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邓石如（1743—1805）,原名邓琰,字石如,后因避嘉庆皇帝颙琰名讳而以字行,更字顽伯,其号有完白山人、完白山民、古浣子等多个.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在篆刻领域更是独树一帜,“印从书出”,他以擅长的小篆入印,使刀如笔,形成刚健婀娜的独特风格,开创了邓派篆刻,在当时印坛上与皖、浙两派鼎足而三.
翻览邓石如印谱,人们会为他匠心独运构造出来的方寸天地、朱白世界而痴迷.其中两方印面颇为硕大的印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为“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另一方印文为“新篁补旧林”.对这两方印的解读,可为理解欧阳修、苏轼的文赋名篇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这方印的印文,读者比较熟悉,句出苏轼《后赤壁赋》.该印刻有一段篇幅较长的边款,云：“一顽石耳.癸卯菊月客京口,寓楼无事,秋多淑怀,乃命童子置火具,安斯石于洪炉.顷之,石出,幻如赤壁之图,恍若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噫!化工之巧也如斯夫.兰泉居士,吾友也,节《赤壁赋》八字,篆于石赠之.邓琰又记.图之石壁如此云.”
此款语言写得精致之极,我曾把明清以来印章边款上的文字,戏称为“电文式”的小品文,或许能够比较形象地描述边款文体的形制特征.
读此边款后,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方旷世名印的灵感,竟来源于顽石火灼后幻出的纹理.按照常理,一方印章的产生,往往是事先有了想刻的印文,然后再据印文内容刻制边款.但邓石如此印却非如此,可谓摆落一切预设目标,达成天机烂漫的境界.我们依循他在边款中所述的内容,稍稍还原历史场景.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的某一天,四十一岁的邓石如正客居京口,“寓楼无事,秋多淑怀”,不禁起刻石馈赠友人之意.或许是手边的这方石头太过稀松平常,以致只能目为“顽石”,难于就刀,也羞以赠人.但世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苏轼《超然台记》）.邓石如突发奇想,将这方顽石放到烘炉上灼烧,有如鸿蒙初开时,女娲欲补天裂,也是以火烧炼五色石.顷刻之间,石中的矿物成分发生了高温反应,可以想象,在烈焰中,有的地方显出裂纹,有的地方则变为赤色.印石上呈现的图景,让邓石如想起了赤壁,于是恍惚若见须髯飘飘的东坡先生正泛舟赤壁之下,置身苍茫烟水之间.灵感酝酿及此,一切都已水到渠成,遂节取《后赤壁赋》中“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八字刻到印面上.因此,此印的制作,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的茫然一片,不知刻什么为好或者说随便刻什么都好,到现实中的顽石经火烧之后幻化出来的纹理图案,再到想象的赤壁图以及东坡赤壁之游,最后转为援引历史上的文学经典入印,由实而虚,又由虚而实,一片神行之气往来今古,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思维跳跃的绝佳案例.
但如果考虑得更多些,我们不妨设想,邓石如此时正居住在长江边的一个楼上,临近江边的地理环境,是否也正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放眼现实中的一切,是否也给了他某种触动,引领他将思维的触角,伸到历史的经典场景——黄州赤壁与经典文本——东坡《赤壁赋》中去?这样的疑问,并非庸人自扰,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邓石如印章与东坡名篇之间的物类感应关系.
如果细心,我们还会在邓石如这方印的边款上注意到一个图形以及一句解码的提示语.从拓片看,该印的边款文字显是经过斟酌刻意编排出来的,从右往左,每行文字占据的长度逐渐增加,形成一个状如“◤”的图形,而这在视觉上给人的恰恰是危崖绝壁的直观印象.若比对古人笔下的绘画,无论是宋人李嵩还是明代仇英、文徵明的《赤壁图》,便可知这样解码,并非全无根据.而且更为有力的证据是,邓石如在最后另行加刻的几个字“图之石壁如此”,则直接提示了我们解读的方向.因此,这方印,边款形式、灼烧后幻化出的图景以及印面文字,从外观到内涵,都彼此关联,有着鲜明的互文性,共同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统一体,昭示着东坡文学经典的巨大影响力. 二
如果说“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与东坡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显性的话,那么,“新篁补旧林”印则是对欧阳修《秋声赋》的隐性依傍.
此印也是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秋天,地点也在京口客寓中,两印属同一时期作品.此印印文,句出元代诗人高启《过戴居士宅》中的一联“高树藏卑屋,新篁补旧林”,是应他人所求而刻.按理说,该印与欧阳修《秋声赋》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存在联系到一起的必然性.但高明的艺术家,其思致之跌宕跳跃,必能迥出流辈,而在无数可供选择的古代名人与古代经典文本中,邓石如的选择也就特别见出意义了.
该印边款云：“癸卯秋末,客京口.梅甫先生属作石印数事.时风声、雨声、潮声、涛声、欸乃声与奏刀声,相奔逐于江楼.斯数声者,欧阳子《秋声赋》中无之,爰补于此石云.古浣子邓琰记.”
