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

遵义,这座转折之城,让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在这里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转折.

在中国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本刊连续刊发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著名的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原名田兴咏）先生为本刊撰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专稿.

24岁的第一把手

1931年秋冬,在上海,被破坏以后,由老的政治局委员指定博古做临时负责人――博古成为第一把手时,年仅24岁.这在历届的领导人中,这么年少,还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陈独秀最初成为的负责人时,已经42岁,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个负责人瞿秋白,虽然只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也有28岁.随后的向忠发,当总书记时,已经48岁了.而在博古之后的洛甫（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鸡鸣三省”接替博古手中的权力时,已是35岁了.洛甫之后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选为党一把手时,已是52岁.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负责人,其年龄比建国前还高.这么看来,博古24岁就成为的一把手,真是空前绝后了.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遵义会议前博古的错误

博古“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检讨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所犯的错误时,总结有以下几点：

一、轻视与忘掉了反帝斗争.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正是反帝来临之时,作为在负总责的博古,面对当时起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府,要求抗战,要求国民党的党派,不但拒绝和他们作某种联合或统一行动,反而把他们当做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打击.

二、对当时革命形势作错误估计,认为一次比一次高,开始是“全国有革命的”,以后是“全国有革命的形势”,最后则全国在“革命”中.从这种不正确的形势估计中,也就产生了把五次“围剿”估计为“两个道路的决战”.

三、苏区军事路线的错误.自临时搬到苏区后,错误军事路线大大发展了,使得苏区在错误的军事路线下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丧失.

在这三个主要方面错误下,博古的临时还犯了如下错误：

一是打击中间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对待国民党十九路军事变,便是个最突出的例子.二是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的盲动的冒险政策.三是苏区各方面推行错误的政策.具体体现在土地、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工会等政策方面.

另外,由于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出现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肃反中被冤枉了,诬害了,甚而牺牲了.这个路线发展到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到了顶点.

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的恶果,在冒险盲动的军事路线指挥下,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在根据地不能立足,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

长征初期,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坚持让部队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放下行李挑子,配合红二、六军团再去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博古与李德坚持这个战略计划,遭到的坚决反对,在湖南的通道与贵州的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这一行不通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等

等在湘黔边境与乌江地域与博古、李德关于战略方向的斗争而取得的胜利,写进了遵义会议决议.

按党要求,犯错误的人中,遵义会议决议里,只点华夫（李德）的名,其他犯错误的同志一律不点名,其中以××、××代之.决议中的“华夫同志等”里,不言而喻,包含了博古.

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作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却把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客观原因.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造成.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主报告,几乎遭到所有与会者的反对,几乎众口一词不同意他的报告内容.这个“不同意”写进遵义会议决议里,可见当时他对错误极缺乏认识.

遵义会议后的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亦即周恩来说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据博古在延安工作的部下黎辛回忆：“周恩来找到秦邦宪说,中国革命要打倒,必须由领导.秦邦宪经过认真考虑,同意周恩来看法,并同意‘常委会再分工’,秦邦宪保留常委与军委委员职务,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总书记职务等”

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第十个年头,即1945年,十年的革命斗争,十年的反思,博古对土地革命斗争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在这一年的5月3日召开的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发言中沉痛地谈道：“一直到1935年1月在的领导下,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表现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并勇于修正错误的崇高品质.

6月（上）预告：

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

王稼祥、朱德、陈云、刘伯承、刘少奇、李富春、林彪、聂荣臻、伍修权等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在遵义这座转折之城里,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使中国在1935年发生了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