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四库全书”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总结了乾隆的八大历史贡献,将其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排在第一位.“四库”是经、史、子、集的统称,这部四千多名文人学者参与,历时二十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其实有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一、焚毁.《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成书七万九千卷,近七点七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三千多种,几乎与全文收入的总数相当,这还不算因当时明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下万部,这实在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二、删削.只举几例,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

三、篡改.鲁迅先生曾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不但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两宋.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是描写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孔子家乡：“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这“膻腥”让人联想到胡人,当然犯忌,被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一个半个耻臣戎”改作了“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荒唐可笑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本来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不相关,可是在专制淫威下,奴才们“觉悟太高”,再次证明了“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的”.

四、错讹.戊戍变法时支持新法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其笔记《悔逸斋笔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库馆臣校订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哑剧”——故意留下一些容易看出的错误,等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后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降旨训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从上述可以看出,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深究缘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了.

众所周知,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本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酷烈的时期,而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更是“于斯为盛”.有人做过统计：整个乾隆年间六十二年,一共发动了一百多起文字狱,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二十年间就有四十八起,大约占到了一半!

乾隆老儿惯于“软硬两手”抓思想文化专制,编纂《四库全书》是“软”的一手,起正面诱导作用,藉此蒙蔽天下人的视线；罗织文字狱,动辄让读书人人头搬家,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正是为“硬”的一手收证据、作准备、找借口.“两手”可谓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可见乾隆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聪明”,编书不过是手段,禁毁才是目的,他是“寓禁于编”.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话如同流星,在夜空中划出耀眼的光辉.为害天下,当然就会殃及书籍、祸及文化.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便是一场浩劫文化、钳制思想、驯养顺民的悲惨历史.鲁迅说《四库全书》编好后,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