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时 间: 二○一○年八月七日
地 点: 武汉市南京路武汉美术馆五楼
主持人: 刘醒龙(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社总编)
参与座谈并发言的评论家和作家(按发言先后排序):
阎晶明(《文艺报》总编辑)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汪 政(江苏省作家协会理论室主任)
阎 志(卓尔集团总裁)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
朱小如(《文学报》评论部主任)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魏天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执浩(《汉诗》执行主编)
王 晓(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室副主任) 岳 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秀娟(《文艺报》记者)
田 禾(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副院长) 吴 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梁必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醒龙:朱毅部长讲,武汉市一千万人口,竟然有一百二十万大学生,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的大学生,这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我们的城市文化生活和其他的生活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一点我们确实是忽略了.当我们想到城市生活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这个城市的巷子、胡同里面的人,甚至是白领、机关工作人员等等芸芸众生,而最重要的文化人口不知不觉被忽略了.朱毅部长以城市的行政管理者身份提到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文学乡村传统太顽固和强大了,城市在中国文学中是何种形象和何种地位呢所以我们想延续被老师、朋友、同行做过的事情,借“大武汉”这样一个符号来进行研讨,但是这个研讨并不是说“大武汉”就是要说武汉.而是我们为什么叫“大武汉”,“大”安在武汉的头上的意义是什么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请大家以武汉为契机谈一谈城市的文学.
阎晶明:刚才刘醒龙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在强大的农村文学背景下,城市文学确实是一个需要强化的话题,所以今天在这里召开研讨会,我觉得非常及时,这也反映了芳草杂志社关于文学发展走向、创作各方面确实有自己很敏感的眼光.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创作实力雄厚,几乎所有中国现代的著名经典作家,或者是被我们各方面人士所认可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农村题材创作出身.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一百多年的发展格局造成了一种在文学上,甚至在道义上农村题材占有一种优势的地位.在中国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成为经典,成为被领导、专家和大家普遍认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反过来,写城市题材的作家想在这一方面得到认可,特别是要得到普遍的认可度,是比较难的.这与我们文学的观念、价值评判的观念是有差别的.
中国当代文学里真正的城市文学,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包括像《上海的早晨》并不是城市的创作.实际上在评价体系和文学史的教材里面,在专家和评论家的笔下,城市文学是农村题材的伴随物,或者说是一个附属品,甚至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词语.从三十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到新时期以来出现的真正的城市文学,像《上海宝贝》等等,我觉得他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在道义上首先就低了一截,这种高度很难被提升上来.即使现在城市在发展,我们仍然觉得过去的躯壳没有完全的突破.现实中农村题材在道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举一个例子,山西发过一个“农村小伙子放羊”的小说,一个农民在中学门口卖水果,在此期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当然他们不会有任何结果,整个过程就是要写他在城市受到的屈辱、冷漠等等.最后小说的结尾就是他离开这个城市,返回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非常愤恨,回头朝着这座城市洒了一泡尿,并对这个城市进行了报复.但是我们并不会对这个小说痛恨,反而觉得淋漓尽致.
这类文学作品其实是很多的,包括前几年流行的文学创作,大多写的是一些农民工进城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和对这座城市的愤恨,大家没有觉得这种作品不好,反而觉得这是来自底层、正义、良心的声音.从鲁迅写作的传统来说,其实农民一直都是在我们文学作品中好像是最真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总体来说,中国的文学从理论、道义上都需要突破,当然也需要我们转变文学观念,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远远没有完成.包括我本人对《上海宝贝》这么写,当时也觉得有问题,其实现在看它也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声音.我们对韩寒,对上海世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有很多质疑.这种质疑表明即使在很大层面上人们实际上在向城市趋同,但在生活方面往往也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是城市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文学刚刚起步,很多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都需要解决,这说明城市文学需要证明.说到武汉,像方方、池莉,他们早年都是典型的写武汉生活的作家,也正是从那以后,武汉的地名、街名都进入了文学之中,至于这些跟大武汉是否匹配,都需要讨论.
总之我觉得提出城市文学创作的问题,非常及时,我想通过这样一次座谈会,大家会在很多方面提出重要的观点和问题.
