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松建的新著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之一,我很乐意写上几句.
松建是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95年,他从河南大学毕业,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从我学世界文学和西方诗学.毕业后不久,他又辞掉已获得的教职,负笈南洋,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转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又回国进京,入清华大学,从解志熙教授读博士后,继续“现代诗的再出发”.概括地说,松建十七年的求学历程,从空间上经历了一个从北到南,自东南而向南洋,再回归中心的过程；从学业上看,则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入手,返回中学,再回归本土的过程.转益多师与博采众长的结果,使得松建既有了西方诗学的理论视野,又有了传统学术的博雅和邃密.而独特的空间转换和学术转型经历,想必使他对钱钟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松建的这本新著以《文心的异同》为题,分为两辑.第一辑是海外华语文学研究,第二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衡.粗粗看来,这两者的关联性似乎有点松散,但细细读过,却不难发现全书的内在脉络十分清晰,作者的学术理路一以贯之.松建努力在文学的播散中寻求恒定的文心,在理论的旅行中寻求稳固的锚地,在多变的学术潮流中寻求不变之道,在对学术“他者”的述评中寻求自我的学术定位,从中获得启示和洞见.
全书开篇论述的是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依我陋见,这是个还未被深入研讨过的课题.松建从自己独特的学术经历和价值立场出发,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和史料的分析,抽丝剥茧般地把鲁迅作品在新马地区的重写史理出了一个头绪,指出鲁迅经典在海外重写的过程,就是一个延异、撒播、衍生和变异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德里达式的符号的游戏,更应该视为重写者从当下的“阐释学情景”和个人成见出发,与理解对象展开的对话,它们不但创造性地丰富了鲁迅经典的原初涵义,也借此揭示了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表达了离散华人和南洋作家对族裔、性别、文化与政治的严重关切.无疑,这是非常中肯的断语.它不但适用于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正向的”播散现象,对于“逆向的”或“双向的”播散现象,如西方文学经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重写或再述,也具有理论阐释力.
由鲁迅经典的播散,松建进而论述了一系列当代南洋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试图在南洋风景、马华民族志、本土意识、孤岛遗民和记忆书写中找到一条连续的线索,进而发现中华文化习俗在热带雨林中的遗存和变异,传统中国的文心在后殖民都市中的挣扎和重生.作为一个有着从中原到南洋游学的双重经验,受过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双重学术熏陶的青年学者,松建成功地克服了居高临下的大中华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努力贴近研究对象的文心,展开移情能力和换位思维,在细察南洋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借用后殖民批评、多元文化批评等理论资源,得出中肯的结论,认为“在跨国主义、离散话语、本土知识、身份认同等新兴理论的背景下,南洋华文作家只有坚定地让‘热带雨林’成为自己的命运伙伴,只有利用热带雨林这个‘现代性装置’去重新幻想南洋,再造南洋,新马华文文学才有‘再出发’的机缘.”显而易见,这个论断既是符合新马华人社区的历史和现状的,也是与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的大趋势相一致的.
相对于第一辑的文本批评,第二辑可称之为批评的批评,或研究的研究.可想而知,它的难度更大,对作者的学术素养的要求更高.书评类文章其实是很难写的,弄得不好,很容易沦为曲意逢迎之作,或滑入哗众取宠之渊,为人所不齿.而松建这一辑评述的对象大多是当下汉语学界的名人,其中既有他的师长辈学者,也有资深的海外汉学家.说实话,在读到这一辑目录时,我是很为松建捏了一把汗的.但读完全辑后,我放心了.松建果然不负所望,无论是在材料的运用,还是语言的拿捏上,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对于资深学者的论著,他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于在指出其学术史意义的同时,客观地评价、质疑乃至否定已有的结论.而无论是激赏还是存疑,是褒扬还是批评,又都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解读、缜密的史料勾沉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基础上的,秉持的是萧公权先生提出的“以学心读、以公心述、以平心取”的学术原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比如,在论到谢冕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时,松建一方面认为,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学史”就是经典、好诗、标志性文本和普通文本的混杂,《总系》中筛选出来的新诗把前三者的意义凸现出来,把纷繁的文学现象整合到一套完整、连贯的叙事结构中,构成了三个层次上的交错和并置,这方面的处理手法,兼顾历史与价值,是值得称道的.与此同时,松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总系》把时间划分为“匀质性”（homogenous）的十年一代,这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它预设了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安排,借此呈现百年新诗的演变历程,给人以经典累积、好诗纷呈的繁荣局面,但也可能遮蔽了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有点化繁为简的味道.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对于我们重构世界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松建激赏的是那种“将史料钩沉、文本细读、理论诠释融为一体,立意填补空白、增进知闻”的论著,质疑或反对的是“那种试图对文学进行思想史研究”、“很有可能使文学史降格为思想史的脚注”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非常赞同萨义德提出的“回到语文学”的口号,重视那些看上去琐碎的版本、校勘之类的技术工作.在他看来,史料钩沉或文献学“牵扯的不但是字句段落的校订、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轶文的整理这些琐碎的技术工作,而且囊括了互文篇目的追踪、作家生命史的回放、文坛情形的勾勒以及文学史的再审视”,不能不加以重视.这就涉及道与术的辩证关系了.宏大的流行理论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它们纯然是不食文本烟火的形上之作.其实,综观中西学术史,学术之“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不起眼的“术”的进步而获得的.理论之光当然会照亮埋没在尘灰中的文本,但反过来,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往往也会限制理论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我们缺乏的不是理论和符号,而是史料和洞见,因此,我完全同意松建的下述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虽只有短暂的三十年,却造就了数之不尽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报纸副刊与文艺杂志,有幸进入“文学史”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通过披沙沥金的文献功夫,挖掘一些学术界未曾得见的史料,也不算太大的难事.关键在于：如何不为浩如烟海的史料所淹没而清晰准确地彰显一己之判断?如何才能驱遣自如地利用史料、揭示出重大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现有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渊博的“知识结构”、谨严的“学术识断”和开放的“文学趣味”.
这段话,虽然出自他对解氏论著的评述,但也代表了他本人的学术追求和定位.不知松建以为然否?
古人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虽然松建从我学艺不过三年,之后他又转了专业方向,但毕业后,他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经常互发邮件,探讨学术和人生问题.每有新作佳篇,也总会想到发送或寄赠对方先阅为快.我在与松建交往的过程中,切身感到了教学相长之乐.松建为人敦厚谦和,对学术志业一往情深.他的文心之缜密、史料勾沉之细心,文本解说之深入,常令我赞叹.这本新著的出版,我觉得是松建在学术道路上迈出的又一个阶梯.松建今年刚过不惑之年,已经出了三本专著、五十余篇论文,学术道路可谓通达宏阔.作为他曾经的导师,我在为他自豪和欣喜之余,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希望他在学术上日新又新,与时俱进.曾国藩曾云：“学贵初有坚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愿借曾公此言与松建共勉.是为序.
张德明
2012年7月23日于杭州秋水苑寓所
① 张松建的《文心的异同：从海外华语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丛书”之一种,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张卫东）
张松建出版《文心的异同》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松建刚出版了关于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文心的异同》.此书分为两编.上编是“新马华文文学初探”,包括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以及关于王润华、林方、南子、希尼尔、梁文福作品的评论.下编是“中国现代文学论衡”,所评既有孙玉石、吴思敬、汪晖、解志熙等国内资深学者的论著,亦有王德威、史书美、奚密、贺麦晓等海外汉学家的作品.此书不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评议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而且有助于读者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荦荦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