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青春文学”是近十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学范畴,在作品数量倍增和影响力膨胀的同时,它的文学价值一直备受争议,它的发展动向至今暧昧不清.文学中“青春想象”的分化,并非简单地来自于代际经验表达的诉求.文化转型对于文学形式的渗透、商业意识形态的审美选择和寄托,均参与着“青春文学”知识谱系的建设和审美幻象的生成.从对“新概念作文”到“青春文学”产生过程进行分析,阐明其中“文学场”对于“青春文学”审美形态生成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明晰“青春文学”的历史边界,对于揭示其价值评判和发展动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文化转型的底层渗透和“青春文学”最初的文学立场
“青春文学”的产生来源于一次被命名为“新概念”的征文比赛.1999年《萌芽》杂志推出的“征文启事”中,“新”的逻辑惹人注目,一方面是对于“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人性”呼唤,另一方面是“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的诉求.“破旧立新”体现出一种抗辩的逻辑,以“人性解放”、“个性解放”为立论基石的创新焦虑,和对于既有作文写作方式的直接否定,成为这场作文大赛区别于其它作文比赛的运作理念.针对中学生作文提出“人性解放”,顺应于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从多个方面得到认可.但在肯定这一努力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背后的“历史诡计”.
“人性解放”或者说“个性解放”是“青春文学”发生最初的动力,也奠定了“青春文学”基本的发展方向.与既有写作方式（主要是以“传统”作文教学模式）之间在“人性”、“个性”表达上的“对立”,始终伴随着“青春文学”的发展过程,甚至成为“辨识”“青春文学”的一个显著标识.而所谓“人性解放”的抗辩逻辑也是“青春文学”为自己辩诉的基本依据.韩寒就曾说：“作文是一种模式,就好似要撒一个的谎言,必须有时间、人物、地点,尤其关键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向上的主题.比如我记载完毕一件事情以后,我没有权利为这件事情感到迷茫,没有权利为此觉得生活真是没有意义,总之就是不能说真话.”[1]将“传统”作文模式称为“谎言”,强调按照此种模式写作过程中“真话”“权利”的被剥夺,实际上正是为创作方式的“背叛”立论,立论的依据就是表达人性的正当性.张悦然有意淡化“反叛”的色彩,她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极度反叛的”,而是强调“我承认我们对权利的要求,对自由的要求,比前人要多一些”.“权力”和“自由”也无非是人性解放和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对这种“权力”和“自由”的诉求表达从属于文化转型所赋予话语方式和“权力”.
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开端的关于文学创作模式“新”与“旧”的抗辩,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它曾经是八十年代的文学话语的典型特征.“人性解放”有时并非指向“人性”本身健全方式的探讨,而只是新的文化权力转型的话语工具.布迪厄在讨论文学场中知识权力的结构关系时曾经指出：“参与就是关系本身.它与人性的解放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通常把人性置于利益的概念之中.”[2]九十年代末,中学生作文中出现的“人性解放”话语,也正体现出一种历史演进过程中文化权力转换的力量.作为面向青年群体的“青春文学”,其发生之初就不简单是一个年龄、代际的诉求,而是与整体文学文化观念的时代转型相关.
我们知道,“评奖”是“美学权威”推广美学价值标准的最直接的方式.为《萌芽》杂志所邀请的评奖成员,主要由高校文科“知名”教授和“当红”作家组成,诸如童庆炳、陈思和、王蒙等人的意见均被作为作文评奖的“指导”.从知识转型的角度看,童庆炳、陈思和等教授均曾作为推动文学研究领域观念、话语转型的“先锋”,他们“权威地位”的确立代表着八十年代以来“新”的文学价值标准和话语方式由“先锋”向“主流”的过渡.而作家权威的代表王蒙,其文学地位的上升也直接体现着文学文化转型的动力.这一文化转型在文学上表现为对政治话语的摒弃和对人性话语和审美话语价值的提升.无论是“人的文学”的重提还是对于“诗化哲学”的热衷,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都在推动文学向着所谓“纯文学”的方向迈进.而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一文学转型并未停止,它在分化和解构的同时,也在向“边缘”渗透.进入“文学教育”正是文学观转型的最后“垦荒”的努力.有“评选专家”这样来看待这场征文评奖活动：“整个的文化革命已经到了文体革命,文化的焦点就是文体转换.”[3]这正道出了这场评奖活动的实质――八十年代以来知识文化领域的整体转型对于文学形式产生影响的延续.
