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当前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以及世界经济持续萎靡的宏观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人民币到底应该升值,还是维持原状?
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环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调整汇率的目的是要创造出有利于其经济增长的环境.
汇率的变动会调整一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生产要素的,促使这些要素从使用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影响该国GDP的增长.
对贸易部门来说,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为防范汇率风险,企业运用各种金融衍生物,由此产生的费用会增加到成本上去；此外,成本核算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账面损失等等.商品成本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的波及效应理论,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经济内,各个经济部门的工资会趋同,所以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会带动非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汇率波动也会影响非贸易部门工资以至整体物价水平,可以让一国长时期内丧失竞争能力.
日本是前车之鉴.日本贸易部门的企业诸如索尼、松下、日立等公司一直保持很强的竞争力,然而,与出口无关的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却没有相应提高.尤其是日本的怎么写作业,其劳动生产率并不显著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却拿着高于他国几倍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工资水平固然无可非议,但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无关的工资上涨却拖累了整个日本经济.日本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成本难以降低,导致不得不把工厂迁移海外.国内制造业数目的减少加上工资上涨的刚性,使得日本经济出现所谓的“空洞化”.日本的失业率一直处在战后最恶化的状态.
一般来说,一国与贸易部门相关的企业是该国最有竞争力的部门,本来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很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贸易同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差距呈现扩大势头,波及效应在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较明显.这正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出现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C. Marston研究发现：在1973年～1983年期间美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非贸易部门高了13.2个百分点,而日本高了近73.2个百分点.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带动了非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其幅度超出了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上升,这使1973年至1983年期间日本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上升了56.9％,而同期美国仅上升了12.4％.这样,尽管日本的贸易品由于其生产率上升而下降,却无法抵消非贸易品的上升,从而导致所有日本人相对于全世界给自己增加了工资.
而此后日元汇率的上浮则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原有的差距更加扩大化了,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整体的成本过高,进一步失去竞争力.
中国的情形与日本当时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其趋于下降；而非贸易部门（如住宅和怎么写作）的虽然目前略低于国际水平,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上升幅度却甚至可能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从长远看,和日元当时的情况类似,人民币实际汇率有上升的趋势.
更为迫切的情况是,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失业高峰期,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每年来自学校的大批毕业生加入劳动市场.所以,一方面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固然要依靠国民经济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中国决不能忽视汇率传导机制对本国就业的影响.
目前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仅会使许多加工产品难以出口,而且会赶走一大群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者,恶化中国的就业状况.所以,至少在目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顺应着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的需要.
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中国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首先,中国需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依靠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它区分于依赖外资流入和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
依赖出口推动的国家（排除那些通过本币贬值手段的国家）则会发生实际汇率上浮的情况.因为随着出口收汇的增加,贸易收支盈余,如果银行仍然维持原有的名义汇率,则出现本币的实际升值现象.
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应该视中国GDP增长的驱动因素而定,这些因素包括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启动内需占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其次,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推动本币国际化（即本币国际借贷能力）.汇率究竟能在多大幅度内浮动最终取决于一国的国力.凡是能够成功控制浮动的国家大都是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并且在其进出口中本币的使用都占据一定的比重.
企业不可能对所有风险都进行对冲.不管他们如何调整外汇头寸,最终还是要将其兑换成本币,因为其最终消费支出是在国内.所以外汇风险难以避免.要想减少汇率风险,惟有推进本币国际化,在本国的进出口中增加使用本币结算的比重.本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是该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支持,有较高的人均GDP.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被迫采取钉住的固定汇率制,以便在本国金融市场成熟之前替企业和国内金融机构承担汇市波动风险.这种办法不是最优,但可以说是“次优”.
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汇率的稳定,而不是货币升值.GDP的增长是稳定汇率的最主要因素.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了汇市内生的稳定性,否则,不管外汇市场的机制是多么健全,如果出现经济大崩溃,也难独善其身.这里经济基本面决定市场信心,而信心又直接影响投资、消费和对本币的预期.
短期而言,避免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摩擦的途径是让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经常项目的顺差,累积了3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升值论”的一个重要依据.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六个省市进行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试点.随着结售汇制度等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目前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得到缓和.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可使人民币汇率波动长期趋于稳定,便于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的改革.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