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高志凯正式给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
喜欢用大白话
“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上世纪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强调干部年轻化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
“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高志凯说.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环球人物》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