在评选过程中,“人性标准”和“审美标准”代替了“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成为引导参赛者写作的标杆.《萌芽》期刊上刊载评委们的论文具有普及化的特点,它们并不以反思当下文学观为指归,而是在传播在界业已成为“主流”的文学观.陈思和为“新概念作文”指定的发展方向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心灵世界’的素养往往来自文学艺术（哲学对他们来说还太高）,文学教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丰富等所谓作文‘新概念’应该与此方向是一致的.”[4]王蒙在《作为艺术的文学》中指出：“文学的艺术性表现为营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比现实世界更浓重、更集中、更完美的审美对象功能.”[5]陈思和、王蒙等对于文学之于“心灵世界”、“精神的世界”作用的强调,并不背离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论,只不过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陈思和的所谓“教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丰富”的人性论取向,王蒙对于文学“审美对象功能”的指认,皆顺应着文学从政治中“分离”,重新依从于人性论和审美论话语的历史逻辑.
对“青春”审美世界独特性的强调正是在这一基本历史动力下得以生成.人性话语和审美话语共同促成性别、代际等分类得到重视.一方面在人性话语促动下,“代际”间生理、心理差别的显示度超越了代际间的共性；另一方面在审美话语的促动下,对“边缘”、“非功利”的强调也成就了“青春”和“成人”之间的对立.“青春”由此获得了另外一种“深刻性”,被赋予为现代化的“功利主义”“疗伤”的“审美价值”.在获奖作品的评语中,我们经常看到评委对于青年经验的推崇.比如在内容上称赞“真实地呈现了现实的情状和一个少年的心理”；在主题上肯定“把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的浪漫的向往,理解写得有内涵等”；在表达方式上推崇“孩子的视角”等等.[6]
而青春文学作家的文学追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确立.在标立特定时段的年龄经验诉求时,青春文学的话语表述所依托的正是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型带来的人性话语和审美话语价值抬升的历史逻辑.无论青春文学作家采取怎样的表述方式,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于“纯文学”话语的倚重.张悦然申辩创作力图“还一个纯文学的真面目”[7],韩寒则针对谁才是“纯文学”与人争执[8],郭敬明对于自我创作“纯文学”身份的辩解[9],都显露出他们对于审美话语价值标准的看重.而对于青春文学表现内容的申诉背后也依托着当下盛行的人性标准和人性话语.比如,关于早恋的描写,韩寒指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早恋或者偷食禁果.无论什么样的年龄,只要双方喜欢,心甘情愿,任何的感情或者性行为,都是天赋人权,那是人类最大的权利,是不能被别人干涉阻止的”.[10]
二、作为“偶像”的艺术家和“青春文学”的审美选择
在明晰“青春文学”发生之初,“纯文学”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新概念作文”的推出来自于一本文学杂志解决“惨淡经营”的经济困境的努力.[11]这说明“新概念作文”作文竞赛不仅仅是一次优秀作文的评奖活动,而且是商人利用“纯文学”的号召力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业策划活动.新概念作文比赛给《萌芽》杂志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商业利润,体现出“知识权威”和“商人”“合谋”的突出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合谋”的同时,“分裂”也在发生.知识衍生的动力在促使“知识权威”向着下一轮的“先锋化”挺进,反思、甚至解构当下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所期待的新的“经典”.而“商人”却更青睐迎合于当下意识形态逻辑的审美模式.“经典化”还是“商业化”,在基本的文学立场顺应于文化转型的基本方向的同时,“青春文学”也面临具体审美建构方式的选择.也许不需多作论证,年轻人选择了后者,是一个显明的事实.将“青春文学”的商业化归因于青少年本身的“幼稚”恐怕有失简单,当下“文学场”结构的特点,知识权力的角逐才是决定“青春文学”走向的根本动力.
