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如果没有遇到崔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转向别处.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的尾巴.老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到饭点,这个话匣子里就传出阵阵高亢的声音.我印象中,全是天下大事.
外国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台湾还没解放,一些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拯救.我和小伙伴们美滋滋地幻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扛着,直抵美帝国主义的老巢.我的童年,就在这种虚检测的拯救天下的情怀中度过.
美帝终究没能颠覆我们,倒是现实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大我八岁的哥哥,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父母每天长吁短叹.毕竟,拿出房子以及“三转一响”等硬件,家里还是有些吃力.甚至,家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我的英雄主义梦,渐渐破灭了.
这时,崔健来了.哥哥等一拨年轻人,有人没人时都会吼几句崔健的《一无所有》,嘻嘻哈哈地笑谈一阵,仿佛全然不把洞房花烛夜的事放在心上.
我哥哥他们吼,我就跟着吼.晚上放学回家,在漆黑的夜里吼上几嗓子,倒也不觉得害怕.
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有”成为我的口头禅.客人来家,问我会唱什么歌,我就扯着嗓子吼几声《一无所有》,气得父亲拉开架势要揍我,我则吼着跑开.
那时,磁带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我听到的崔健的歌,全是哥哥他们翻唱的.其实我也唱不来几句,更不知道走不走调.这已经足矣.后来我想,要不是那时我认识到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说不定现在的我,就在离家不太远的某个煤窑里挖煤.
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崔健的歌.听着他的声音或吼出来,或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的心灵一下子打开了.这分明是压抑中的呐喊,分明是对现实的解剖,分明是时代的挽歌.
宿舍一哥们儿,朝鲜族的,能歌善舞.他时常怀抱吉他,吼着崔健的歌.他没迷倒任何女子,倒是把我给迷倒了.我也写了把木吉他,跟着他吼《一无所有》,吼《红旗下的蛋》.那种感觉,真够劲.
哥们儿总说我不是玩音乐的料,我不在意.他不懂我,更不懂崔健的歌对我的意义.他也不知道,那时的我,骨子里和崔健一样,满是压抑和批判.我要的就是崔健那种畅快淋漓的味.
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门.在大学里,小时候形成的很多观念,很快就被瓦解.
我记得入学后不久,同年级的一名同学,给自己的中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当时流传的版本是,这名同学在大学课堂上,接受到的价值观和中学时接受到的不一样,他想问问自己的中学校长,到底谁对谁错,自己该听谁的.中学校长接到信后,又给大学来了一封信,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大学领导来回答.
这件事引起同学们一阵热议,最后结果不得而知.那时,我的精神世界如那名同学一样,已经恍惚.
好在我有崔健,还有《一无所有》.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
毕业时,社会向我敞开了两道门,一道是现实的门,一道是虚幻的门.进入现实的门,我的精神世界将会枯萎；进入虚幻的门,我的现实生活会一无所有.
我没有进任何一道门,选择在门外徘徊.这时,我认识了老周.
老周大我十多岁.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讲到《一无所有》,回顾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告诉我该如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才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态.他一开口就讲到我的心坎上.我发现,他对崔健的理解远超我大学时的认知.三个小时后,我决定跟着他,走进一道行动的门.
工作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发现一些人指点江山,议论天下大事,仿佛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而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他们总会不屑地说,我管好自己就行了,别的事,我管不了.
这就是现实.在社会行动上,其实很多人一无所有.要是没有老周的指点,说不定我也和他们一样.
离开校园十年,我始终没放下崔健.当我需要动力时,我就会打开音响,让他的声音一点点渗到我的心灵中.可我从未想过去接触崔健.有朋友曾兴冲冲地邀请我去听崔健的演唱会,我无动于衷.
93号汽油“破八”了.一天路过一个加油站,看到加油站赫然打出“直降五毛”的牌子,三车道的路被加油的车堵了大半.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很多人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他们或许有些钱,有些想法,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在精神上,依然是一无所有.
还好,我还有《一无所有》.
（潘树声摘自《文萃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