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一是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整体现状,二是中观考察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深度研究,三是聚焦文学语言的三个基本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大致设想.
关 键 词文学语言研究宏观扫描深度观照焦点
本文试图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语言的研究状况做宏观扫描、深度观照和焦点.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2000年至2010年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兼顾论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标准,一是因为论文具有广覆盖性,学术期刊网可以从作者、题目、关 键 词、全文、相关文献等各个方面检索出上万篇论文,而论著却不具有这种搜索与阅读的全面性和即时性.二是因为就中国的学术惯例而言,大多数论著中代表作者重要观点的主要内容都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所以说选取论文基本上可以涵盖论著.
一、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曾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论争,到20世纪末《语文建设》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从60年代王力、老舍等极少的文学语言论文,到世纪末的大量论文、论著,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尤其对20世纪后20年郑颐寿、谭学纯、冯广艺、冯学锋、王蒙、汪曾祺、高万云等的研究成果,都作了或详细或概括的评介.概而言之,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进入多视野、多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一特点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纯熟的境界,学者们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风格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学、叙事学、哲学等各个角度来文学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当然,从语言学和文艺美学两个主要角度探讨的成果最多也最有新意.
1．语言学、修辞学视野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反映文学语言本质特征的“规范问题”上.
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是国内外的一个老问题,其探讨与争鸣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的研究其实仍然还是两大派,即可规范派和反规范派.如刘福根《“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说”献疑》就是对1992-1993年《语文建设》开展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中一些反规范观点的批评,依次反驳了“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足以表达作家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所以要超越规范、“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人们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长期阅读疲劳的汉语语法结构’”、“文学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反规范的”和“语言本身是不可能规范的”等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语言是可以规范的.至少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文学语言不能规范’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这一点.”（刘福根,2000）与此观点相同,杨爱娇的《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若干思考》从文学语言的特质和文学语言规范的层次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作者认同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是“变异”,因此,规范要分语言规范、言语规范和文学语言规范,虽然这个分类有违逻辑划分规则,但其对文学语言规范的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她认为：“文学语言要规范,文学语言能规范,文学语言也有规范.这个规范应该包括语言的规范和文学语言自身形成的规范.首先,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规范化、文学言语规范化的基础.文学语言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上,否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等再者,从文学的本性来说,创造不是个人的,如不讲规则,各人说各人的话语,作者与社会无法沟通,与读者无法交流.”（杨爱娇,2002）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黎、张常信的《文学语言就不要规范吗?》,该文主要证明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其实也是符合规范的.他们指出,“回顾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改革,恰恰是回归某种规范化”,他们还认为,创新与陌生化只能在大的规范框架内实现,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陌生化,并指出：“语言规范化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重大标志之一.新世纪伊始,文学语言该如何规范与发展,这是摆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专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字语言需要标新立异的突破,但如果认定这种突破是没有底线的,那么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学语言,文学、作家都会成为彻底的陌生,倘若永远陌生下去,明摆着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黎、张常信,2006）与此观点相近的还有于根元、李润新、高万云等,不再赘述.
反规范派强调文学语言的“变异”、“偏离”、“陌生化”、“超常搭配”.其实,变异、偏离、超常、陌生化不过是异名同指罢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已存在或已设定的“正常态”或“熟悉态”的基础之上,如果某种文学表述背离这两种状态,就被认定为是定规之变异、正途之偏离、常态之超越、熟构之陌生化处理.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反规范的.我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和其他文章中指出,学者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语言规范和道德规范、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静态规范和动态规范等的单面认知,构成了这场无休止的“金银盾”之争.（高万云,1993、1998）对此,石一宁的《文学语言还有标准吗?》（《文艺报》2003年7月24日）也认为“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出现混乱”,在石氏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四位学者进行的调查中,就描绘出了对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同认知“图式”.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反语法”现象,如毕苓蔷的《文学语言的“反语法”特征》就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语法”的,“文学语言组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反语法’,或者说不受既定语法的约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语法’.反语法,反叛的是约定的规则寻求的是语言的创新,因此,文学语言的‘反语法性’,可以说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发掘语言艺术潜能的必然趋势,也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以持久性为旨归,变异性为手段,临时性为外显.持久性意味着艺术功能的强劲生命力,变异性意味着通常规则的,临时性意味着出现频率的单一,直言之,文学语言反语法就意味着变革与创新.”（毕苓蔷,2005）这个结论有点自相矛盾,既说文学语言“反语法”,又说文学语言“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这似乎在说语法不是顺应语言发展规律的.与此相近的还有李君玲的《试析当代文学语言的变异》,认为当代新潮作家“大胆地冲破语言的常规和藩篱”,（李君玲,2006）而王燕的《文学语言是隐喻的N次幂》更是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与改变,是隐喻或N次幂的隐喻.（王燕,2007）
学者们不仅揭示所谓文学语言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