“经典化”和“商业化”的“分化”首先就出现在“新概念作文评奖”中.当来自高校的“知识权威”倾向于推动参赛者向着更为“先锋”的审美体验迈进的同时,“评奖”的组织者出版界则更愿意比赛的“概念”增加对“流行”的包容度.“第五届”新概念比赛中见解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据记载,在一次座谈会上,当程文超提出“现在的新概念作文类型化越来越严重,他呼吁不要再盲目在安妮宝贝、韩寒或者书袋子之间斡旋,好文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体验和情感,那样才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心”.来自出版社的编辑则提出了另一种意见,“她给在座的教授和作家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用新的‘概念’来评点新概念作文”.[12]在崇尚“青春”方面,商业文化与“纯文学”动力略有不同.虽然商业文化也重视“代际”差别,推崇“青春话语”的构建,但其背后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消费动力.这种“代际”当然以不回避“时尚”和“消费”为前提.将“代际”、“时尚”、“消费”不分彼此地紧密结合是“商业文化”一直致力营造的“理念”,而回避“时尚”的“先锋化”是商业文化所不能容忍的.“知识权威”和“商人”分歧就在这里.“知识权威”对“先锋”的推动,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反思、解构“流行”有关.打造精英立场,拒绝“多数”,是“经典化”的恒久动力.
这种分歧表现在具体审美趣味的差异上.在表现主题方面,“知识权威”和“商人”有着“苦难”和“优雅”、“乡村”和“城市”的差别；在形式选择和语言表达方面,“粗糙”相较于“精致”、“晦涩”相较于“平易”,更是商业时代“先锋作家”所热衷的,而商人与此恰恰相反.“知识权威”认为“乡村比城市更有灵魂的感动”“倒是一些来自不太发达地区学生的作品,尽管文字比较粗糙,但却能够震动人的心弦.苦难出诗人,大概是不错的.”[13]而商人所推出的获奖文选更多地偏向于幽默搞笑的随笔,细腻哀婉的青春情感故事,或是精致的生活感悟.一册“新概念作文精选”的序言,所推出的是：“街道,城市,密友,乐器和电影,念念不忘的童年,影影绰绰的爱情,还有荒凉而孤单的独处时刻等”“我们和战争绝缘,和灾难绝缘等”[14]
显然,“知识权威”在推动相应文学标准时显得“力量不足”.在文学观向着“文学独立”迈进的同时,“文学界”也在同时“边缘化”的过程,在引导“青春文学”创作方式的过程中,“知识权威”的力量呈现渐渐式微的趋势.在以“新概念作文”选拔为代表的“知识权力”的角逐中,“商人”的意见占了上风.首先是国家政策对于文科保送生制度的改革,使得获奖者不能再如前两届那样被顺利保送上名牌大学.虽然比赛成绩仍能为参赛者的高考成绩加分,但实际作用的下降无疑还是削弱了“知识权威”在大赛中的话语权.相反,获奖的市场效益却在急剧上升.不仅发起者《萌芽》杂志的销售量猛增,获奖者也受到其他出版机构的青睐.商业上的“出名”成为参赛的又一“诱惑”.而征文比赛的奖品由大学保送资格转移到市场的“声名”,标志着大赛的性质由一场“知识权威”的文学教育到商业选秀的转变.
