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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和国家能源办公室的作用与成立原因.
意义：
中国政府设立这两个机构是为了对能源部门进行指导.它们的目标是在对中国日渐重要的能源领域中,促进政策的协调和实施.
分析：
中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两个新机构来总揽能源
部门：
国家能源领导小组；
国家能源办公室.
仅仅两年前,为试图解决能源部门的问题,政府成立了能源局,现在仍然存在.新框架的设计是为了解决持续存在的能源短缺问题,并提高能源部门内各种利益的协调水平.
挑战.政府面临两方面的能源政策挑战：
1、供求失衡.中国需要立即提高能源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水平.过去两年,经济增速约为9%.同时,能源需求每年约增长15%,石油进口增速为30%.20多个省份持续存在电力短缺,交通瓶颈限制了运力,不能把煤炭和石油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2、政策一致性.另一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政府一直都不能形成一致的能源政策,在此基础上有效地管理能源部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要充足的资源,并需要有实权的部门,能够协调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去20年中能源管理工作不力可以归咎于缺乏这样的机构.
能源部.1988年以前,每个能源工业都由其自己的部直接管理.于是政府建立了能源部来提高部门间的协调水平,还建立了两个新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简称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简称中石化）,分别经营上游和下游石油工业.煤炭部和电力部仍然保留.由于没能改善能源部门的管理,能源部存在了五年后被撤销.失败的原因是：
能源部部长与中石油和中石化负责人、煤炭和电力部部长的级别相同；
能源工业下属行业的领导人都是位高权重的要人；
国家计划委员会（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SPC）保留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权力,如计划、项目审批和定价.
因而,能源部缺乏完成使命所需的权力.
1993-2003年.在之后的十年,总揽能源部门的职责被分离到了三个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重命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SDPC）,仍保留长期计划、项目审批和定价等权力；
国家经济和贸易委员会（the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SETC）,负责能源工业的日常管理；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来划为部级单位.
20世纪90年代末,电力部和煤炭部被撤销了,所有主要的国家能源公司都逐渐进行了重组、改制和商业化.同时,相关政府机构的人员数目大幅减少了.能源公司保留了许多历史性的行政权力,但却承担了商业责任,并要应对市场挑战.在这期间,政府管理快速变化的能源部门的能力减弱了.能源计划和政策继续反映各个能源工业自己的优先考虑,政府缺乏实施关键性政策举措的权力.
2003-2005年.以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新领导层认识到了有效管理能源部门的必要性.2003年,他们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以前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之下设立了能源局.由于国家经贸委被撤销,所以大多数能源部门的政府职责集中到了发改委.然而,能源局的级别相对较低,人员也很少,不到30人,限制了其影响能源部门管理的能力,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楚了.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短期缺口仍在扩大.
去年全年,温家宝总理多次阐述建立新能源战略的必要性,新战略致力于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但直到今年,才宣布建立新机构：
领导小组.新成立的能源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两个副总理任副组长,其中之一的黄菊与一样,是政治局常委.9名成员的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温家宝和黄菊的资历可以给予能源领导小组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他成员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的部长.发改委主任也是小组成员.这个小组直属于国务院.领导小组的工作将是考查围绕着能源的所有重大问题,并向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它将密切介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竞购.
国家能源办公室.更大的、有24名成员的国家能源办公室由担任主任,在发改委内部运作,但向能源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是马富才（中石油前总经理）和徐锭明（能源局局长）.这一行政机构是副部级的.
新框架和其成员的范围及资历表明能源对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温家宝总理手下委任一个领导小组,提高了克服一些过去问题的可能性,这些问题涉及到协作和利益冲突.预期可能会提出新的政策措施,但国家能源办公室规模较小仍引起了一些担忧：领导小组主要的分支部门及政策执行方面是否有充足的资源.可能有必要用未来的能源部来整合既有的、职责与能源有关的机构.
结论：
建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和行政办公室表明,中国领导人清楚意识到需要采取新方法来解决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的能源挑战.制度性缺陷是政府没能阐明和实施一致性能源政策的核心原因.新框架有望提高决策、协作和实施水平,但为了使新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有必要增加额外的资源,并对政府机构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