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北京的最後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由李大钊护送,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仁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重归上海的《新青年》脱离了同仁们的制约,成为一份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1号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这是陈独秀擅自决定的.杂志改组成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成立了“新青年社”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但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陈独秀南下後,“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来中国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後,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了中国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胡适後来说.
作为一本兼容并蓄的杂志,《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彻底变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他需要立即组织一个政党,1920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主持起草了《中国宣言》.
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一个同仁们素不相识的陈望道,陈望道从第八卷5号起接替他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北京同仁之前闻所未闻的,仅仅在杂志第六卷1号上发过一篇短文.没有经过同仁们讨论,就擅自把这么重要的阵地托付予人,难怪北京同仁深为不满这种“家长作风”.
对于《新青年》内容的改变,陈独秀“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在信中陈独秀解释是京中同仁来稿太少缘故,以後让陈望道多多约稿就是.
这样近似敷衍的解释肯定不能让人满意,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直言“北京同仁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仁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如果想有意抹淡,这绝非易事.
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1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仁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是知道的,高一涵等也见过,他们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鲁迅看到信後,在1921年的1月3日回信致胡适,认为胡适的三个建议都可以,但第二个办法最为顺当.当然他对胡适为保护《新青年》而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不以为然,觉得是何等的天真.
钱玄同认为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其中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办.”
钱玄同言下之意,想让大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但是称他们曾共同耕耘的园地为“私产”,确实是无奈的表白.钱氏口口声声说直到今天,他们与陈独秀的感情丝毫没受影响,然而同仁们缘分到了尽头,分手却不伤感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的结合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後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後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机关亦设在这里.逐渐如钱玄同所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1号至6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相似度检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仁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仁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後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5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停刊.
从1915年到1922年,《新青年》走过了辉煌的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摇篮,不但荟萃思想经典和启蒙时代智慧,而且诞生了世纪预言.它曾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翻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照检查中国的问题,寻求国富民强的兴盛之路.
《新青年》反对关在传统牢笼里的故步自封,高举和科学推动新道德和新文学建设,煽起了思想启蒙的狂飙,唤醒了民族灵魂的觉醒,直接奠定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与乌托邦,这几条结晶成为五四运动的红线,也成为後来激进主义的思想来源.
还有其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决的扬弃,“打倒孔家店”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这些偏激的做法对传统文化伤害深远.
如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全盘西方文化却又水土不服,让後来几代人那么多年来,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通过反思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并不是金科玉律,真理中夹杂着谬误,然而终究瑕不掩瑜,谈论中国的现代史,《新青年》就像一个标杆矗立在那里,怎么也无法绕过.
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碾过,《新青年》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却在岁月的山谷间回荡.曾经的叱咤风云尽管风流云散,但她的精魂仍在当代飞舞.《新青年》点燃了与科学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战鼓,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为之继续跋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