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暨中美文化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翟学伟：权力的滥用同熟人社会相结合,就极易产生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官官相护、包庇纵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现象.时至今日,利用职务之便所形成的保护伞、宗派、贪污腐败等现象依然普遍；熟人的作用远胜于制度的规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熟人社会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甚至阻力乃至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刘少杰：熟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注重亲情的行为规则,同人们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关系又是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的关系,只要人口繁衍、交往不止、社会延续,这些关系就永远不可祛除；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为纽带而存在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其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
回望中国漫长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几千年来构筑而成的文化传统可以统称为“农耕文明”.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与全球化业已成为现实,中国13亿人口中仍有约9亿人生活在农村,从事着农业及非农业生产劳动.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或多或少地习惯于沿用传统文明来应对现代文明,进而传统文明既有阻碍新型文明的可能,也有前者同化后者的可能.
熟人社会主要是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的
农业生产劳动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土地不能移动与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导致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若不是因战争和自然灾害所迫,人们便倾向于聚居一地,互相守望,难得发生人口流动现象.安土重迁的结果在社会学意义上便是熟人社会的形成.熟人社会主要是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和老乡成为一个人一生交往的全部对象,而礼尚往来则是连接这些关系的基本方式,以此维持着生产、生活的秩序与和谐,由于人们无选择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因此避免纠纷或在发生冲突时找到息事宁人的方式,是熟人社会最重要的生活原则.另外,传统农业耕种的方式是以家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也没有组织观念,能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力量主要是宗族祠堂.直至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政府曾试图让老百姓放弃这一传统,成立了人民公社,但最终没能成功.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与这一传统心理相适应.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复合性关系.
“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往往导致制度形同虚设
在儒家梳理的人际关系中,有五种社会关系最为重要,即所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许多学者都已经看到,在这五种关系中,仅家中的成员关系就占了三种,而君臣和朋友关系也不过是从父子和兄弟关系推衍而来的.以今天的情形来看,五伦的最大局限就是没有规范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这不是一种忽视,而是这种关系很少发生.现在许多培训班和短训班,原本目的是为了学习知识,但却成了关系建立的平台.比如,EMBA班轻易地把各行各业的老总变成了同窗；党校学习班则无形中把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同学；在奉行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今天,这种人际资源上的收获比学习的内容显然要重要得多.将社会关系分成亲疏远近,而人们则根据不同的交往标准对待不同的交往对象,“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导致中国社会的各项制度往往形同虚设,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现有专家学者讨论的驻京办事处的职能似乎有此特征.
熟人关系容易官官相护
熟人群体在社会学中叫初级群体,当它发展成为次级群体,特别是社会组织时,就会显现出两者的不相容性来.可是在中国,家长制和培植亲信却是组织工作中最常见的现象.同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度相比,传统中国机构主要特点是命令结构弱化,身份结构强化.身份结构的最主要特点是官吏角色的自主性.在这种架构下,官吏的作用并非管理（但不是不管理）,而是被要求在他所管辖地区内起表率楷模作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但角色的自主性却极容易导致权力的放任或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同熟人社会相结合,就极易产生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官官相护、包庇纵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现象.时至今日,利用职务之便所形成的保护伞、宗派、贪污腐败等现象依然普遍.
为什么初级群体和社会组织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因为初级群体是一种生活的群体,人们的交往规则没有硬性的规范,只有情感和义务性的互助.因此,家庭生活和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往往构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网络,而缺乏组织的概念及其清晰的边界.因此当人们加入社会组织时,他们很容易把社会关系看得比组织规范和目标还要重要,为了熟人关系,人们很容易破坏组织原则.我们说,熟人关系侵蚀着我们的法规和章程.近来屡见报端的教育中的招生舞弊、医院中的红包、司法中的有法不依等,无不在告诉我们,熟人的作用远胜于制度的规定.
现代化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今日社会,我们所追求的工业文明、城市化、市场经济、政治、法制建设、公务员制等是什么呢?即建立一个和法制的社会.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地在预示着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会在熟人社会发生.城市流动人口、工业和政府组织及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也都表明了现代化的社会在本质上是由制度控制的分工合作的陌生人社会.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社会归结为特殊主义,但熟人社会的处事原则却带有明显的特殊主义特征,而中国人在陌生人中又崇尚普遍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处事原则的格局,一方面使中国社会中的规章制度在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迫使陌生人社会中的人们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关系,比如送礼、吃喝、贿赂等迅速地连接或扩张他们的熟人社会.
概言之,在乡土社会过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也无可厚非.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甚至阻力乃至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了和法制的政体,选择了倡导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那么清除熟人社会中的运行机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