文学场的权力角逐直接作用于青春文学的审美选择.“作家的书目”往往是标志作家文学传承特质的重要因素,青春文学作家的书目选择直接体现出青春文学的审美选择.“知识权威”所期待青春文学作家排除流行文学元素的干扰,格非在参与新概念作文评奖时就曾这样说道：“我曾经认为现代学生们的写作与现今的一些时髦小说其实是一回事儿,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却完全改变了我原先的想法.”在时髦小说和文学经典之间,格非显然要推动青年作家向后者靠拢.但事实是,他的意愿并没有被重视,刊载新概念作文的商业杂志则在推动青春文学向“时髦小说”靠拢.新的时髦作家不断被介绍进来,比如：“山田永美是日本当红女作家等她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成年人阅读的言情小说,另一部分是描写少男少女纤细而复杂的内心活动的作品.”[15]而青春文学作家渐趋靠近的也正是市场叫好的作家：杜拉斯、张爱玲、村上春树、安妮宝贝等等.她们不仅在青春文学作家“最喜爱的”作家列表上频繁出现,其表达方式和创作风格分明在“影响”着年轻作家的创作.张悦然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张爱玲、杜拉斯,而她的文章反复与安妮宝贝、村上春树、卫慧等人的作品形成互文,类似“最后想到安妮宝贝的故事,《最后约期》有一些粘糊糊的蝴蝶尸体,和手指纠缠”的句子在她的文章里并不少见.[16]市场叫好的作家并非没有文学价值,而只是代表了特定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文学价值实现方式.家国情感的放逐和个体经验的膨胀,对于物质文化既迷恋又有沉溺的颓废感的书写,叙事形式的通俗化和叙事语言的精细化等等,是这些作家统一的特征.这些审美特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反叛特质,而在当下社会,却正迎合着大众的口味.文化转型对于文学与社会政治断裂的推动,与物质文化的兴盛,在审美层面上塑造着大众的“趣味”.《萌芽》上所刊载的一位中学生读者对于安妮宝贝的阅读感受是：“在那些零碎、沉静的文字里我读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种边缘的状态,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梦”,无论是“边缘的状态”还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梦”,来源于当下个体精神世界游离于主流带来的“孤寂感”,和物质文化包裹中精神的困顿和萎缩的状态.安妮宝贝等之所以成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联结的线索是当下统一的文化语境.青春文学作家对于这类作家的“崇尚”,正反映着他们开始选择与当下意识形态相“契合”,而非“背离”或“异质”的审美取向.
在具体的创作中,“青春文学”的审美选择开始放弃“文学干预”或“反思”的功能,而开始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追求“新异”、“轻松”的审美快感.言情故事、幽默搞笑等开始在新概念作文的创作中盛行.在众多参赛者中,韩寒成为“模仿”的对象就是例证.相较于其他选手,韩寒创作中与商业文化的亲和度显然更高.有人曾经这样回忆杂志编辑相较于教授评委对于韩寒创作格外的青睐.他说：“其实,作为新概念最出名的获奖者,韩寒和新概念的缘分远不止一个颁奖仪式那么简单.”“在初选的时候看韩寒的稿子,她就把韩寒的给留了下来,说是如果韩寒不得奖,她也会去弄明白这小子是什么门道”.可以看出,通过“挑选”获奖者,文学杂志在推动,或者说助长,青春文学的商业性程度.在众多参赛者中间,几个选手格外的“出名”背后,体现着商业文化对于这场青年写作转型的再一次“淘洗”.在这种情况下,青春文学的创作越加向着“娱乐元素”靠近,进一步缩减社会关注的空间.“‘新概念化’的倾向”越加包容了“网上的虚拟世界”、“光怪陆离的武侠战争”、“错综复杂的言情三角”等[17]
在“商业化”逐渐掌握了对于年轻作家的引导权后,“青春文学作家”逐渐完成由“新概念获奖者”到“青春文学偶像”的转变.作家的参赛背景逐渐淡出,相反,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凸显出来.“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头衔被“80后作家”、“青春文学作家”的名称所代替.在“权威杂志”和“畅销书”之间,青春文学作家选择了后者.在北大图书馆所拟定的核心文学期刊上,青春文学作家的身影十分鲜见.相反,他们与春风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等商业化色彩更为强烈的出版机构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文学评论卷”口味和“读者”取向之间,选择后者.面对“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的期许,韩寒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更看重的是作为畅销书作家的殊荣,他说：“某些人所谓文学评论家就非常愚蠢,对畅销书从来置之不理,觉得卖得好的都不是纯文学,觉得似乎读者全是.”[18]
更有甚者,青春作家的“亮点”的打造也不再满足于作品本身的审美震颤,而贯穿着对于作家吃穿用度的“时尚感”的追捧.《萌芽》杂志上《日本“单身族”崇尚的生活理念》对于“时尚”生活理念的推崇；《闻所未闻的“写包”》对于品牌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宣言；以及《最爱梁朝伟》对于“明星”的追捧以及由此所暗示的小资情调等,无一不在表明青春文学的写作和阅读被日益兴起的商业文化系统“同化”.青春文学作家的“商业明星”色彩越加明显,有人评价韩寒的公众效应,就指出“韩寒的文章好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韩寒长得比较帅,更主要的是,韩寒完成了很多学生没有胆量做的事情等”[19]同时,女作家的“美貌”也俨然成为作家形象系统构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2005年,《萌芽》杂志的主编指出“从‘新概念作文’到‘萌芽书系’,《萌芽》的产业链价值链已日趋完善”.[20]我们可以说,至此,在商业之手的推动下,新概念作文完成了商业化的过程.由此,脱胎于新概念作文的青春文学成为商业化文学生产中的一个文学范畴,针对它的批评也便集中在了“市场宠儿和文坛弃婴”、“被主流冷落的80后写作”、“缺乏应有的文化担当”、“对文学传统的拒绝”等方面.