吴义勤:作为中国文化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说,可能我们更乐于接受乡村文学,因为城市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中国城市的建构是滞后的,城市经验的产生和积累也是滞后的.如果城市的审美想象没有完成,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城市文学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乡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是有合法性的,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也许在今天的秩序和格局里面,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的开始.以现在的审美经验,可能不足以支撑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运动,可能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会有一个文学的兴起,这是我的第一个简单的看法.
第二个看法,我觉得“大武汉”这一个提法非常好,因为跟“大上海”从政治和历史相比,“大武汉”和“大上海”是同样一个概念,而“大上海”的文化传统、包括文学传统可能是“大武汉”所不具备的,因为上海是城市文学的发源地.但是我觉得文学跟我们经济可能还不是一样,有的时候“大”和文学价值之间不是对等的,并不是说建成一个大的武汉,它就会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武汉应该寻找一个自我的方式,不用去和上海比,而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第三个从文学建构讲,要避免运动化的方式.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组织方式来看,用口号化进行文学的组织和操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传统.因此在我们提出“大武汉城市文学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涉及到一种文学生产的方式.其实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独特审美的内涵,要基于自身的需要建构一个“大武汉”文学的形象.虽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国家层面上需要提倡的,但是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品格和自己的思考.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一方面对“大武汉”城市文学的命题很支持,另外也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我们的文学组织这么多年来,既对武汉的文学有很大的推进,又束缚了它,因此我希望在“大武汉”城市文学这个命题里,最后会产生非常好的成果,特别是理论和文学两方面的成果,我们对这个命题以及它的研究充满期待.
刘川鄂:由郊区变市区、乡民变市民,不断地滚雪球,滚成了一座大武汉.几百年来,虽然不断有欧风美雨的吹拂,但武汉更是传统中国在现代的延续,土洋杂混、传统与现代并存,再加上九省通衢、不南不北的地理环境,因而世俗与繁杂是其典型的文化品格.正是在其俗与杂中,物质追求成为其基本追求,平民意识成为一种普泛意识.
与之相适应,所谓汉味小说的品格也是世俗与繁杂的.如果把以武汉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称之为汉味小说,那么,任何一个关于其特征的概括都是似是而非、苍白无力的.大武汉的世俗使表现大武汉的作家不得不面对世俗,要么平视、要么俯视、要么仰视.大武汉的繁杂也带来了汉味小说的繁杂.
单从写作姿态和价值取向而言,大多数汉味作家取“平视的姿态”,追求对市民生活的“仿真书写”,没有明显的情感褒贬.如吕运斌、何祚欢、彭建新、巴兰兰、钱鹏喜、徐世立等,对武汉的人情风俗、历史掌故、方言俚语,汉腔楚调,他们烂熟于胸、绘声绘色.对武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人群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生命状态,他们精细刻划、惟妙惟肖.他们用虚构的故事塑造了泼辣、粗犷、精明、世俗的武汉人主体形象,诠释了汉味文化的特质.
也有的作家带着“审视”的眼光,以知识者的启蒙立场与理性,关注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仿真描绘的基础上自觉渗透着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如方方表现都市人的价值迷茫、胡发云书写都市知识者的启蒙困境、刘继明探究都市农民工生存艰辛的体制性因素、张执浩解剖都市边缘人的生活、阿毛刻画都市知识女性的情感焦虑.方方说武汉是座到处都弥漫着商业气息的城市,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浓郁的艺术氛围.刘继明认为武汉是一座缺少人文传统的城市.这些都直指她的痛处.
等
湖北是一个内陆的农业大省,书写武汉的作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生活体验、人生体悟和审美趣味都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色彩,因此状都市之形殊为不易、显都市之魂难度更大.何况他们面对的是武汉这座中国最难定位的城市.世俗与繁杂,说明她的文化品格有欠完备,还未成熟和定型,表明了她和她的文学表现者在迈向更高的文化境界上尚需艰苦的努力.大武汉向作家提出了大挑战,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疆场.
汪 政:我的主要观点是两点:第一、是对大武汉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走向的想象,第二、对武汉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它的传统作了一些梳理.
