领与大思路则相同.有助于我们整理笔记时做参考；但钱师关心我们听讲《中国经济史》情况,他请余英时学长查阅我们的笔记,一共有两次.
谈及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借阅者多,光是在学期结尾时亦由钱师亲自查阅了一次.钱师知道我的笔录比较准确详尽,以后他受校外团体邀请讲学时,多次派我随往担任记录,如香港孟氏图书馆邀请他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八讲,每讲两小时,都由我笔录、誊正后经钱师调节后出书；又如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多次请钱师讲述《中国历代文化问题》亦然.
1991年夏,我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先生,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另有《中国水利问题》一文则刊登于《信报月刊》,作为本书之末章.正考虑将此书结集出版时,使人意料不到的香港一位出版社经理周淑屏君于1992年至1997年间竟出版了钱师所讲的《中国经济史》上下册,还同时出版了我的另一专栏《历代人物经济故事》第一册（此册占全稿30万字四分之一）.
但此书怎又会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月重新出版呢?原来2011年及2012年两年间,香港艺术发展局邀我参加颁奖大礼茶会,每次都邀同夏仁山学长前往,由于他担任中大教育学院教务长直至退休,认识的校友极多,也因此使我认识了黄浩潮、叶永先生及陆国诸校友,在此后的茶聚中,知道我珍藏经钱师删改的《讲学粹语》数十页,还有钱师写给我的20多封毛笔函件,以及多篇曾在港台两地发表过的访问钱师文稿,正拟结集出版,在上述诸学兄的鼓励下,正好陆国兄是商务的总经理,亦认为值得考虑出书.于是约我在2012年夏某日把全部文稿以及已出版的专栏剪报及经济史上下册都交给他审阅,并约我同往其办公大楼会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毛永波先生,永波先生见此文稿,并经我说明后,马上决定可先出《中国经济史》.因此,把版权问题办妥后遂正式于2013年1月由商务出版,这不得不感谢陆兄与永波先生两位资深出版家的出力协助,使钱师《中国经济史》得能再版.
这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在原先《信报》刊出之专栏基础上,将内容略作整编分章,“绪论”以下,分为13章,主要是第四章起至第十二章,分述秦、西汉、新朝、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等历代经济.其特别之处乃是,钱师采取“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策.首三章详述“中国古代农业”“井田制度”及“封建时期的工商业”,最后第十三章亦是其他同类书所无的专章,名曰“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全书篇幅特多的是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因为此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朝代特多而复杂；其次是“唐代经济”的第十章,其中谈赋税制度特详,又谈盐政漕运及海陆交通及对外贸易的大盛,还特别谈到交通驿站并议论其得失利弊.
至于各章节中较为简略的,则将宋元两代及明清两代各合并一章.有读者告之,似觉简略些.其原因是钱师备课时,可能讲述古代较详细,再加上每周只上课三小时,其间遇到放检测停课则授课时间变得更为不足；亦可能钱师觉得逾是近代,便较易耳熟能详,争议亦少些,因此简略些,想无大碍,此乃笔者个人一些想法. 钱师谈经济
我国以农立国,钱师讲古代周祖后稷,教民耕种,介绍黍、稷、稻、麦等农作物特详.钱师引用了《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吴越春秋》以及晋人束皙《补亡诗》、清人程瑶田之《九谷考》等十余种典籍及近人集部,来确证中国的早农作物为黍与稷,且说明古人重黍稷而轻稻梁的事实.
黍是北方之黄米,稷是今之高粱.诗经中称“黍稷稻梁,农夫之庆”.也得黍稷排前而稻梁排后,此处之粱,即今之小米.亦正如郑玄所说：“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钱师还提到古代领导人是神农氏、后稷氏,他们是农作物专家.钱师笑说没有称“后稻氏”“后麦氏”,也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是在西北丘陵高地一带,只适宜种黍稷.
钱师谈到古代的井田制度,一开始就指出历来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胡适先生甚至说没有井田制,但他提不出证据来.钱师认为一般学者研究井田制主要参考《孟子》《周官》《春秋公羊传》及《汉书食货志》这几本书,但孟子时井田制已不存在,《周官》则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距井田制遭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 钱师认为上述四种古籍多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从前之史料,例如宜根据“钟鼎文”,但材料不够.井田制乃随封建制度而来.钱师根据多种典籍说明井田制度的样貌,地主与农民如何分配耕地,商鞅为何破坏井田制,井田制以后又实行了哪些制度,它与西方的庄园有何不同.
钱师讲中国经济史,不但全书各章多有特色与新见解,即单是论及古代农作物与井田制度两章,其对中国学术文化已作出了可观贡献.钱师以其个人精辟之见解,特重剖析历代财经制度之得失利弊,以供后人之借镜.
钱师常把古代的人物制度与现怎样写一比较,例如子贡当时以鲁国外交家的身份被派到外国去,他便把山东土特产黄鱼等物带到江苏出售,因此而发财.钱师笑说,这便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国际性.读时并不感到枯闷,反而兴趣盎然.
钱师授课讲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细微处不会忽略,必提醒我们注意,譬如他说：“秦始皇筑驰道,驿路亦有两丈宽”；“古代乘车用四匹马拉”.以上随手抄下本书多条注释,都是钱师讲课时所笔录,可见钱师讲课之细心,让我们听讲者了解得一清二楚,得益匪浅.
钱师讲历史,尤其是讲中国经济史,一定把历史事实讲得清楚明白.他主张讲历史不但要用文字典籍,也得同时利用古器物,如钟鼎文、甲骨文等,而且亦不应完全排除“传说”与“神话”,它们亦有值得可信的.
他说：“《楚辞天问》及《山海经》,一般只当做‘神话’看,但自从掘出殷墟甲骨文后,证明其所记存有可信之处.”可见,“传说”与“神话”亦非全不可信.但运用古器物前应三思.郭沫若先生见甲骨文上刻有捉狼捉鹿等文字记载,以为当时是游牧社会之打猎.钱师从多种史料中获知,此乃当时帝王之高等娱乐,而且又从甲骨文来证明郭说之谬误.他发现甲骨文字中已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知当时已有农业；且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见当时人民生活,已非游牧社会.
可见有了史料还得详细鉴别考订,方不致误.以后的一些典籍,其实这些书钱师也有采用,但他采用古籍极为广泛,主要是多用井田制度时期和稍早的典籍,再加上地下文物和古器物甚至一些可信的“追记”和传说,俾便使人信服.
又例如钱师为要证实夏商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古人住高地种黍稷.他采用多种古籍说明古人最早种黍稷于高旱山地,又用盛载祭物的盛器、祭神用的水和酒,甚至用领导人的姓名（如“神农氏”又名“烈山”等）以及用文字学来详释各农作物及所居地址名词,使之无懈可击.借用钱师自己曾说,即“讲历史贵能对所收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而详略得当”.
综上所述,钱师讲述“中国经济史”首先是广泛搜集多方面的有关史料,用来讲述（亦即相当于撰写）.接着是加以考证,最后是评论其得失利弊,并且全稿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情味.钱师常自谦地说：“你们可把我所讲与他人所讲,拿来做一比较后决定取舍可也.”
在下今笔录钱师讲稿,力求真实,绝无补充添加一字半句,如有疏失,则罪在笔录者,尚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