三、“青春”的边界：“青春文学”的基本审美形态
虽然为“青春生活”代言立传,几乎是当下所有青春文学家的自信,但作家的创作倾向似乎并不能超越历史的“诡计”.在特定时代文学生产机制的作用下,“青春文学”的审美生成的源泉并不一定就真是“青春生活”,当我们发现“青春”的形象塑造和表达特征,都体现着当下文学生产机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只能说当下“青春文学”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关于“青春”的“审美幻象”的生产.而在与当下意识形态“合谋”的性质上,“青春文学”的审美形态与许多“”并无二致,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松散的个体”
“青春文学”的主人公往往具有“松散的个体”的特质.也就是说,青春文学所“区别”的人物的主要观照点是外形和性情,个体情感感受构成对话的主要内容和行为的主要动机.很明显,人物的社会属性被“省略”.以情感属性对待人,而不以社会属性评价人,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在人的社会属性被无限放大,导致了对于人性情感的压抑时,对“个体”的重视和情感中心写作方式,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个体和情感的价值也能够得到充分彰显.但当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排斥社会属性,一味地强调个体性情差异时,对“个人”、“情感”的渲染反而导致“个体价值”的“虚无”.有学者指出,“激进的个人主义”是当下时代的共谋,“感性、情感、体验等个体主观经验被作为跨越人的分裂式生存的解决方式,个人可以在‘审美’之中成为一个完整的正体,从而试图更为干净地撇清其与国家/社会等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21]而大量的“”中,人的社会属性也往往被弱化,人与社会的关系被亲属关系、交际关系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青春文学”所描绘的“个体”竭力渲染“青春情感”的超功利性,标立与“年轻”有关的种种代际特质,但由于“”也并不注重社会性,所以“青春文学”的“个体”和“”的“个体”在很多时候只有“性情”上的“差异”,而这种“个性差异”如此“泛滥”,以至于我们根本看不到“差异”的价值所在.
渲染“青春情感”,强调“个体差异”,而忽略这种“情感”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正使得青春文学的主人公构成一个个貌似各异实则共性十足的“群类”.这个群类的特征逐渐明晰为经济优越的青春少年和经济条件恶劣的两类.前者缺少生存的焦虑感,鲜有学习工作的“功利化”倾向,无须为生活环境的愚昧和落后担忧,因此家国观念淡薄.这类少年表现出“非功利化”的倾向,他们单纯、善良、恬淡自守,不为物质诱惑,不做无谓冲动；而“另一类”青少年,缺少社会经济条件的青少年,他们的“情感”似乎就不单纯可爱,因为“功利”而导致“情感扭曲”.“青春文学”的价值立场是“反功利”的,这种价值判断本不应该与“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偏偏看到“个体性情”无可奈何地透露出青春文学作家所刻意回避的社会性.“青春文学”的价值立场由此暴露出其从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的价值观的性质.