欧阳修在《秋声赋》中以秋声为线索,写出山川寂寥、草木零落的萧索景象,文章一开篇即对秋声进行一番生动的描摹：“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欧阳修秋夜读书,听到由远而近、由静而动的秋夜奇声,一片悲凉的气氛登时弥漫开来.在那个绝少噪音污染的古代社会,人的耳朵与心灵显得格外敏感、敏锐,再细小的声音都仿佛放大了无数倍.当邓石如刻制“新篁补旧林”印时,窗外传来各种声音,风雨打窗声,潮水拍岸声,以及江中行舟的欸乃声,这些声音与他刻印章时石头砉然崩裂的奏刀声混杂一起,包围着楼中的他.时当秋末,秋气正深,于是邓石如不由想起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很快得出一个书生气十足,甚至有点较劲好胜意味的结论：“斯数声者,欧阳子《秋声赋》中无之”,所以要补欧《赋》秋声之不足.而这些转瞬即逝的声音,如何才能留住,如嘉祐四年（1059）那个夜晚欧阳修“悚然而听之”的秋声一样,千载而下,犹在读者耳际?以邓石如篆刻家的身份来说,最佳的途径就是化为文字,刻到石上.“爰补于此石”后,一时的经验与感悟便凝固为永久的存在了.平情而论,邓石如所说的几种声音,除欸乃声与奏刀声之外,其他的,《秋声赋》中“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一句即能全部涵盖,只不过欧是虚写,是作为秋声的喻体存在,而邓是实写,是直道眼前景.但是,我们绝不会因此认为邓石如此举为多事,他欲以亲身体会来对欧阳子《秋声赋》作增补,恰足以反映《秋声赋》作为一篇经典之作,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历经时间的淬炼,最后成为“召唤文本”.《秋声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比向心力的召唤文本,吸引着邓石如,成为他身心感受的坐标系,哪怕是以挑剔的眼光、不满足的心态去对待,证明的结果也只能是这个召唤文本的内蕴是多么无穷,而无从削弱其影响的磅礴力量.含而不露的膜拜心理,较之对待东坡《赤壁赋》显豁的遥想倾慕,更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之了解.西方文艺批评中有所谓“影响的焦虑”之说（哈罗德·布鲁姆）,邓石如印款反映出的对待经典的心态,可视为一个有趣的例证. 三
进言之,了解邓石如生世遭遇的人,都深知邓早岁之孤贫坎坷,以至一度“贩鬻饼饵以给饘粥”（李兆洛《邓君墓志铭》）,一生狷介高洁,藤杖芒鞋,仅以布衣终其身.中年后虽有梁巘、梅镠、金榜、毕沅等闻达之士赏识、照拂,尤其是客居金陵梅家的八年,更得主人“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孜孜于“金石善本”的研求（《清史稿·邓石如传》）.但毕竟是落得个寄人篱下、托身富门的地步,他的心灵人格,又何尝能够以此为乐事?《清史稿》记载了他晚年的一桩事迹,可见其不款曲、无媚骨的性格：“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客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
邓石如以不知逢迎惹怒翁方纲,招致诋毁而出京.毕沅（字秋帆）与翁氏不同,他生性儒雅和易,在当时即有“爱才尤笃”的美誉,“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书毕宫保遗事》）.他能以宽容的心态接受我行我素、不改狷狂本色的邓石如,但邓石如最后还是选择毅然辞归.怪不得毕氏以“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的评语赠行,可谓形象之极的知心之言.狷介骨鲠的背后,其实是对世道人心有着深刻体察而有所坚守,有所不为.古往今来,有这般性格的人,大抵皆难免落落寡合,感受到他人无法感知的孤独与悲凉.我们知道,欧阳修、苏轼二人正是这等人物.我们曾读过这样的文字：当欧阳修喃喃独语,面对虚空的秋夜,大发关于秋声的感慨,深沉的苦闷悲哀弥漫字里行间,故作的解脱与振作,终究显得苍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童子天真烂漫的回答,以及最后“童子莫对,垂头而睡”的憨态可掬；苏轼谪居黄州,以醉消愁,待三更时分归来,迎接他的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的尴尬,只得在门外倚杖倾听滚滚而逝的江声,暂时被酒意消释的烦恼再次生起,扪心自省“何时忘却营营”,结句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自我宽慰,同样不免单弱无力之嫌,旷达掩盖不住伤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这些饱读诗书肩负道义,“为文化所化”的大人物只赢得一腔愁绪与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未曾开蒙、无知无识的童子,方得无忧无虑.
我们注意到,邓石如的印款中也出现了一个童子,他曾帮助主人置火具,灼烧顽石.可以想象,当邓石如寂坐江楼奏刀刻印,突然意识到“风声、雨声、潮声、涛声、欸乃声与奏刀声”为“欧阳子《秋声赋》中无之”而思接千载、万绪纷然时,那个童子可能早已忍不住哈欠连连,垂头而睡,甚至鼻息雷鸣了吧!
邓石如刻下的这两方印,若放置到这样一个意义上诠释、解读,或许才能抉发其更深刻的内涵.而欧、苏二人的文赋经典,在后世茫茫人海中赢得的一个遥远而精彩的回响,也才能穿透岁月隔阂,不致湮灭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