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编者的话 6月份,又一批大学毕业生告别了校园,踏上了社会.2009年,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各大公司就开始裁减人员；而今,更有不少大公司全面冻结了2009年的招聘计划.城镇下岗职工、农村富余劳动力与高校毕业生“三股洪流”汇聚,更加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同时就业难也催生了新的变化趋势.
趋势之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解决就业难靠什么
洪成文
大学生就业如此之难,原因何在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扩招联系起来.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关.因为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对低端人才需求旺盛,而对较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旺,造成较低学历者容易就业,而较高学历者难以就业.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所致,表现在没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将就业工作的责任完全放任给市场等.
就业难是政府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全是政府的问题,但是与政府的政策连贯性有关联.因为我国实行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学生自主择业,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好比为政府解了套,大学生就业因此走上了市场化之路.政府愿意放权,学生择业自主性得到体现,双方各得其利.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连贯性问题.第一,从政府统揽大学生就业分配,到大学生完全市场化择业,缺少过渡,缺少保障.就业完全市场化,在西方国家也不多见.第二,大学生就业问题总是与社会的稳定相关.政府可以不包大学生就业,但是确保社会稳定,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当就业与稳定关联,有一个问题变得很清楚：法理上政府虽然不需要为大学生就业负责,但操作层面上却不能不顾及大学生就业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对于大学生就业来说,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市场,也没有政府绝对的“放权”.
在看待大学生就业问题时,社会上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或不稳定.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对于吸引社会关注,激发政府尽早出台政策应对挑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是否科学和理性,还需要深入分析.国际上关于失业及失业预警,有很多经验可资借鉴.1998年《国际统计年鉴》曾颁布标准,3％－4.9％为轻警区,5％-8.9％为中警区,9％-14.9％为重警区,15％以上为巨警区.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根据失业程度而判断社会潜在危险的标杆.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参照这一标准,可以预测我国当前大学生失业的预警程度.设分母为700万大学生,分子为70万失业者,那么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就落在重警区的阶段.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失业者增加到105万,那么就有可能从重警区上升到巨警区.如此分析,就业问题已经是十分严重的了.但是,要注意到我国家庭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的特殊性.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就是能够在遇到社会问题时家庭分解社会负担的意愿和能力较大.而我国社会的亲缘关系也在分担社会风险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力.因此,就我国就业预警和失业风险来看,可以适当调高这一比例.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是否严重到最危急的警戒线,还需要从多角度认真分析.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府责任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责任.但政府的责任也不是无所不包的,重点应体现在三大方面：扩大就业的总体规模、照顾特殊人群的就业以及转变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理念.
首先,要制定政策,有效地增大就业的总体规模.只有让就业岗位数有了比较大的增加,才能使就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就政府部门而言,也应制定工作目标,对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多少个百分点,应明确表达出来.这既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自我问责的压力,也让社会知道政府到底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做出了多少努力,努力到了什么程度.
其次,要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来解决特殊人群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以及零就业家庭的大学生,应该为其提供特殊的就业政策,解决他们乃至于全家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此外,对于女性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及其他应该受到相应特殊考虑的军烈属子女,也应在就业上享受具体的政策关怀.这些政策不是救援性质的,而是具有降低因就业问题而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常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