武汉的一批作家,从不同的方面切入武汉,确实对未来大武汉的建设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刚才几位学者反复提出的方方和池莉,她们从市民这一块入手,特别对中国城市的存在,担当起重要的写作.刚才提到的刘继明、阿毛,他们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鲜的城市、新鲜的人类和城市的未来、成长的角度,提供了一些经验,还有邓一光等,他们对武汉的革命传统、革命事迹有过更深刻的观察,但是从骨架上说,他们庞大的方式对大武汉的方方面面可能在构架上奠定了基础,我想从旁观者的角度为武汉文学的未来提供了一些可能性的想象.
第一,就是有关武汉文化精神的认识,对城市的品质定位问题,作家应如何看待现在的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西方学者说,现在的人类史就是城市史,而现在,城市史变成了人类史.今天我们写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写城市,所以我们把都市文学作为了一个学术化问题来讨论.对大武汉来讲,大的东西通过什么来凝聚这个凝聚不是现成的,而是文学要参与建设,并且对城市精神有所建设,以此获得武汉人的认同,还有非武汉人的认可.
第二,文学在表达武汉上塑造武汉形象,或者用武汉作为一个文学的形象要做好.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文学史,都有一个作家来诠释他.如果不懂得狄更斯就不懂得伦敦,对老舍不了解,就不了解北京.但是检测如说我们谈武汉的时候,作家是谁我觉得武汉应该有这样一个文学家,因为他,人们才能够抵达武汉,进入武汉的心脏地带.确实,武汉有许多杰出的作家.但是从未来讲,武汉应该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文学形象,还有一个就是虚构的文学形象.
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人物形象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基础概念,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形象的诠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学让我们懂得一个城市的生活,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这个形象是否已经诞生
第三点看法就是从刚才吴义勤和阎晶明说的,作为逻辑起点,我们检测设一下,武汉的作家如何为武汉的都市文学提供新的经验.老舍、陆文夫等,已经积累了都市的文学经验,适合我们现在的都市文学状况吗这些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的都市文学的未来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就武汉而言,何种的方式能够代表未来武汉的都市方式,这更是武汉的文学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武汉出发走向中国的都市文学,再走向世界的都市文学.作为一个正在日渐国际化的大都市,武汉作家应该有这样的野心――从武汉出发,走向中国,再走向世界,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新的都市提供新的叙事方式.这是我的一种期望,让我们共同见证奇迹的发生.
阎 志:今天大家讨论武汉的城市文化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命题.我说几点看法:
第一点,“新武汉”、“大武汉”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性格和文学形象我们需要做什么,这个可能跟文学创造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武汉需要一个什么形象,然后试图通过我们的老作家新作家完善和丰富自己！
第二点,武汉是一个商业城市,因商业而存在.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最大的性格是商业.但是对近现代、当代武汉商业文明的发掘和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还找不出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能够反映或者说部分代表武汉的商业文明.
第三点,我个人觉得武汉现在的文学作品在城市文学这一块并不是特别丰富,但也有几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说作家对这个城市的性格、这种青春的动向把握得非常到位,如最近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总体比起湖北这么强大的乡土文学,我们城市文学应该说还比较薄弱.
何锡章:第一,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经验,以及我们作家从这个城市里面萌发出的审美理念.武汉市是世界上最大的空间城市,首先它的“大”在于空间面积是最大的,第二个“大”就是老百姓对武汉有一个定义就是中国最大的县城.这两个“大”一个讲的是空间,一个讲的是特点,所以我们可以把武汉的城市大叫作“大而不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规划不大,乱糟糟的,给人一种“脏、乱、差”的感觉.我们政府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是用了心,用了力,但是可能不很到位.第二个就是城市人口多.
武汉的精神状态和城市是不匹配的.我生活在武汉,在内部的时候,我们以西方的眼光看城市,在外面我们也为武汉唱赞歌.我们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开阔,所以我觉得武汉应该是可以做大文章的.政府有他们的大手笔和思路,作为文学家我们应当在这个里面做一个深度的定位和明确的形象工作,要知道我们这个“大”不仅是空间的大,而是文化的大,尤其是我们的精神和智慧.我们在先秦时期有一批大智慧的思想者,可是到后来我们变得越来越小气,表面上我们是泱泱大国,其实我们往往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武汉的城市形象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加上码头文化形成的城市品格和市民心态,我觉得这是应该反省的,小农经济的目光短浅导致了人们的急功近利.我们武汉原来那么好的品牌,而今都不见了,都被收购了.比如荷花洗衣机、一枝花冰箱等等全部都不见了,包括汉正街,粮道街都是很有名气的,现在呢这说明空间的大并不能掩饰它的品质小,小聪明过头就影响了大智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文学方面应该是从这方面去展现和警示.
