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 鉴于当今西方思潮的主流是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只是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工具),在美国它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政策,成为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而且得到了学理上的支撑；鉴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并不是自由主义独步天下的历史,保守主义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鉴于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直率、更坦白,其所言与所行更加一致,更有益于我们把握问题的真相,重视其思想,警惕其行动,借鉴其经验教训,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在当今时代是必要的.
关 键 词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道德
作者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与外域的思潮和学说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这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思潮与学术不能等同,但是,学术、尤其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往往是离不开思潮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他的《经济哲学》中说,经济学一方面具有实证的科学内容,另一方面,总是“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载体”.[1]这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大多数社会学科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论断.不论我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受到世界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因此,如何把握世界思潮的走向,如何有分析地对待各种思潮,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那么,当今西方思潮的主流到底是什么这是今天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学界最关注的是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笔者的观察,需要更加关注的是新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其理由如下：
第一,事实上,当今西方思潮的走向中新保守主义是一股主流,而且还看不到消退的迹象.当代西方思潮的演化缘起于1968年,这一年,在美国那些如今为人们所尊崇的常青藤大学学潮频发,国民警卫队在这些学府里进进出出,几乎成了“散兵坑”.嬉皮士运动则在民间泛滥,形成了一股“反文化”的潮流.在法国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学生和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最终导致戴高乐的下野,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在捷克则发生了“布拉格之春”.发生在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公民原来不具备许多积极权利获得保障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场二战以后最大的社会动荡,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反思.而各种传统理论都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1968年之后,各种冠以“新”、“后”前缀的思想流派(如新左派、新、新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工业社会论,后现代主义等等)纷纷出台,还有各式各样的“终结论”(如意识形态的终结、工业社会的终结、乌托邦的终结).各派相争的结果是新保守主义逐渐取得支配的地位.其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组织上,新保守主义的组织系统逐渐建立.在美国由企业家和许多基金会所支持的以弘扬保守主义为宗旨的机构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等纷纷建立,并形成了从主要的大城市到各州各地方的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控制了大量的媒体、大学,组织起一大批所谓“知识工作者”(不是学者,也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者)专门从事新保守主义的宣传和推广的工作：
2、在政治上,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上台执政,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他们自觉地把保守主义作为其内外政策的指引,把新保守主义的许多主张付诸实施.在小布什上台尤其是“911”之后,保守主义的势头更大.有些新保守主义理论代表的弟子,直接进入高层决策机构.如沃尔福维茨,原来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斯特劳斯的弟子,后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依据保守主义智库拟定的方案为美国政府制定了“防御计划指南”(Defence－PlanningGuide),设定美国21世纪的走向：其一,美国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应是防止一个敌对性超级大国的兴起,所以要寻找敌人；其二,美国的另一项主要目标应该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念；不仅要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且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就可以不顾国际规则加以干预.其三,如有必要,美国必须准备单方面行动.外交和安全政策就是如此.在对内的政策上,政治方面主要采纳亨廷顿在《的危机》一书中提出的精英制,反对参与式的,主张要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体置于政治之外,并加强国家的权威和秩序.在经济上,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并采纳实行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用减税等手段来激励企业的自由经营,削减社会福利等等.对外则把经济自由化作为其谋取国家利益以及推行西方价值观的手段.在文化上,推行文化保守主义,突出传统、道德和宗教的作用,以便克服其合法性的危机.总之,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其各项政策的导引.这样就使得新保守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潮,而且已经化为政策,甚至已经转化为一种制度.
3、在学理上,新保守主义也得到了重要的支撑.如果说自伯克以后,保守派主要是对现实问题做出具体反应的“情景意识形态”,缺少系统的学理化学说的支撑；那么,在当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被重新发现.列奥斯特劳斯是一位原籍德国的哲学教授,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主题是对霍布士以来的“自然权利论”提出批评,并“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他原本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学院哲学家,其学说对美国的主流哲学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1973年在默默无闻中去世.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弟子布鲁姆对当时成为主流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挑战,认为整部《正义论》是建立在对哲学传统的误解之上的,引发了美国主流学界与施特劳斯派的冲突.80年代中期布鲁姆发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从教育问题人手,对美国的主流学界全面地提出批判,指出,二战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盛行的是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虚无主义的人文科学,导致美国一代一代的大学生“心灵枯竭”.此书一出,高居畅销书的榜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此后,保守主义就日渐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施特劳斯本人则被奉为共和党的教父.道德文化的保守主义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保守主义所倚重的德性问题开始引领西方哲学话语.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独领,其“正义优先于善”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经济问题和分配正义问题成主流话语的话,那么如今“德性”已经成为主要的议题.学院派的自由主义,也开始转向道德问题的讨论,诸如“自由主义的道德生活”、“自由主义与善”、“自由主义的德性”等等论题屡见不鲜.90年代以后各种德性学迅速发展.可见施特劳斯的“善先于权利”的观念,已经在引领哲学和整个文化的演进,哲学基础的奠定又反过来为保守主义的流行增加了推动力.
