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2月13日,经济学家邹恒甫的博客上,以“张维迎游戏玩完了”为题,将张维迎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消息广而告之.圈里人都知道,邹与张交恶已久,这条博客是在看张的笑话,出邹的恶气.
媒体齐刷刷地将焦点指向人事安排的种种阴谋论,从张维迎之前历次人事内斗树敌到他操刀北大教职改革流产,再到其力主的私有化改革观念受到时下社会的恶评,当然,最被津津乐道的是他那句“靠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所引发的打压的联想.
回顾往昔,张维迎真正令人唏嘘的,远不是一个院长的头衔.他曾经是明星学者,一直鼓吹产权改革.早在1986年,就提出国企“五个不可能论,”即“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并由此提出想解决国企问题,必须改革国有制本身.他后来到牛津大学留学,思想一直没有超越这些观点.
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改革和国企转制浪潮,张维迎为“私有化、民营化”的鼓吹呐喊声不绝,成为声望仅次于吴敬琏的二号民企教父.但是,张维迎的同道者开始与他发生分歧.1996年2月1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召开了当年“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在中国的产权改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后来的会议简报内容,张维迎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而林毅夫则早已窥见到由政府一手掌控的改革,绝不容出现一个没有国有制经济的经济改革出现.
二人针锋相对.张维迎则在这次争论之后,出走了他与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参与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建.
2004年,在与林毅夫发生争论8年后,他与郎咸平论战中国改革,对郎咸平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观嗤之以鼻.但事实却与他的设想背道而驰.郎咸平口中的所谓“民进国退”到了终点,开始演变为“国进民退”.张维迎一度主流、一度备受政商学界欢迎的产权改革论开始成为少数派报告.但张维迎对此的反应倒是颇像个思想斗士,不分场合不知疲倦的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也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一次对自己观点的捍卫,看上去都像是在努力将自己写入中国这30年倍感辉煌的改革史当中.以至于有人不误嘲讽地将他的这些言论比喻成“争当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张维迎的大学管理者角色干得也并不顺利.北大改革因部分教师员工的激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流产.张维迎背负了社会批评和身边人的骂名,人缘散尽.作为一个教育官僚,他也许智商不错,但情商过低.更讽刺的是,他的教改方案以恶名流传于世,却被北大以外的诸多同行拿去效仿,有样学样.
如是观之,人事政治的龌龊,言多必失的猜测,其实根本和张维迎的悲情无甚关联.真正的不幸在于,他的理想国与现实渐行渐远,他坚持己见却未能改变现实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