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从历史写到现实,讲人的悲欢离合,能不能再延伸一点我觉得讲武汉不仅要用文学讲,还要从审美经验讲,要逐步摆脱过于根深蒂固的乡村、码头的状态.我们不可避免不可回避历史,历史本身是在现实中,作为文学,作为有理想的文化,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国外也好,尤其是现在的都要有好的发展.
朱小如:文学尤其是小说,按照我的想法它可能是世界文学、城市文学.如果没有商业经济的发展,那么就无所谓文学传播,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个习惯,要把文史部分的融在一起,要贯通.我们应该把文学看成就是文学.尊重文学的独立品格,其实文学应该产生于城市,但是现在变成城市文学还不如乡土文学了.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城市的文学确实不如乡土文学.那么乡土文学为什么会繁荣和成熟起来这个可能跟政治上的发展有关.现在我们对城市文学,应该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
我认为,商业在文学中被遮蔽了,现代文学史就表现出了这个问题,当代的文学史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就一定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因为可能大家不太同意我用“批判”两个字,觉得这是打压的结果,包括阎晶明今天说的《上海宝贝》.其实上海还有一个小说《夕阳》,写的是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期间已经同居在一起,但是彼此不知道个人生活的工作情况是什么.那个男友晚上去偷东西,但是他照样白天跟那个女的谈恋爱,这让我想起了城市其实在生活中建立起了一个个人性的空间,跟我们的大传统和所谓的道德都不符合.实际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个人性的空间以后,就没有了这样的传统.后来我们集体和国家的概念把个人性遮蔽,这是我对文学的一种大的总体的想法.
我很同意汪政刚才说的,我还真的觉得武汉是延续了上海.从抗日战争开始,上海的文化都转移到了武汉,武汉可能是国民政府的第二中心,除了重庆以外,可能是最活跃,最有对抗性、最文明的城市.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这跟“大武汉”的命名是有关系的.但是武汉作家能不能表达出来城市生活这个我是有点疑惑的,就如世博提出的口号,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但是并不在精神上认同它.这可能是现代化比较深刻的原因,可能要做细致和充分一些的工作.
有一次我谈过,池莉的《生活秀》电视剧火了后,武汉的鸭脖子也推广了.但是这个商业从来没有被作家通过武汉这个商业城市书写.我们在批判乡村的时候又要树立一个城市的概念,现在所有的作家都站在城市,站在先进文明的角度说话,但是现代作家都不站在这样的角度.因此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没有最重量级的作家,是不是因为都没有站在城市这一立场上.这是我觉得很疑惑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下一代的作家可能都不在乡村了,那个乡村就变了,八○、九○后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长大的,这些作家有多少营养,我心里是有所疑惑的.
李建军:现在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乡土叙事和都市叙事在当下形成的现状.五四时期,它的叙事风格是感伤批判的,这种叙事对中国的国民文化有一种现代性的批判思考,后来,发展到了四十年代的革命叙事,接着发展到了另外一种叙事.从四十年代到现在我们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傲慢的、偏激的模式,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是一种怀着对都市的幽怨忌恨的模式.这说明已经发生了倒退,前面大家提到了对都市人的嘲笑,我们都有一种道德、情感上的认同感.比如有一段时间流行的散文,像《一个人的村庄》等等,包括张炜等作家的小说叙事充满了对城市的傲慢感,我们是接受的.我认为他们是相同的:缺乏对都市人文的一种向往和理解.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生存模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如果说乡村是封闭的,是以家族血缘形成的世界,它具有极大的排斥性、封闭性.中国的城市,如川鄂讲的,它是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政治和军队的需要所形成的一个堡垒,它有很高的墙,很深的城池,是战争的工具,跟现代意义上开放、利于交往的城市是不一样的.这种现代的都市我们曾经有过比较接近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同主张、不同价值观在知识分子之间和平共处,到四九年之后,城市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村庄,僵硬的组织方式和刻板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普遍的参与到长幼有序、不准越轨越矩的反常规的现状中来.
