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

更新时间:2024-04-0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393 浏览:142492

摘 要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系统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他在对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系统研究中,得出其独到的真知灼见.通过分析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的精神、胆识和勇气,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其文学批评的审美特点,得出一些对当下文学批评界有启示性的认识.

关 键 词 :李长之 公正中肯 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王伟伟(1979―),女,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08-0013-02

一、批评的精神,胆识和勇气

“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等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也,逼迫也.李长之以为“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所以他特别推崇严羽的“‘谓不直而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所不辞也’.”他的文学批评往往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习惯,也不顾及中国人为长者讳为尊者隐的文化传统.当别人称鲁迅是一个思想家时,他却说“不够一个思想家,等只是一个战士”,因为鲁迅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具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的建树的能力.尽管李长之这个与流俗相悖的见解是受到德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以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标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李长之阅历尚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对于鲁迅的后期著作没有能很好的研究.尽管他所下的结论未免有些偏颇,但是他凭借天才的直觉和深厚的哲学修养而得出艺术发现却显示出他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批评的科学精神.所以,“李长之当时否认鲁迅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一种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李长之不像鲁迅那样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了解的那样深刻,有的只是人的和青年的热血,不懂得政治与权术,这样就不可避免的给他带来麻烦甚至迫害.

二、批评理论与方法

李长之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又习研哲学和美学,因而其批评文章能依傍传统,高屋建瓴的形成完整的理性体系,融学者功力和浪漫的文采表达相统一,明晰表达中魅力独具.李长之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并非是年轻气盛或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赡的学术修养做后盾.在《鲁迅批判》中,他灵活熟练且不露痕迹的运用多种批评理论,由其人而分析其文,又由其文反观其人,不断的相互阐发.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李长之固然强调天性和教育造就了一个作家,但他同时并不否认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的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李指出,“环境把他的性格和思想的轮廓给绘就了,然而他自己,在环境里却找到他的出路了,负荷起了使命”,同时,他认为鲁迅的“紧握而不轻易放置的持久性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来自农民的精神的赐予.”李认识到了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须经过作家“精神”和“人格”的相似度检测,再折射到创作的――“一个人的环境限制了一个人的事业,但一个人的性格却选择一个人的环境.”所以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考察作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人格精神,并且将人格与创作风格互相阐释.从这个理论出发,李长之认为鲁迅自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一年期间“是他最健康,而精神进展达于极点的时期”,“也最是在混混厚厚之中,而有一种生气.”他以为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有两个根由:一是他对人生太迫切、太贴近,不像别的作家那样从容,而且一不耐烦就愤然而去或者躲藏起来,这样的“内倾”性格使得他不能打进各种各样的社会,即缺少生活;二是因为鲁迅“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同时思想上没有建立一个大的体系.因为时代的原因,李长之没有认识到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民族魂,那么鲁迅没有写出长篇小说的第二个结论在这种意义上说是不成立的.

批评家所需的才气是灼见与审美能力,李长之对鲁迅作品进行艺术的审美的把握、分析和研究,自觉地把内容是否健全和技巧是否完美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内容的极致,也就是思想的极致,情绪的极致”,而“技巧的极致,往往是内容的极致”,因此“最妙,最深刻,然而又最艺术,这才是好作品.”李长之认为《孔乙己》等八篇以农村社会为题材的小说“有永久的价值”,“在任何国外的大作家之群里,可以毫无愧色”,因为它们“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对于愚昧、执拗、冷酷、奴性的农民之极大的憎恶和同情,并且那诗意的,情绪的笔,以及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统统活活泼泼地煊染到纸上了.”他说鲁迅“乃是一个诗人”,因为鲁迅具有诗人的一切特点:情绪的,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所以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含蓄、凝练、具有深长的意味和丰盈充溢的感情.

三、批评特色与价值意义

李长之通过描绘鲁迅的创作和生活道路和罗列资料,来探求和把握鲁迅的人格精神与创作风貌,领略鲁迅独特的精神魅力,探求这种人格魅力对其创作的影响,印证了布封的“风格即人”和钱钟书“文如其人”的理论.他认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不能见得亲切”.而且“没有感情,就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因此,他深切的关注着作家的生活和命运,分析作品时也“跳入作者的世界”体验作者的甘苦,体验鲁迅“是如何同情在奚落与讽嘲下受了伤害的人物的创痛”.批评家鲜明的批评个性是建立在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的学术品质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尽可能的超越个人的偏见和好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客观公正地审视批评对象,以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的执著追求用前瞻的眼光对作家和作品发言,这样才能影响文学创作,指导文学鉴赏,乃至于提升人类的文化素养.

反观当下的文学批评界,文学批评离艺术越来越远,离市场越来越近,在“平面化的市场价值诉求和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中,文学批评渐渐失去自己的锋芒和力度,只会唱些平面化的赞歌说些不成不淡的空话”.文学批评家缺乏对作家作品必要的理解和对作品的体验与艺术分析,只是为了满足于一种封闭的批评理论的建构,少有对作家作品的审美空间的开掘.一些批评文章要么玄虚空洞,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理论深度和视野,失去了独立的自为的诗学空间;要么隔靴搔痒.大量术语堆砌,艰深晦涩,失去了文学批评的灵魂;要么矫饰、浮夸,致使批评家主体的精神和意识迷失.李长之早就指出,“批评史是一部代表人类理性的自觉的而为理性的自由抗战、奋斗的历史”,批评“是人类理性的尊严之自卫.”或许,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应当彻底的做一下探讨,重新开创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同文学一道担负起人类精神守望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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