4、在社会的观念层面上,由于上述原因,整个美国社会的风气趋向于保守.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经常可以看到美国梵蒂冈化,美国社会越来越保守,美国成为一个特别“尊德性”的国家等等的报道,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思潮,但是其地位则不同.为国内某些学者所热衷的后现代主义,尽管在西方依然活跃,恐怕主要为少数先锋派的知识分子所热衷,并在大众文化等领域有其影响,但是对当局的政策却影响甚微.近来,“后现代”已经死亡,用“后传统”等术语取代“后现代”的声音,在西方学界也频频出现.2004年,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哲学家罗蒂来上海时,为中国学界对后现代如此热衷感到意外和惊讶,他告诫我们不要太重视“后现代”.这是发自知识分子良心的忠言,值得重视.至于自由主义,诚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当代无疑是主流,但它是整个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属于保守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向别人推销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一旦对自己不利就拿出贸易保护主义来了；有的甚至扬言要重新考虑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当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所涉足的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在政治等领域所推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保守主义的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论证的.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其实是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工具.其他如一度十分走红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在新保守主义的强势压力下作出的反应,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向新保守主义靠拢.我们也可以说,就适应时代和整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化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就社会主义原本的立场而言,也可以说是“与时俱退”.
第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义尽管是一支主要的潮流,但是自伯克开始,一直存在着一股保守主义的潮流.与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不同,这股潮流一反自由主义将理性置于传统之上的观念,强调传统高于理性,历史和传统是神圣的,是需要尊重的；同时针对自由主义将孤立的非历史的个人赋予根本的地位的观念,认定共同体和历史具有根本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契约论模式,对于社会的理解是过于简单了.相比之下,社会更像一个有机体,而在这个有机体中,秩序和权威比个人的自由更重要.在伯克以后的西方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也占有相当的地位.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欧洲思想史》(中译为《欧洲哲学史》)对此做出了梳理.在伯克以后,有许多思想家与保守主义思潮关联,如赫尔德、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孔德、涂尔干、滕尼斯等人的社会思想等等.法国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孑L德就提出作为契约关系基础的个人不是自足的,社会本身才是“伟大的存在”,而社会不能分解为个人,只能分解为各个群体,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以血缘和情感为纽带的家庭,此外还有宗教教会和各种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区分Gemeinschaft和Gesellshaf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主张(通常“Gemeinschaft”英译为“munity”、中译为“共同体”,而将“Gesellshaft”英翻译为“society”、中译为“社会”).后者主要是指以个人决定和自身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契约论者所说的契约关系,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市场中间的交换和竞争的关系；前者则是指以高度的人际亲近、情感的深度、道德的义务、社会的凝聚力和经久的连续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以情感和传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滕尼斯看来,契约关系的膨胀使得传统社会那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人类文明积累的道德受到了破坏,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社会难以和谐.所以到了19世纪后期,保持和恢复共同体关系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希尔贝克指出：“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试图将Gemeinschaft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Gesellshaf的努力(社会政治、福利国家等).我们当下对邻里关系、私人领域、社会网络、宽厚的价值、非中心化倾向等的兴趣,都表明了滕尼斯所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这两者的区分――引者按)依然是相关的.”[2]
历史事实表明,保守主义对国家、传统、宗教的重视,对发挥传统的共同体(非契约关系)如教会、大学、职业团体、家庭等等的作用倚重与欧洲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所谓“试图将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共同体关系和安全机制如福利国家等等引入现代社会的努力”,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体现了保守主义对下层的家长式的同情.这就是说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上,具体的制度演进上,保守主义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事实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推进或引导欧美现代化进程的只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股思潮相互争辩又相辅相成.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那种把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解读为一部自由主义独步天下的历史,并不符合事实.我们要想借鉴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关注和研究保守主义.
第三,从认知的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也值得我们重视.保守主义往往代表的是社会的上层,贵族精英、大资产阶级等等的利益,政治上属于右翼,其立场是不足取的.但是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直率、更坦白,其所言与所行更加一致,更有益于我们把握问题的真相.
以意识形态问题为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坦言,他们信奉“观念比更致命”的信条.对外,直言不讳地主张要开展争取人民的“思想和心灵”(formindandheart)的意识形态战争；要使人坚信西方价值观适用于全人类,比任何其他价值观都优越.西方应毫不妥协地宣扬其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完全拒斥社会主义体系的道义合法性.1982年里根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说”,直接攻击马列主义,公开邀请苏联进行思想和价值观的竞争,并要求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长远计划.接下来就是建立国家基金公开支持世界各地的所谓“战士”,发动意识形态强烈的“攻势”.新保守主义者瓦滕堡1989年冬季发表《新天赋使命》宣称美国是“上帝的选民”,“替天行道”,“今天只有美国人才有使命和胆量去进行全球文化宣传”,“我们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3]
至于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尽管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冲突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替代,但是他的宗旨还是要提醒西方人加强西方价值观,提防非西方价值观、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只不过他不象瓦滕堡那样自信,更多地表露了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的扩张感到“心余力绌”的心态.对内新保守主义者把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价值观的危机.致力于通过宗教和传统道德去解决这一问题,并组织力量,培育了一批专职的“知识工人”大力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大力弘扬西方价值观.