有了国民的规定规范,有了理性的交往方式,便形成了高度的国民化的社会.比如托尔斯泰住在乡村,他对乡村风光有很美丽的描写,但是他所写更多的是都市化的问题.而且他经常去贫民窟,无论是《战争与和平》、《复活》虽然都有大量的乡村背景,但是有更多的都市生活的内容,而且涉及的也是现代的生活.另外一个是莎士比亚,他写的是城市生活,威尼斯的现代城市生活,而这些生活不再具有一个地域的狭隘性,不是一个地域的空间,而是整个人类的空间,所以都市是人类新的文化空间.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写的是家族的仇恨,写如何达到人的和解,像《威尼斯商人》就是写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克里奥批莱尔》是都市生活的主题.
老舍的写作,我觉得比张爱玲更能反映城市性和现代性.他涉及的就是个人与国家、时代政治的关系.在茶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王利发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总是受到政府和乡村的干扰,结果不能够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活下去,最后把自己的茶馆点着了等这在乡土叙事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其实还有一个作家路遥,虽然我们把他归纳在乡土作家里面,但是他在《走向大都市》中写的是一个农民接受了一定的知识,如何摆脱乡土,走向城市.
但是中国人现代都市的意识、现代生活的意识并不强,乡村的趣味性代表了现在封闭、落后、庸俗的乡村形象,我们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看到的就是这些,像《不差钱》、《卖拐》等等都是关于钱的.而周立波,他体现的是公民性,而不再是农民性,关注个人与权利政府之间的关系.现代文明包括很多的公共设施,都没有围墙.我们即便写的是一个狭小的地域的故事,写的是一种生活,但是是面对全人类的内心世界在叙说.
当代文学的作品,我觉得是城市文明的文化作品,应该有一个现代历史的问题,现在很多的作家的历史价值观太直白了,陶醉于那种乡村文明的简单的诗意和粗糙等等.
魏天无:一座城市应当有自己的文学形象,特别是对于武汉这样既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有兼容并蓄、多元杂陈的文化内涵,也有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的现代大都市来说,更是如此.文学形象是城市精神底蕴的具象呈现.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形象,那么,城市越是发达,越是繁荣,越是会成为荒原.城市可以复制,城市的文学形象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丰富多彩的.城市有没有自己的文学形象,这种形象是否深入人心,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人文气息、文化关怀的重要标准.
城市的文学形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城市生活的林林总总.正是通过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刘继明等作家的大量的优秀作品,使武汉和武汉人的形象、性格、气质、生活方式等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谈论,所向往.二是人们经由这些作品所感受到的作家的精神气质、人格魅力.也正是这些作家的充满活力的精神创造力,对于文学、对于文学创作这种职业的执著、真诚、淡定,对于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抱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之心和热爱之情,让阅读他们作品的人们对这座城市保持着新奇感和亲切感.
作家是城市文学形象的创造者,是城市文学形象大使.无论他们是否以城市生活为写作题材,他们与城市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群聚居之地.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急剧扩张,一方面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拓展了创作领域和表现手法,就像波德莱尔说的,“一个喜欢各种生活的人进入人群就像是进入一个巨大的电源”,享受着巨大的快乐,另一方面,身临其境的作家会有更多的矛盾、困惑.特别是在当下,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空前发达和普及,它把少数人的语汇、强势的语汇强加给大多数人,把商业语汇及其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套在所有的生活经验上头.那些不断出新的流行的话语、观念,也可能对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产生简化、控制等不良影响.作家应该对充斥于传媒中的套话、习语保持警觉、批判,而不是徒唤无奈,更不是趋附和迎合.如果说,抹却个人生存体验、取消人的独特性的所谓知识暴力、话语霸权到处可见,大众传媒的影响又无处不在,这使得文学书写很难扭转大局,但作家也不该放弃文学的责任.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看见了自己.”因此,作家既要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到时代中去,又要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还要在寻常生活中怀有谦逊和尊重之心.如果作家一味追逐时尚,追逐新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他的创作可能只是荒原上一个无生命的物件,如果作家一味采取怀疑一切、抵抗一切的立场,抱持着某种不自觉的优越心态,那么他笔下的形象要么是残缺的、缺乏温度的,要么与人们的生存体验相隔膜.
