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异常严峻.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特征,改进了贸易摩擦的大国崛起理论模型,并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
[关 键 词 ]大国崛起 贸易摩擦 遏制策略
在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始终也相伴相生,挥之不去.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200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5起贸易救济调查,明显高于2002年―2005年10.9起的平均数.2009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2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到创纪录的76亿美元,案件的数量增长了53%,金额增长了8倍.受经济危机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影响,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24.6%,从美国进口大幅下降41.6%,进出口总额总体下降29.9%.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一、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特征
纵观美国近年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目的上看,贸易摩擦追求的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面逆转,与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相辅相成的是要进一步中国的国内市场,以利于美国企业的扩张并赢得竞争,从而推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施加贸易摩擦压力虽然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某一些领域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其他积极因素的掩盖下,贸易摩擦并不会对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从现有数据看,即使在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金额最高的2009年,也只有70亿美元,虽然占到中国2009年所遭遇的贸易摩擦涉案总金额的约55%,但仍只占到向美国出口总金额的约3%,相对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占2009年中国总出口额的约18.3%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合作仍是主流.可见,贸易摩擦策略并不是阻止或者全面遏制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策略,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凭一国发起贸易摩擦,根本难以遏制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其次,从影响效果上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某一次甚至是某几次贸易摩擦并不能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形势带来明显的影响,更难在短期内达到明显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效果.但是,通过反复多次的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就可能尽可能长的维护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使中国处在相对劣势地位,同理,通过反复多次的在竞争对手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在该领域的急速扩张,削弱在该领域的优势.因此,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总体上就表现为一个反复的、渐进的、主要集中在某几个重点领域的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影响也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只有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再次,从内容上看,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贸易摩擦压力,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当前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压时,并未将政治问题与贸易摩擦压力挂钩,虽然人权、政治自由、敏感武器扩散等仍然经常被拿来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砝码,但在美国贸易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明显降低了.美国当前施加贸易摩擦压力要求的利益,其指向明显集中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就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最后,从形式上看,贸易摩擦策略强调“规则”、“公平”和“合法性”.尽管美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时经常表现出对贸易争端事实和WTO法的曲解,甚至牵强附会,但绝不是毫无章法,蛮横胡来,而是在“公平贸易”、“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等旗帜下,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的.在微观经济层面,美国发起贸易救济的过程都是依据其国内法要求的程序严格进行,外国企业也有依据美国国内法进行抗辩的权利,尽管这些国内法的一些条款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对中国甚至还有如特保措施等特别的限制条款,但仍有一部分抗辩成功的案例.在宏观经济层面,美国在施加压力时,经常也会利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发表一套经济理论或观点来证明美国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些“合法”外衣的支持下,美国发起贸易摩擦时就往往显得理直气壮,在美国国内甚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就更大,而其真实目的就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此外,当前的贸易摩擦策略与遏制策略相比已有明显的区别.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的外交战略曾在“遏制”与“接触”中摇摆,克林顿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402条款,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的人权、军控、核不扩散等问题直接挂钩,实际上就是以动摇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石为筹码,压迫中国在政治利益上妥协.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弱化了贸易摩擦中的政治因素,降低了中美之间因贸易摩擦而产生的政治对抗气氛.其次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的施压力度,主要表现就是对华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立案的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案件被裁决执行惩罚措施.最后就是提高了对中国经济施压的准确度.目前,在宏观经济层面,美国的施压重心指向人民币汇率,在微观经济层面,施压重心则指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钢铁、化工原料等领域和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领域.显然,当前的这种策略比直接威胁动摇中美贸易关系,而实际上又难以真正推行的遏制策略更有效,可以获得更实际的经济利益.
可见,当前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贸易摩擦,是为美国经济发展怎么写作的,是一种延缓中国发展,维护美国优势的策略.
二、中美贸易摩擦发展态势的理论预测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今后的发展态势,中国学者赵晓作出的“中国正在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预言广为流传,其20年的判断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日美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大约也是20年,第二,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大概也将经历20年时间,第三,今后20年中,美国目前掌握的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措施”等发动贸易摩擦的依据将相继失效.
本文也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态势与美国确保优势的经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中美贸易摩擦是一种战略上的碰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本文认为竞争优势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在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和多边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都具有优势地位,拥有这些优势是美国能通过限制国内市场方式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维护这些优势更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中美贸易摩擦不是一场生死的较量,而是一场在经济发展中争夺竞争优势的游戏.因此,只要美国还拥有对中国而言的比较优势,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依旧强劲,只要美国确保优势的经济战略不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利用贸易摩擦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延缓中国的经济发展、维护美国优势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按照这一思路,反观日美贸易摩擦经历20年的激烈摩擦时期便逐渐缓和的历史,就可以得出缓和的根本原因不是日本已经崛起为实力强大、能与美国保持一定经济均势的经济强国的结论,而是在《广场协议》等一系列妥协性的经济协议之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美国重新确立了对日本的经济优势.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竞争优势同样至关重要.即使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且如统计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经济规模上赶上美国,中国仍然不具有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因为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大缺陷仍难以根本改变,中国在工业技术创新上仍然难以媲美美国,在国际利润分配的价值链上,仍然难以占据有利的位置,总之,中国经济的质量仍然难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
因此,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今后发展趋势的估计更为悲观,认为贸易摩擦高发的期限可能更长,摩擦的基本走势也不是平滑的倒“U”曲线,而是锯齿状的波浪曲线.“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措施”等法律条款失效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缓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发展的趋势,因为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态势未发生根本改变,正如美国在1974年和1988年先后通过推动国会立法以获得新的发起贸易摩擦的依据一样,美国也可能推动新的立法以制造新的法律依据.总之,中美贸易摩擦要真正完全平息,要么是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确立了牢固的经济优势,要么是中国经济完成转型,掌握了经济竞争的主动权,从而使美国失去利用贸易摩擦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
本文的这一思想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三、对策建议
从中美贸易摩擦目前的发展局势来推断,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还有继续激化的趋势,频发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因此,对于美国频繁利用种种贸易救济措施来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做法,中国必须建立有效的应对体系,以维护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
第一,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缺陷,美国能利用贸易摩擦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中国更具有优势,从而在竞争中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第二,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经贸关系中合作仍是主流,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抓住了中美贸易摩擦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同时,中国还需要利用自由贸易深入人心的优势,时时鞭策美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肆意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加国际阻力.
第三,坚定的进行司法斗争.由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大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并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压力的策略,也需要注重在司法领域的斗争,勇于剥去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合法”外衣.要鼓励中国海外企业积极应诉,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培养通晓美国贸易法律和WTO法律的人才,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从而加强中国企业的整体应诉能力.
第四,建立以防守为主、反制为辅的贸易摩擦防御体系.虽然美国目前掌握着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但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反击能力.在贸易摩擦的博弈中,完全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妥协只会使国家利益的受损,因此中国也需要建设和完善本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保持一定的对美国发起贸易报复的能力.当然,由于实力的差距,中国贸易摩擦防御体系仍需以防守为主反制为辅,在贸易摩擦的斗争中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的稳定,维护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