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多年来,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任何外来文化在传入时都会水土不服.对此,许多学者认为应谨慎对待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甚至反对传播学的中国化,笔者认为此种态度不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本文以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论点分别进行探析,分析了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行性.
关 键 词传播学 中国化 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
一、传播学中国化的内涵
对传播学中国化的理解,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辨识本土的传播特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就是孙旭培等先生所讲到的‘华夏传播学’；二是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为主要目标.”可以简单理解为,传播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中体中用,立足于传统文化,总结适合国情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过程.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一)人文科学与本地情况融合的必然
人文科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更注重对精神的研究,很容易产生不同区域的差异性.而传播学既要探索人类传播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追问这种活动的价值意义,它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
传播学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政府召集了一批社会、心理学家成立了研究机构.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播学逐步在世界许多国家发展起来,它们都没有受到美国研究模式和传统的束缚,不仅很快脱离了传播学诞生之初的实用主义基础,而且在其他学科诸多理论的框架下,形成了传播学的各种新的学派.由此可见,纵使有再多的水土不服,人文科学必将按照自己规律与本地情况融合.所以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是可能的,因为一种学说只有真正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充分吸收具有特定区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才能有继续发展的动力.而现阶段,传播学还处于吸收特色资源不断成长中,不断为中国化奠定基础.
(二)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没有自成体系的传播学理论,这与五千年来的国情有关.孙旭培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信息传播就是“纵强横弱”,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政令传达能够畅行无阻,但纵向传播的另一种形式“上行传播”却往往不能顺利进行,而横向传播则更难以进行.统治者为维护皇权,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近千年的封建统治中都纷纷采取打压政策,致使中国人民对传播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更别提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越来越开放的传播态度,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倒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在传播学概念引进至今共30余年,如此短时期内,中国传播学不会有重大突破.
虽然传播无学,但传播学思想贯穿于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中,上至夏商周,下至元明清,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都能提炼出传播学相应的血液.作为一门处于“十字路口”的学科,传播学理论体系本身在建立时就不是由专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提出的.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皆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至于我们国家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更是后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提炼出来的观念.由此可见,在总结前人的传播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再融合外来理论,中国的传播理论体系必将形成.
三、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一)科技的发展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便利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杠杆.现代社会,科技尤其是电子产业的兴起,手机、电脑的普遍应用,对于传播学中国化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首先,从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方面说.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更加准确,使国内学者查阅国外文献资料更加便捷.通讯的进步使中西传播学者能于第一时间共享研究成果,并予以反馈.而对于外国已成体系的科学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法,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其次,从总结本国传播思想方面来说.古籍资料易于查阅传输与保存,研究文献易于进行批量比较,国内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更加省时方便等.
(二)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近年来,国人对传统文化重新重视,十八大“打造文化强国”概念的提出,令人看到了中国本土传播学兴起的希望.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进入和平大发展的历史大环境下出现的.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种问题纷纷显现.比如,地方政府与产业部门只关心GDP增长而忽视民生、安全、生态问题；重商主义泛滥导致欺诈横行、人性扭曲、道德滑坡.在价值导向上出现权力本位与官吏腐败、贪图享乐等等问题,人们开始从根本价值观上去寻求解决之道.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各界呈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生机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对外交流的一种主要资源.我们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热情探讨与尊重中体会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光彩.
借由传统文化兴起的东风,我国传播学者可大力开展对本国诸子百家千年来传播思想（特别是传播策略、传播方法等相关各方面）的研究总结活动,以丰富传播学思想,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
(三)中国传播学理论基础建设的日臻完善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说：“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显然,在施拉姆看来,试图进入传播学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由于传播学在学科体制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完善,以及中国特殊的基本国情,使得中国传播学的创新成为一个巨大而艰巨的理论问题.
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学者奥斯邦的观点启发并鼓舞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于一贯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很快,在中国本土就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作.比如,1996年,李敬一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出版；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2000年,周月亮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出版.这些著作几乎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出发点,试图走一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中国传播学的道路,为传播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笔者的观点是传播学中国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必须进行.在推进传播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作为背负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我们对传播学不仅仅要“化”,还要强调“创”即原创性.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依靠丰富历史资源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现实,将中国传播思想与西方传播学思想相互结合碰撞,产生出新的灵感火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