城市的文学形象是作家、作家的创作和他的作品的结晶体,或许它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展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之道,容纳、善待每一个生灵,让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伸张、享有他的权利.如果作家具备内省意识,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文学创作才有可能更加独立自由,更有趣味,城市的文学形象才有可能矗立起来.
张执浩:据我所知城市名前冠有“大的”就是“大武汉”、“大上海”,为什么会这样称就是大家刚才说的,它有码头文化,是近代商业的城市化进程一个重要的标志.实际上从商业化讲,武汉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商埠,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他成了工业化的城市,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武汉的商业化进程才慢慢的发展起来.可以说,武汉和上海相比,上海一直保持着商业气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武汉的定义和与它相配的商业文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中国自古以来凡是经商的人,都需要心机,在人和人的交往中产生商业.武汉人和上海人确确实实在性格上有差异,上海越来越走向精密,武汉则走向了粗犷.
所以应该说武汉在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几十年时间是远远落后上海的,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武汉的作家绝大部分是从上海发表了作品而赢得了广泛声誉的.武汉的文学进程,和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汉作家是上海文学的一个基地.同时从城市化的进程说,也是无可比拟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城市文化,包括城市写作的时候,可能要有侧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四个问题,明显感觉到商业文明是不利于诗人的,上海没有好诗,但是上海还有更好的作家.
武汉保留着诗人的气质,有瞬间爆发的和冲动.在推动现代的发展建设中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不像上海的文化,更加精致更加有心机.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心机,但是诗歌中不需要,诗歌就是瞬间爆发.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要认清我们自己城市的强项和弱项,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武汉的强势,真正地凸现大武汉格局下的武汉文学的特质
王 晓:我觉得这次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一个是快速的一体化的发展,把距离和地域拉近了,但是从创作的角度讲,确实是有一些难点,因为现在小说的年产量尽管是几百部、上千部,但是我们发行量中都市的比重大于农村的比重.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一个地域的内涵要表达出来,我觉得首先应该强调背景下的特殊色彩,一定要尊重文学特色和文学本职的重要性.
马步升:我感觉今天的主题非常好,在我个人的认识中,很多国家城市的建设都与它的水流流向有关,所以我们东西南北城市的格局是比较统一的,水流决定了城市的大小,众水回流的地方都聚集了大的城市.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大小小的人文、水的活力带来了生命,也带来了水源,这就是城市.我对城市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汇聚起来以后,各自取舍,互相妥协,形成了现在的每一个城市.比方说不光武汉这种特大型的城市,包括很小的城市也都在打自己的文化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化热潮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源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感.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滔滔时代大浪中让城市成为“一览众山小”的大浪我们都有这种身份的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武汉花这么大的气力提出自己城市的文学形象,树立自己的大品牌,这是一个时代潮流.要注意是汇入潮流中,而且不要被潮流淹没.武汉的作家可能在这个方面为武汉形象的塑造会做出他应有的贡献.
岳 雯:我想谈一谈城市的形象,有三点:
第一、城市如何做出文学性我们如何用文学表现其实我们是困惑的,武汉为什么会进入这种文学领域,为什么会具有文学性可能一方面跟气候有关,因为这里的人,因为他们的豪爽,比如武汉女人性格泼辣,敢说敢言,这种丰富性使我们进入了文学的领域.
随着城市文学形象的深入,我关注的是“文学”种类本身的显著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唐山大地震》,其实可以发现,同样是文学,小说和电影就不太一样.在小说里面人遭遇了极端的命运的改写以后,他依然会持续接受命运对生活的一种成全和改写.但是在电影里面他更多的是抚慰人心,我们得到了温暖和明亮的东西,所以电影更适合表现温暖的东西.小说是一个人欣赏的,他需要更疼痛、尖锐的东西.所以武汉是不是具有这种丰富性、包容性,能进入文学的领域这其实是我们今天重新要思考和出发的命题.