新保守主义的这些言行,可以使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至沉浸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幻境之中.
再比如在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主张要实行精英制,反对左派和自由派所强调的参与式的,以强化国家的权威.认为民意只是乌合之众多数的、冲动的、盲目的、随大流式的情感宣泄,并非真正的民意即多数人深思熟虑的意见.参与性只会创造“根源于时髦或一时流行的狂热、屈从于反复无常的奇想”的乌合之众,“它很容易围绕某一个议题或人物形成,缺乏时间、传统和惯例能提供的那种凝聚力”；而且参与的增多意味着达成决议和办成一件事要花费更多时间和更大代价,而由于代价太大带来的成效的降低又会反过来危及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比较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所为.
凡此种种,都与保守主义强调传统,注重总结统治经验有关,也同它作为一种“情景意识形态”比较偏好对具体的情景作出反应,因而其方法更注重历史性与具体性有关.自由主义则不然,喜好用抽象的先验的模式,提出一种普遍的公式,加以逻辑的推论.其长处是可以从“检测设”的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论,较为清晰地展示出各种可能性.但是,也容易脱离事实的真相,甚至会掩盖事实的真相.如果我们过于天真,过分相信这种抽象的模式,把它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就会上当,更会误事.
此外在文化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把握当今世界的文化态势,处理经济发展、市场和．道德的关系等等都是富有启示的.
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一个是突出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危机、价值观和道德的危机,会带来合法性的危机,使人们失去对政府和政治权威的信心和尊敬,同时带来各种社会病态.另一个是突出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力图遏制去道德化的倾向.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自动产生道德和社会行善.“一个后工业化的经济不必然包含后现代的社会或文化,更不用说是一种去道德化的社会或文化了.”这里丹尼尔贝尔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贝尔认为,当代的西方文化有3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带来了去道德化的倾向.因为现代主义艺术有3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反对“文以载道”的观念)；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题材、手法、材料和观念等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把自我(也就是那个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在贝尔看来,过分地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结果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其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其三、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
市场所带来的享乐主义,主要的表现是消费主义与大众享乐主义的泛滥,满足无度的消费成为风尚.昔日为少数有闲者独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被推广而成为相当大的人群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贝尔认为,注重游玩、娱乐、炫耀、挥霍的“娱乐道德观”(funmorality)取代了“行善道德观”(Soodnesorality)成为时尚.这种风气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把增长作为惟一的经济目标,倡导“生产越增长,商品越新越多,消费越大,越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信念；而企业家则不断人为地创造需求,推出各种奢侈品以刺激消费.加之分期付款等刺激的方法大量采用,强调挥霍,鼓励人们讲排场、比阔气的营销业的发达,具有广泛渗透性的广告业的兴盛,为之推波助澜.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一味鼓吹价值相对主义,推崇冲动自由,攻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念,使文化从严肃的艺术变成了经过“包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的“时尚竞争”.两者交相作用,使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形成普及于社会的、以一味追求个人的享乐、挥霍和奢侈为特征的“大众享乐主义”.其结果是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基础,酿成了“历史性的文化危机”.贝尔援引一位古代思想家赫勒敦的历史哲学加以佐证.赫勒敦在考察柏柏尔人从游牧、定居到享乐生活的历史变迁后指出,奢侈和享乐主义的生活使人失去意志和刚毅精神,而大家争相奢侈,则使与他人同甘共苦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丧失,最后社会失去了“阿萨比亚”(asabiyah),即失去了“使人们觉得彼此亲如手足的团结感”和“互相友爱,直至愿为他人而战、而死的集体精神”.于是公益不趋、公律不守、公责不尽,家庭、民族、国家都失去了道德的纽带,人心涣散,世风日下,社会便日渐走向衰落.贝尔认为赫氏揭露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等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4]他以此告诫人们,“一味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和奢侈的享乐主义”将使社会秩序“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把社会粘成一体呢”[5]
贝尔的这些分析,比之于那些一味鼓吹“只要活得快活,不受任何约束”,致力于去道德化的后现代主义,应当说是相当深刻的.这对于今天我们处理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问题,诸如鼓励消费和防止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关系,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强调创新与在文化领域中反对信奉“新的就是好的”原则的“唯新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也不无启示.起码,对于那些热衷于鼓吹听任市场对道德和文化的自发作用,追随后现代主义的人们,是一服清醒剂.
总之,关注保守主义,重视其思想,警惕其行动,借鉴其经验教训,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在当今时代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