“超越历史的当下”
青春文学作家的“现实”具有“省略”时空的现象,他们的叙述一律采取现在时,但这个“当下”却是个“模糊的当下”――没有时代的标志,没有具体的空间.特别是,时空的“虚幻化”越加成为青春文学的发展趋势.“故事新编”和“穿越小说”成为青春文学流行的创造模式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青春文学对于“历史”的书写中,存在固定的模式.主人公大多天生美貌难自弃,只不过对于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她们必然有心属的男子,该男子也对之呵护有加,不过总有天不遂人愿的种种“外因”,让她们的感情难逃悲剧收场.对于“外因”的叙述不是重点,它们也许是“兵乱”、也许是“疾病”、也许是“误解”,也许是“前世孽缘”等等,但都不过起到成全悲剧结尾,烘托感伤气氛的作用.人不在情难收,也缺少异常丑恶的对立面,这样的故事的目的不在“惩恶扬善”的教化,而只是表达心绪.优美而哀伤的心绪“纯化”了历史的复杂性,金戈铁马、恩怨是非都成为一段感情心绪的注脚.当然,也有以男性作为主人公的,但故事的叙事往往指向捉摸不定的感情因素,而非社会历史规律.
时空的“虚幻化”虽然使得青春文学书写“历史”的作品显示出脱历史的状态,但稍加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人物的语言、心理、追求却显然也属于“当代”.将“当下”普泛化,体现着“青春文学”作家对于创作对象“历史性”的漠视,和对于当下价值观“本质化”的认定.也就是说,青春文学作家并不在意历史的差异性,而将“当下感受”当作衡量和判断一切历史人物行为心理的依据.“以今度古”,这种姿态反而更典型地反映出“青春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性”,它完全服从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并对当下意识形态起着维持和推广的作用.
“形而下的场景化”
虽然青春文学显示出青春的特立独行,但它们大多却表现出对于形而下物质内容特别的亲昵和拜服.首先是穿戴用度的场景化描写.对于穿戴用度的精细描摹本不为奇,但青春文学的描写却有不同,特定的“品牌”在行文中异常醒目.“品牌”是商业活动特有的产物,它是商业化制造出来的有关身份、家世、财富的文化隐喻.而“青春”一词向来的隐喻是超功利,超世俗.在“青春文学”的创作中出现“品牌”,这种看似“悖扭”的结合,正体现出该种“青春”的历史性,即这一代人的“青春”背后有着当下意识形态的支撑.
除了大量穿插的“品牌”外,对“情调”、“浪漫”等文化倾向的推崇也表现出“青春文学”对于当代商业文化的“精神认同”.“青春文学”异常偏爱“情调”,以至于“衣食住行”都在渲染特定物质、环境,以及它们所代表和营造的文化氛围.“情调”本来就是人为制造的东西,它高于生存必需品,指向一种“奢侈”.而在当今商业社会,它与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对“情调”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崇“奢侈”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这种价值立场正迎合着当行的价值观.
与此相关的是对物质属性价值的提升.相较于文化、政治等精神层面的因素,容貌、财富等物质属性的价值被渲染,常常成为悲喜剧叙事的归因.对于自己与物质文化的亲昵性,青春文学作家毫无掩饰：“肯德基和麦当劳是最好的犒赏等每天接下舶来的东西,拆开一只只带来惊喜的礼物盒,用它们装点自己,充满自己.80一代,是‘媚’的一代.”（郭敬明：《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这不仅仅与商业文化带来的物欲膨胀有关,这种对精神形而上的“厌弃”从属于后的意识形态背景.远离“崇高”,珍视“渺小”,有着当下“人性话语”赋予的合法性.所以,即使是对于青春年少的一代,“理想”和“”也变得无足轻重,“现实”和“理性”才是生活“理所当然”的逻辑.对于青春的描述中,年轻的作家这样写道：“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和‘梦想’等词汇,万丈.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还太远了.”《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或是,“我没有远大理想,有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理想就是能上复旦.其余的理想皆平凡渺茫得有些可笑,比如我现在就很希望那件我看中的蓝白色T恤明天就打五折.”（《郭敬明成长日记》）这与上个世纪对于“青春”的书写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我们应该知悉,“青春”的变异与年轻人本身也许并没有太大关系,文学场中“知识权力”的角逐,意识形态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幕后之手.