第二、我们目前对城市文学的表现.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是武汉的革命性,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像武昌起义等革命事件,都在被淡忘和遗忘.其实在武汉,我觉得没有哪个城市像我们对历史的事件有着这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很多作家的小说里也不断地回溯这一事件,具体的作品我就不举了.其次就是明显的市民性.然后就是江湖性.这个城市和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一个内陆城市,长江、汉江都在成全内陆城市的灵性.如果没有水,不知道这个城市会怎样.这里的人有着一起承担、重承诺的武汉性格.这是我目前梳理到的武汉城市的三个表现方面.我觉得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们的体验方式都比较暧昧.这种暧昧就是一种首鼠两端、比较单纯的暧昧,一会说必须为城市的大力发展高唱凯歌,走这种战略性的道路,一会儿又说要回到乡村,在这两点之间摇摆,却没有说我们对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思想和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使得城市文学“不够体验”的原因,我们必须把这种体验深入到历史当中,这个城市之所以具备文学性,是具有历史的内涵的.我们对城市的体验和想象是缺乏一种信仰性的、根源性的,我们总是关注城市表面的飞速的发展,而使想象缺乏了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技术方面的,我们如何想象和书写城市.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要有一种空间感,就要把具体的空间升华,给他具体的描绘,现在我们看到大家还是泛泛而谈.在其他城市的想象和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空间描绘,北京的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城市形象的主要来源.有了这个,整个城市就建立起来了.比如说上海的文化,它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主要的表现现象.我们对武汉的文学形象的表现,其实是找不到一个着力的空间,如何加深这种空间感,强化对空间的描写,对城市种种复杂的情感组织起来,使无序的东西变成有序的东西.
何言宏:对于这个题目我觉得有两种理解方式,一个是文学写作对城市形象的塑造的问题,最近几年好多的会议是以这个为主题的.从知识界到文化界,都非常注重中国文化形象的问题,很多会议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对一个城市的书写和塑造是多元的、丰富的、有差异的,而且是历史性差异的,他们之间会有补充,会有差异,有冲突,有距离,会上升到一个政治甚至是法律的层面上.其实城市形象自身也是这样的,有时把好的城市形象展示给大家,有时也会有负面形象的塑造,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
当然这是文化的一种性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形象的制造中,乡土形象比较发达,城市形象就比较偏低.这其实牵扯到一个政治问题.具体谈到武汉政治形象塑造的问题,是它的市民形象呢,还是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还是商业化呢我觉得是启蒙立场还是市民立场,这是形象的政治问题.我个人觉得在这种形象塑造当中,可能应该更加自由多元而不是一种行政的方式,当然行政也应该倡导,但是作家应该去书写.
另一方面现在关于中国形象、地区形象、城市形象的理论很热,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形象的问题时,容易产生一种迷失.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文学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写人.所以我觉得书写或者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问题,要超越到人类和人性的问题上.我赞成建军的观点,不能迷失在这个形象的塑造当中,要回到人类和人性的问题.
第三个想法就是对城市文学形象的理解,武汉的很多作家有很多的理解,形成了一种武汉的城市文学形象.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芳草杂志社这几年,是武汉的文学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起初看到改版后的芳草非常震撼,有很多的栏目比如说对批评家的重视,对活跃丰富我们的文学生活,对文学史的补缺是非常重要的.
从学术说,实际上我们对当代史和批评文学互动这一块重视得不够.我觉得芳草这几年强调的批评家的研究,在客观上丰富了我们文学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补充意义.举办的大奖等等活动对丰富这种文学生活、给我们想象武汉的文学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秀娟:武汉的文学人对武汉现在的文化形象和文学形象,有一种更大的追求,我倒不认为要表现和书写什么,我觉得武汉是座热情的城市,有一种更高更远大的城市理想.当我想起武汉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有《芳草》,有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等等.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的共同性远远小于他们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武汉文学的丰富性更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理解是城市也许以后成为我们在书写上的共同性,但是大家更多地会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去表达.我也是倾向于从更模糊地、更大范围上理解城市的文学形象.
