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宏大历史书写下,历史剧《屈原》的“细部”发掘以及相关史料的甄别与考辨工作还十分匮乏.《屈原》的主题并非不证自明,而是“联想多于影射”,容纳着可供多元阐释的空间.在历史重述中,《屈原》的主题被日益简化,在彰显鲜明斗争性的同时,也遮蔽了特殊历史语境下历史剧创作的隐晦性与策略性,《屈原》蕴藉深意的政治主题,正是在国共双方的博弈中得以最终凸显.
关 键 词 ：《屈原》；郭沫若；历史语境；阐释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3-0080-06
70年前的中国,历史剧《屈原》的发表、演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论争,无疑是当年备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在接下来的70年里间,《屈原》不仅在国内久演不衰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走出国门被搬上日本、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各国舞台.《屈原》既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集大成者,更是上世纪40年代乃至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光辉的篇章.那么,这部取材于历代公认爱国典范的历史剧,如何在衣冠古道声里发出蕴藉时代忿怒的“弦外音”被认为具有鲜明影射意味的《屈原》,何以能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发表其后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读者的认同,进而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绽放出炫目的光彩关于历史剧《屈原》尚有诸多疑问有待研究者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宏大历史书写下,《屈原》的“细部”发掘以及相关史料的甄别与考辨工作还十分匮乏.在纪念《屈原》发表70周年之际,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爬梳,不仅试图钩沉史料以厘清事实的原委,更旨在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回归,为深入《屈原》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一、孙伏园与《屈原》发表始末
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间,《日报》副刊先后用十个版面的大篇幅全文刊载了郭沫若的五幕剧《屈原》.在皖南事变后十分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屈原》能够发表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负责副刊编辑工作的孙伏园功不可没.作为我国新闻史上鼎鼎大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对《屈原》的刊发,被视为其报人生涯中发出的有胆有识、气概不凡的“三大炮”之一,向来为人称道.但是,对于孙伏园在刊发《屈原》一事上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作为当事者的郭沫若与孙伏园生前都没有公开的文字说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也多有讹误.那么,孙伏园是在什么情况下刊发《屈原》的其后又因何退出了《日报》副刊工作呢
关于《屈原》的发表,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孙伏园慧眼识英主动索稿,另一说法则认为是郭沫若利用身份主动投稿.饶有意味的是,以孙伏园为论述对象的文章,大多采用“索稿”说,强调孙伏园作为副刊编辑的慧眼与胆略；而以郭沫若为论述对象的文章,则往往采用“投稿”说,突出郭沫若的斗争策略与勇气.从中不难看出,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在对史料的选取与运用上的直接影响.不过,上述两种说法也有相同之处,就是都突出了《屈原》剧本发表的“不易”,强调二人所冒的“风险”.实际上,从孙伏园的角度,作为编者的他向当时的文坛名家约稿是十分正常的,况且郭沫若彼时的公开身份是文工会主任,剧本的主人公屈原又是历代公认的爱国典范,这都使得对《屈原》的刊发可以说是相对“保险”的.认为孙伏园刊发《屈原》要力排众议,冒坐牢杀头的风险,恐怕加入了当代人想象与演绎的成份；而从郭沫若的角度,为了宣传的效果与斗争的方便,在“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求稿”的情况下,主动将《屈原》投给《日报》也合乎事情发展的逻辑.所以,如果抛开“预设”的前提,《屈原》在《日报》的刊发,应该说是孙伏园与郭沫若之间“双向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屈原》在发表的环节上确实没有多费周折,郭沫若11日完稿后,《日报》24日即开始刊载,相隔不过十余天,所以在刊发与发表这一行为本身上,两人都无“险”可冒.那么,孙伏园又为何被撤职呢
关于撤职一事,根据董谋先的回忆：“‘蒋委员长’见到报纸就破口大骂：‘《日报》里有’,要当时的国民党长许孝炎清查.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伏老就立即被逐出了《日报》.”董谋先既是孙伏园的学生,又是《屈原》发表与公演的亲历者,因此这段回忆作为信史被广泛引用.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只不过发怒者由“蒋委员长”变成了“潘公展”,但对于“立即撤销”孙伏园职务的描述并无二致.实际上,认为孙伏园“立即被逐出了《日报》”明显有违史实.一方面,《屈原》连载结束后,《日报》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对其进行关注和讨论,且对剧本与公演持肯定态度,具体内容将于下文探讨；另一方面,根据现有史料显示,直至当年11月孙伏园仍然在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作家蒋星煜在《文坛艺林备忘录》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曾于1942年将小说《威尼斯的忧郁》“贸然寄给了孙伏园.没有料到居然也被看中了,用‘副刊’一整版的篇幅一次刊完”.而被孙伏园看中的该文就刊载于《日报》1942年11月6日第四版.以此可见,直至当年11月6日,孙伏园依然在负责副刊工作.
那么,孙伏园是在何时撤出了《日报》的编辑工作呢根据堵述初的回忆,孙伏园并非独自离开,而是与社长陈博生、总编辑詹辱生、总务主任高璋卿、资料室主任刘尊棋等一起离开的《日报》.堵述初当年不仅与孙伏园一起负责《士兵月刊》的编辑工作,而且由其介绍进入《日报》副刊任助理编辑,其后又随之一同退出《日报》,他的这段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另外,孙惠连先生在文章中也提供了相同的佐证.关于陈博生领导下的“北平《晨报》原班人马”从加入到退出《日报》的具体情况,著名报人、曾任《日报》总编辑的王抡楦在《抗战时期的(日报)》一文中给予了详细说明.文中认为陈博生被迫辞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对报社经营管理不善、报纸出版时有延迟以及与《新华日报》互通有无发生借纸、铸铜模事件等.最终“陈博生被迫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辞职,北平《晨报》的全班人马撤出日报社”.关于上述说法,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佐证,即时任《日报》总经理张志韩的回忆,1987年张志韩从纽约返沪并接受了记者采访,重述当年的“借纸公案”及集体辞职详情,对上述史料从另一角度给予了补充和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