形式的保守性
相较于学术界对于复调小说的推崇,青春文学更喜欢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内视角叙事,即单声的叙事.“内视角”的优势就在于它便于叙述者抒发情感、感慨,这种心绪和感受往往成为青春文学的“线索”和“结构”,并且成为小说叙述语言的主体.与此相伴的是,青春文学作家的小说中少有“场景化”的“动作”描写,甚至以“直接引语”方式出现的“对话”也很少,更多地是“转述式”的画面.“转述”之中,“叙述者的声音”十分明显.即使参杂心理描写,也少有直接的内心,更多的倒不如说是“叙述者”对角色行为动机的“理解”.单声化的叙述显示出青春文学作家对于“社会”多元的“冷漠”,他们满足于被包裹在意识形态所营造的审美幻象中,没有丝毫“分裂”的冲动.
形象的“简化”也是青春文学的形式特点.青春文学大量删减了人际冲突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省略”掉人的社会历史属性和阶级属性,而将之“简化”为外貌和性格的差异.“美”与“不美”,“善良”和“邪恶”,“单纯”和“复杂”,“青春”和“成熟”的“对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故事里总是有两类人物,一类为了爱人自虐般地奉献一切,一类在无知无觉的状态里冷漠自私地享受着一切奉献等这些人物全部是从作者的意念中产生的,他们没有肉身,推动其行动的是作者的意念和情绪.在简单的情节构造和封闭的虚拟情境中,这些概念化的人物一个个疯魔般地走向极致.”[22]对于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对于“复杂性”的“重视”,往往是文学解构意识形态理念限制的“突破口”.而这种“简化”的处理正是青春文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念”传声筒的表现.
可以说,“青春文学”是当下历史性所塑造的“青春”,它将许多“青春”的可能性排除在叙述之外,诸如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或是由理想的失落带来的直切的愤激等等.但“青春文学”本身对于审美生成的“历史性”缺少自觉.这导致了很多时候在青春文学笔下,对于现实秩序的认同有时比所谓“”更要强烈.虽然青春文学中的人物从来不追求“权”与“利”,但有些创作中人物心理、情感的生成越来越与“权利”分化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如《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林岚对于姚珊珊的理解中就赫然包含着“顾小北的父母做事还要看我爸的脸色呢,何况是姚姗姗这个看顾小北父母脸色吃饭的人”的内容.
注 释：
[1] 韩寒：《语文教育的失败》,《内蒙古教育》,2006年第3期.
[2]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3] 顾晓鸣：《专家学者谈作文与大赛》,《萌芽》,1999年1月.
[4] 陈思和：《专家学者谈作文与大赛》,《萌芽》,1999年1月.
[5] 王蒙：《作为艺术的文学》,《萌芽》,2000年第5期.
[6] 韩寒等：《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作家出版社2000年.
[7] 黄兆晖：《张悦然还一个纯文学的真面目》,《《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2日.
[8] 韩寒：《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青春男女生》,2006年第6期.
[9] 《郭敬明博客晒豪宅照讽韩寒没修养》,《新快报》,2010年1月11日.
[10] 韩寒：《我的前卫与荒唐》,《现代交际》,2007年第8期.
[11] 尚飞：《从“新概念作文”到“萌芽书系”――《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访谈》,《编辑学刊》,2005年第3期.
[12] 史零：《一个普通编辑严重的第五届‘新概念’》,《萌芽》,2003年第3期.
[13] 李安东：《乡村比城市更有灵魂的感动》,《萌芽》,2001年第3期.
[14] 张悦然：《起舞,不落幕（序）》,《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5] 《萌芽》,2003年第7期.
[16] 新概念自述委员会：《挑战作文还是青春宣言：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自述（第三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9页.
[17] 《一个一时难以言尽的话题――关于新概念作文的通信》,《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12期.
[18] 韩寒：《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青春男女生》,2006年第6期.
[19] 刘嘉俊：《事关韩寒》,《萌芽》,2001年第7期.
[20] 尚飞：《从“新概念作文”到“萌芽书系”――《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访谈》,《编辑学刊》,2005年第3期.
[21] 贺桂梅：《人道主义思潮及其话语变奏》,《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22] 邵燕君：《由“玉女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