第二,我也不觉得大家都要以一种展现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态度去书写.因为城市和乡村很大的不同在于乡村有几代人的生活,从时间的纬度说,几代人有同质性,所以它的共同性是非常的明显.城市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阶层的多样化.所以每一个作家的写作立场是不同的,有对土生土长的市民生活的描写,还有来到这座城市打工者的眼光,所以我觉得只有包容这些不同的写作,才能对这个城市有完整的表现.
第三,不要对现在这种乡村写作和城市写作有太大的焦虑.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是从乡村里来的,文学是要表达个人的自我的经验和人类的经验的共同点,那他的通道就是建立在乡村的经验上.在八○、九○后的文学写作中,一个城市阅读群体的兴起了,所以即使我们不去推动他,他也会有一个转向.
田 禾:我认为大武汉的城市文学形象不应该局限在我们当代城市文学形象,应该还有我们的现代形象和古代形象.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现代还是古代,我们的文学都是与一个城市的互动.不管是怎么互动,文学都是城市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
吴 艳: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说起大武汉的感情是特别的深.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武汉有谁北京有老舍、陆文夫,武汉有谁这是我们武汉要反思的,也是武汉的评论家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有两个数据很重要,一个是刚才说过的武汉城市人口和武汉大学生人口的比例,后者占了十分之一.武汉的诗歌就写得比较好,因为大学生的年龄就是一个诗歌的年龄.另一个是我在传媒上看到的,三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人口比例不高,经过了三十年,我们现在城市化的人口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了,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如何去观照它我们现代的视角在哪里这不仅仅是评论家的问题,也是作家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武汉地区的作家对现实非常地投入.这当中有长处也有致命点.职场的情绪能不能成为艺术的情绪我举一个例子,艾略特他怎么表现城市性为什么在城市生活当中我们向往的是乡村的价值判断用一种批判和批评的眼光看待的话,就是我们作家应该要反机器化,要回归人性,那么人性在哪里物质那么的丰富,不能够掩盖精神的荒原.但是从负面看,我们想精神回归乡土田园的话,实际上也是精神不愿意长大的一种表现.当我们遇到现代隔膜的时候,我们需要终极关怀,我们想回去,在精神上不愿意长大.所以我觉得大武汉的形象,包括文学的形象,实际上有我们的视角问题,有作家、评论家的问题.
梁必文:围绕着城市的文学形象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武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城市文学形象怎样才能让这个城市充满文学性怎么去表现这个城市,塑造城市人物的形象怎样才能反映出城市人的生活状态这些问题不仅是当代文学创作要思考的,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中,贡献美的、人文的创作.
刘醒龙:文学形象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大或者强化,导致产生这类形象的日常因素.正像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将西湖边的杭州放大或者强化成为一座浪漫的爱情之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关于南京路和外滩的小说与诗歌,将十里洋场当成了上海的城市形象.中国城市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是一个极为重要,在时间又是十分急迫需要研究的.中国人普通热爱鲁迅,并为先生伟大的批判精神自豪.却无法热爱他笔下的“阿Q”和为“阿Q”们自豪.无论如何,将鲁迅先生所塑造的“阿Q”视为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对中国人自己来说,终归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历史遗憾之痛,也是文学界需要深刻思考的.
从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其核心意义总是指向自然天籁,是因为乡村的主体部分是上苍赐给的.虽然我们和祖先一样,在启蒙时代就能熟练地运用神话,仍旧无法颠覆或者再造山重水覆柳暗花明之外的某种乡村.相反,一切的城市和城市的一切,都是人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雕塑起来的,不曾对号称造物主的上帝有过丝毫依赖.人需要什么,就会千方百计在城市里创建什么,现代城市几乎就是人类一切的总和.
事实上,每当人的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人的精神世界里就会出现与相逆反的怀想.这种对一切仰仗引领的警觉与深省,正是在城市化潮流中,文学再次体现自身之伟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城市,无不面临从武汉到大武汉的相同的文化困扰.这种困扰关系到城市的魅力品质,关系到城市人的基本情感和理想,关系到为什么要热爱我们的城市,关系到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城市自豪对于武汉这样巨大,并且肯定会越来越巨大的城市,将一个“大”字冠在武汉身上,实际上也是冠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上.至于是伟大的“大”,宏大的“大”,或者是好大喜功的“大”,甚至是《红楼梦》中那类赖大家的“大”,文学的导向性研究,应当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